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44名中央委员里一共有4名全票当选,任弼时就是其中之一。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说过:我们党里找不出一个人对任弼时人品上有意见。
任弼时在党内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人?他以自己的光辉业绩、品格风范、政治智慧等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具有求实精神的留苏派
1920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方兴未艾,任弼时年方十六,便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他和萧劲光、任作民等人负笈苏俄,几经波折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三年。1922年冬,任弼时在东方大学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党员之一。
任弼时在苏联的刻苦学习和社会活动为以后的斗争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相反,在取得马克思主义“真经”后,任弼时一回国就感到国内的斗争“缺少实际经验”,并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作为一个没怎么接触过斗争实际、以学生身份出国的“高起点”留苏派,能这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着实不易。
不仅如此,任弼时还将理论联系实际变成自己的工作作风。他重视调查研究,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在陕北,他利用打猎的机会,跑到农民的山庄问农民收的粮食够不够吃,帮助他们研究生产门路。在北京,他利用警卫人员到街上买东西的机会,调查商人的生意好不好,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如何才能繁荣市场。
1948年,任弼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个讲话有多重要呢?在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时,毛泽东专门决定发表这篇演讲,而不是一月决定草案(注:1948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几个基本政策的决定》)。在毛泽东看来,“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充实”二字的背后,是任弼时带病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的二十多个村子进行调查、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各解放区土改情况的积累。
能力出众却谦逊低调的领导人
任弼时是一位能力出众的领导人,曾是五大书记之一,参与了我们党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1938年任弼时第二次赴苏,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他争取到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支持,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和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时期任弼时在莫斯科的其它工作同样出彩。
翻阅尘封的共产国际档案可以看到,任弼时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共争取到大量的抗战援助。其时,根据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主要援助对象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此有过顾虑,“在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能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共争取到援助,足见其政治水平之高、工作能力之强。
任弼时还把莫斯科当作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前哨阵地,将各类资讯秘密送往几千公里之外的延安,为中共中央提供决策参考。为此,他修复了一度基本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并进一步完善了乌鲁木齐到延安的交通线。
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在1949年2月秘密访华时,评价任弼时为“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位“难得的领导人”还以谦逊而闻名。有一次,一位老同志在与任弼时交谈中谈到他在红二军团整军建党的经验时,任弼时马上说:“你说得太过了,我没有做这么多的事情,这都是党中央领导正确的功劳,是红二军团同志集体努力的功劳。”
在许多他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任弼时和干部谈话,从不随意打断别人,而是认真倾听再发表意见。他常用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
“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叶剑英曾这样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从未计较过什么地位、提过什么要求,吃穿用住极为朴素。他三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积劳成疾,直至因病逝世。牺牲前的几小时,还在考虑朝鲜问题,床头放着文件和地图。
建国初期,任弼时于景山东街寓所留影
曾有人问,任弼时为什么不多注意身体,这样还可以为党和国家多奋斗几年。其实,他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并且很爱惜身体。医生嘱咐不要抽烟喝酒,不要穿带跟的皮鞋等等,他都能遵守,只有多卧床休息、不参加会议,很难从命。
对医生,任弼时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对同志,他说:“每日能做些工作,心上觉得很舒服。”病重期间,任弼时依然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的一生都在忠实地践行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尽其所能做到了极致。对于这样一个无私忘我的“骆驼”,他的选择是为国家和人民流尽最后一滴热血,战斗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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