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名义为“军”，其实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由陕甘游击支队改编的第二团，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刘志丹任政治处长（后任参谋长）。下辖步兵连、骑兵连、补充连、少年先锋队，共22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12月27日，红二团在焦坪歼敌60余人，接着南下歼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自身扩充到300余人，还帮助地方建立了5支游击队。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秦武山先后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文、李妙斋、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治委员。总指挥部所辖的耀西、淳化、旬邑3支游击支队，是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武装。

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土儿梁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出身为雇农的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随后，陆续在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等区、乡、村，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发动群众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形成了东西25公里、南北40余公里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指挥部和后方基地所在地薛家寨，传说是当年薛刚反唐时的屯兵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进驻后，根据战争需要，挖掘战壕，构筑工事，储备粮食物资，设立了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成为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照金革命根据地指挥部和后方基地薛家寨。（李玉泰  摄）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1933年4月，国民党军调集了10个团约8000人的兵力，对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进行围剿，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决定红二团主力到外线活动，留下李妙斋、习仲勋等率领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红二团经过二十多天的机动作战，队伍扩大到500余人。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下，打退了进攻照金之国民党军。1933年5月底的一天，习仲勋带领保卫队员20余人到北梁村开会并驮运粮草，行经陈家坡时，突遭埋伏在坡顶的国民党军袭击，腰部中弹受伤，他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子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得到柳林山庄农民郑老四夫妇的悉心照料。几天后，黄子文、周冬至组织群众用担架将习仲勋抬回薛家寨医治。 

正当照金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担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却强令部队南下创造新的根据地。5月29日，红二团由照金北梁出发南下，经过泾阳嵯峨山时，杜衡借口临阵脱逃，由汪锋代理军政治委员。部队渡过渭河南下渭南、华县、洛南、蓝田等地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二团指战员苦战月余，大部英勇牺牲和失散，少部分人分散隐蔽南山，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在红二团南下后，照金革命根据地遇到了空前的危机，陕西省委遂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治委员，担负起主力红军的任务，同时又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叛变，党、团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区特委在中断了与上级联系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秦武山、习仲勋等特委领导成员，担负起了独立领导陕甘边区斗争的重任。

此时，曾担任“围剿”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起义。王泰吉，陕西临潼人，1924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只身到河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经杨虎城将军具保出狱，任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

7月21日，王泰吉带领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行至三原县辘轳把村时，突遭国民党军袭击，人员大部溃散。王泰吉毫不动摇地率余部带着100挺手提式机枪、几门迫击炮和部分武器装备，向照金进发。习仲勋和张秀山、李妙斋等人得悉后心情异常焦急。习仲勋不顾伤口未愈，亲往三原迎接王泰吉进入苏区，他对王泰吉说：“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重大。”

王泰吉进入根据地后，担任了边区红军重要领导职务并胜利组织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后在赴豫陕边境执行任务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扣押，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年仅28岁。

为了对起义部队和根据地武装实施统一领导，尽快恢复发展红军主力，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及陕西省委派来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的高岗等10余人出席。与会者对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认为当前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苏区，游击队分散活动一再失利，面临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只有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主力红军，才能顶住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并决定刘志丹为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他未归来前暂不公布。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在特委的领导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英勇抗击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根据地的侵犯。

9月中下旬，国民党又以重兵逼近陕甘边区中心薛家寨。在此危急时刻，刘志丹和王世泰历尽艰险于10月上旬回到了照金。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根据地红军主力和游击队的发展变化。刘志丹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吃了一次‘左’的亏，现在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随即承担起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重任，参与指挥陕甘边红军主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数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最高当局再次命令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重兵，分路向照金苏区发动疯狂进攻。红军为了保存实力，分路突围，撤出薛家寨北上，转入南梁地区。在保卫薛家寨战斗中，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不幸牺牲。10月16日，薛家寨被敌占领。坚持斗争在照金地区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群众惨遭杀害。

照金苏区虽暂时失守，但这里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 1934年春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地区开展活动，这里又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中心区域。

薛家寨山上的岩洞是当年陕甘红军居住和战斗过的地方。（李玉泰  摄）

作者介绍：李玉泰，陕西省临潼人，1951年参军，曾任兰州军区新闻干事、《民兵建设》杂志主编、青海果洛军分区副政委、兰州军区党史研究室、军史编研室副主任、第一野战军军史编写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正师职，大校军衔。主持编写和参与编写了《光辉的历程》《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图册》《习仲勋画传》等图书，撰写过数百篇党史军史研究文章和革命英烈人物传记。现为《学习强国·延安红云平台》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