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底，记者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水流高山”的文章《争当秦俑发现人：一场民告官背后的利益之争》，文中提到至少曾有四个人在秦俑博物馆为游客签名合影，声称他们也是发现人，甚至说自己才是“唯一的发现人”。作为30年前陪同美国洛杉矶电视台到西杨村农民杨志发家里采访的官方翻译，我觉得有话要说。经过多方努力，西安电视台记者随我于4月1日冒雨来到杨志发的新家——秦俑新村。

2021年4月1日，笔者（左一）30年后再次来到杨志发家 

我们一下车，杨志发一家就举着伞迎上前来，与笔者热情拥抱，把我们迎进“秦俑发现人之家”，落座倒茶，他的夫人韩老师和儿子杨建斌忙前忙后。杨老说，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无数，但他只记得两个人，一个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一个就是我，尽管30年很少见面，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总是抽旱烟锅子。面对电视镜头，我再次为他点烟，畅谈30年前我采访他的情景。

为了便于各位读者或观者了解事实真相，我将当时发表在“中国旅游报”上的一篇短文《美国记者与西安农民》实录如下：

七月三日中午（1990年）美国洛杉矶ABC电视台记者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扛着摄像器材，沿着秦俑馆门前向北去的一条土路，来到临潼县晏寨乡第一个发现秦俑的农民杨志发家里。这个普通的关中农民小院立刻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

主持人汉瑞先生一把握住杨志发布满老茧的手，并肩坐在院子里屋檐下的台阶上，通过翻译仔细询问他当年打井的经过。朴实憨厚的杨志发面对金发隆鼻的外国记者，一时显得不知所措。这个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人哪见过这种阵势。

音响灯光准备就绪之后，汉瑞先生面对镜头，用美国观众熟悉的声音说到：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就站在第一个发现世界第八奇迹的中国农民身边，坐在他住的院子里，我感到无比荣幸。然后他转过头，拍着杨志发的肩膀，亲热地对他说“如果在美国，你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按照汉瑞先生的要求，杨志发牵着一头羊从田地里走回自己的家，他家的狗在他身边跑着跳着，穿过麦垛村庄，以及村民们晾晒的衣服，摄像机一直跟着他走完这条他已经走了几十年的回家之路。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不就是一幅中国农民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平安宁的生动画面吗。采访结束后，摄影师鲍勃先生将杨志发80多岁的老母亲请到镜头前，让她平生第一次在电视里看着与自己相依五十个春秋的儿子，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1990年7月初，美国洛杉矶电视台记者来西安采访

现在回忆起来，笔者当时的文章将近两千字，由于版面限制被编辑压缩成一篇短文，但不难看出当时杨老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的真实情景。笔者当时在陕西省旅游局宣传处任职，主要负责接待国家旅游局邀请的外国记者。这个记者团我是全程陪同兼翻译，采访计划中有袁家村、碑林等，但没有采访杨老的安排，是我在结束秦俑馆的拍摄后临时提议，没想到美国记者对我的提议十分亢奋，我只好向博物馆的人打听杨老的家在什么地方，在村口问了几个老人，便带着记者团走进杨志发的农家小院，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那个破烂不堪的院子，记得杨老的母亲80多岁，小脚，蜗居在上房的一个土炕上，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被子。院子墙角处立着一个1:1的秦俑，显然是仿制烧造的，头上还顶着一个破草帽。遗憾的是，当时拍的照片早已无法找寻，仅有几张当时美国记者团的工作照。

杨志发家里至今收藏着1974年4月1日把陶俑碎片运到县文化馆的架子车 

由于1974年6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回西安（他是临潼人，妻子在县文化馆工作）采访，回京后写了一篇内参《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引起中央重视，后来在八十年代，有陕西作家毛锜采访过当年打井的农民，写下报告文学《世界第八大奇迹发现记》，因此，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个采访杨志发的记者，但将美国电视记者带到杨老家里并报道出去，我相信绝对是第一个。由于秦俑馆扩建，杨老的旧居西杨村在2006年被拆迁，他和村民们一起搬到了现在的“秦俑新村”。据杨老说，当时盖这个新房，都是政府划定位置，谁的家谁花钱盖房，总共花了20多万，好在对他这个“发现人”还是很照顾，安排在新村最北边第一排，门前就是个小广场，进出都很方便，说是最显眼的地方也不为过。

几十年来，杨志发将当年打井并发现秦俑的经过不知讲过多少遍，不知接受过多少媒体的参访，尽管大同小异，但我仍然认为，这次面对西安电视台的采访和我这个30年前的故人，他的讲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全面、更准确、更有说服力。针对有许多人自称也是发现人的说法，杨老不屑一顾，他坚定地告诉记者，当时打井的有九个人，分了三个组，他和村民杨宜洲、王普志在第三组。由于井底空间狭小，只能容纳一个人作业，其他人在井上开卷扬机运土，是他一撅头挖在了“神像”的脖子上。他还回忆道，由于“神像”很重很大，难以从井底拉上来，就在井底打成几块，运上来就堆放在井旁。他至今还记得，那是1974年3月29日。三天后，也就是4月1日，在他的提议下，他与村里几个妇女拉着三辆架子车，把这些挖出来的神像碎片送到七八公里外的临潼县文化馆。

杨志发家里至今收藏着当年他在井下使用的䦆头，现在已经装在玻璃柜里展示给游人

巧合的是，我们今天冒雨前来再次采访他，也是4月1日愚人节，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种无形的大手把控着世间的一切。

我是这次30年后再访杨老才知道他也是中共党员，还是复员军人，村里的民兵队长，妻子是小学教师，正是这些家庭背景让这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青年农民具备了简单的生活常识和思想觉悟，他之所以提议把“神像”送到文化馆，是他把距离西杨村几公里的秦始皇陵墓联系起来。在杨老家里的墙上，记者注意到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拍摄于1974年打井那段时间，地点在现在的三号坑附近，照片中杨志发蹲在一棵沙果树下，旁边站着自己四岁的儿子杨建斌。我问杨建斌，当时谁也没有照相机，这个照片怎么来的，他说就是打井那几天，他和父亲从姥爷家回来路过这片沙果林，看到邻村一位摄影爱好者和春峰，又名和栓栓，在那里拍照，就求他给他爷儿俩拍一张，就是那种三角架四方盒子的相机。

1974年3月，一位邻村的摄影爱好者为杨志发父子拍下这张珍贵照片

谈到当时拉着架子车送县文化馆的经历，杨老回忆说，当时已到中午饭口，文化馆院子里没有人，他们喊了半天，只听得办公室有人搭话，就是没人出来。最后总算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自称也是秦俑发现人之一，甚至是“唯一发现人”的文化干事赵康民（2020年去世）。赵康民看了看架子车里面的东西，说“可能很有价值”，问杨志发要多少钱，杨说你们看着给，最后答应一车10元，三车30元。回到生产队把30元交给生产队，每个人记五分工分，也就是一个男劳力半天的报酬，价值一毛五分钱。

听了杨老的回忆，记者五味杂陈，感慨万千。更让人尴尬的是，自从送到文化馆以后，再没有人找过杨志发，十几年间好像这件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毛錡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世界第八大奇迹发现记》,外界才知道这几个打井农民的名字。我不敢说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专门提出会见杨志发与1990年我带美国记者去他家采访有没有必然联系，但至少克林顿在访华前从媒体获得过这一信息。更何况从1994年开始，秦俑馆内的友谊商店承包人冯某把杨志发请到馆内，给他发工资，并办了一个“临时工”出门证，他在这里为游客签名合影，也使得他名扬四海。

网上署名“水流高山”的文章说，当年打井队三个组共九个人，1994年开始，先后有健在的打井人杨志发、杨培彦、杨新满都在秦俑馆与游客签名合影，就连当时已升任临潼文化馆副馆长的赵康民也来“蹭热度”，并声言“自己花费许多功夫，把散落的瓦片拼凑出一尊完整的兵马俑”，他甚至拿出“辞海”中对“发现”的定义“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并质疑说，“那些农民研究、探索了什么”。言下之意，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一发现人。文章还说，当时分管全县打井工作的水利专家房树民、赵有科等说，他们既是西杨村打井的组织者，又是实施者，更是第一批直接接触文物的人，是他们及时向县文化局报告，并通知西杨村生产队停止打井作业，才使得兵马俑免于遭受更大的破坏。由于赵康民已于去年去世，这些说法已经无法考证。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里顿在秦兵马俑博物馆会见杨志发的情景

那么，到底谁是发现兵马俑的人呢。

目前国内外普遍认可是杨志发打井时第一个发现了兵马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共识：

一，打井队三个组九个人，确实是第三组发现的，而且是杨志发当时在井下挖到了第一个陶俑。

二，确实是杨志发提议送到文化馆，也是他亲自拉着架子车，与几个妇女一起去的。

三，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为何安排他去与克林顿见面并讲述发现经过，说明官方是认可这种说法的。

四，央视“焦点访谈”等节目组 1994年以前 就采访过杨志发等几个当年打井的农民。

五，杨志发代表国家多次出国讲述发现经过，说明官方始终认可他的“第一个发现人”的身份。

客观地讲，那些打井的农民、文化馆干事、新闻记者等相关人员在发现秦俑问题上都是有贡献的，也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如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可以称为第一个报道秦俑发现的新闻工作者，临潼县文化馆赵康民可以称为第一个鉴定探索并定性秦俑的文物工作者。而真正意义上的发现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如今84岁高龄的农民杨志发。

(编辑：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