延安红云平台编辑按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和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李忠全教授，向读者推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写的《红色延安的故事》丛书（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他认为这套丛书政治导向正确，内容丰富多彩，史料翔实可靠，故事情节生动，可读性强。特别是注意历史事实的真实，反复查对核实，不随意捏造，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基本纠正了在延安长期流传的一些不真实的野段子。

下面，是从李忠全同志《读<红色延安的故事>感言》（发表在2016年11月23日《组织人事报》）一文中摘录的一节。

延安是革命圣地。战争年代，中共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战斗了十三年，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和经典有趣的故事。要讲好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必须注意历史事实的真实。但是，长期以来，在延安红色文化的宣传中，对一些重大事件、一些经典故事，有添枝加叶甚至胡编乱造的现象。也有的则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随意捏造。我读过不少有关延安革命历史和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的故事类图书。相比而言，我认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写出版的《红色延安的故事》丛书，从编者到出版者对此都特别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审稿达3个多月，反复查对核实，现在看基本纠正了在延安长期流传的一些不真实的野段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

1.关于雷击事件。这个故事现在全国公开出版物中版本很多，但都把这个故事演义得面目全非。比如把1941年5月31日至6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持召开的直属县市长联席会议，只说成6月3日那一天的会; 把本是安排生产、选举、运盐、公债等有关经济建设，硬说成是征粮工作会议;许多版本都说群众讲怪话、有怨言是征收20万石公，负担过重。实际上把事情弄混了，征收20万石公粮是骂后才征的，尽管群众有怨气，但1941年不征20万石公粮就会饿死人的，那是经过清仓后按供给人员计算出来的，而且那一年任务完成得相当好。应该回答6月3日前群众骂声的原因，杨延虎老师编著的《毛泽东和他的农民朋友》一书，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2.关于陈嘉庚造访延安。许多版本和报刊都说陈嘉庚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见时招待，吃了一顿饭只花了两毛钱，老母鸡还是邻居老大娘馈赠的，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西红柿来做菜等“感人细节”，而对比说蒋介石在重庆宴请时一桌饭竞花费800大洋等等。上述情节全为编造。国民政府为迎接陈嘉庚一行，拟列支招待费8万元，陈嘉庚知道后即公开登报《启示》，拒绝一切公款招待。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说:在重庆期间，连卧床都已自备，膳食桌椅板凳餐具等，都由慰劳团自行借来，伙食自行解决，每8人一桌，每天伙食费140元，慰劳团在5月1日离开重庆之前，共花费6100块钱。整个重庆慰劳期间，仅两辆巴士（车）及燃油由政府供给。至于毛泽东的宴请只花两毛钱也似乎言过其实，令人难以相信。

3.关于固临调查。这个调查的起因是为了迎接中共西北局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于1941年9月24日至11月25日，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带领柯华、秦川、石俊、魏啸天、吴文䢯组成调查团，在固临县3个区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但以前有人说这次调查是毛泽东组织的，特别是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访谈，将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何载说成是当事人，并将主题定为从雷击事件到固临调查，也当作全党发动大生产运动的起因。记者们不知情，雷击事件后毛泽东组织了中央宣传部一个调查团去安塞调查，由赵毅敏任队长，胡乔木任指导员，与农民扭秧歌，搞清了群众有怨言和骂声是负担过重，但群众能理解，相信共产党。毛主席听了赵毅敏汇报后说:这叫做赵匡胤下乡，同农民扭秧歌，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这个调查报告没有看到，但参与调查的中宣部干部陶端予同志回到西安讲述了调查经过。书稿中刘传磊同志撰写的《李卓然与固临调查》，就是专门纠正社会上流传的这些诈误。

4、关于幸福渠的修建。在一些公开出版物中说这条水渠是任弼时同志提议修建的，而且说毛主席也参加了修建。枣园旧址的简介牌上说是由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资修建的。实际情况是，这条裴庄水渠是1939年9月由边区政府拨款4000元，并发动群众参加水利合作社人股修建，于1940年4月建成。任弼时同志1940年3月25日才返回延安。他回来时水渠都修成了，怎么能是他提议的呢？毛主席那时也没到枣园，怎么参加劳动，从未见到报道，也没有同志回忆说参加。修建裴庄渠的目的不是专门解决枣园一地的水利问题，而是想作为示范，说明在边区能够修渠打坝，能搞水利，还在各县设立水利委员会。这次书稿中，把以前的这些误传都纠正了。

5.关于毛主席给枣园群众拜年。对于这个故事，说法很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巨才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说1945年春节，大年初一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给枣园村群众去拜年，带着糖果和春联，编造了周恩来与杨成福乡长的对话。实际上，这次拜年只有毛主席一位领导，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去。他按照当地习俗，带两个警卫员，端了一个盘子，两盘菜、一壶酒。这是当事人杨成福同志回忆，对外讲了多少年，我曾与他一块工作达9年，已有整理稿;再就是贺清华当时跟着去的，他先后回来多次，不仅当场讲，《红旗飘飘》上还刊登过他写的文章。如果大家认为口述历史有误，请查阅1945年2月19日《解放日报》，当年刊出《本市西区军民向毛主席拜年》一文，称2月14日(旧历正月初二)，上午11时，本市西区老百姓、警备团、枣园机关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一百余人， 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携带酒膳礼品，齐集某某俱乐部(指书记处礼堂)，给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同令，以及边区林主席、李副主席等拜年。这里说的是初二群众给毛主席拜年，但文中报道说，毛主席并谓:“我昨天到区政府去看过，以后还要到裴庄、邓家沟..去拜访大家。”， 当时枣园称西区，区政府和枣园乡改府合署办公，区下有3个乡:枣园、裴庄和邓家沟乡。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和杨成福回忆基本一致，就是有一个数字不对。毛主席说:“像西区枣园村27家人，去年过年杀了6口猪，今年过年杀了19口猪。老百姓是发了。”而杨成福的回忆说当时枣园村24户人，过年杀了18口猪。毛主席说明年争取每户杀一头猪。当然报纸上所说是正确的。

6.关于市场沟口对联和市场沟举行骡马大会。1938 年11月延安城遭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后，边区政府为繁荣市场、发展经贸，方便居民交易，开辟了新市场。在进人市场沟大门柱上分别嵌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下联是“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据延安纪念馆多年调查，说这幅对联是郭化若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三坚持三反对仿毛体字刻在门栏上，并不是一些人说的是毛主席专门题写的。还有-件重要活动，当年在延安为了活跃文化生活，曾多次举办过骤马大会。有些介绍说，骤马大会是在市场沟进行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不仅出席，还在那里吃过饭。实际上不妥，所谓骤马大会，不是交易骡马，而是进行骡马比赛，看谁家骡马跑得快，通过比赛排出名次给予奖励。而人们都要去观看，商家借机销售货物。市场沟狭小怎么能让骤马跑，实际上比赛地址在南关大操场。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去看比赛没有，未见过报道，但毛主席出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年会后，在市场沟胜利食堂吃过饭，吃的是“三不沾”，这是于光远同志写文章回忆的。

7.关于延安人民给毛主席敬献《人民救星》金字匾。关于延安人民给毛主席敬献《人民救星》金字匾，应该肯定是川口区6乡人民。其根据是1946年2月17日《解放日报》第二版的报道。该文称:“昨日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以"人民救星”的金字大匾献给毛主席。”但报道最后说: “献匾时，毛主席因公外出，委托他人接应。”经考证，1946年元宵节这一天，毛主席去了延安县南区合作社。这就否定了一些人的文章说:献匾后毛主席拉着杨步浩的手说了那么多话语。这个故事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么，毛主席接“人民教星”匾牌的大型照片又怎么去解释呢?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证的。按照杨步浩自己回忆，说照片上那两条腿就是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川口区六乡人民这次送匾时毛主席因公外出，委托他人接应。那么，毛主席接“人民教星”匾牌的大型照片又怎么去解释呢?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证的。当年延安市商会毕仲辉也写过“人民救星”匾牌的字样，应再做调查。

(注：标题和个别地方文字略有改动，特说明。延安红云平台J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