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起源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妇女的游行示威活动，并于1924年引入中国。这一节日设立的初衷是为表达政府对社会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的关注。20世纪20、30年代，“三八”节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传播，活动基本限于城市中知识女性举行的政治集会。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中共开始在“三八”节组织面向农村妇女的纪念活动。

“三八”节进入乡村社会之初，纪念活动以建立妇女组织、召开妇女大会为主。参加者多为各地妇女干部，规模和社会影响均较为有限。例如，1938年“三八”节前，晋察冀边区举行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仅14个县的20余名代表。在华北各根据地，这一时期“三八”节的主题也大多围绕展现妇女力量、强化集体认同和突出社会价值来设定，检阅妇女武装是各地庆祝“三八”节的主要活动。

《今年的“三八”——抗日中的妇女》，《新华日报》1938年3月8日

1939年“三八”节，北岳区组织了全区妇女自卫队大检阅活动，来自各村的妇女自卫队达到七八百至一千余人。检阅场上红旗飘扬，女队长喊着清脆的口令，女队员们手持大刀、大枪、木棍、钢叉等武器，有的还佩带小手枪、盒子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三、四，抗战到底！”“一、二、三、四，努力杀敌！”1941年2月，晋察冀边区妇救会在筹备“三八”节活动时，即特别强调纪念会就是检查边区妇女自己的力量。妇女武装的检阅在节前便开始，挑选成绩最佳者参加“三八”大会表演。该年，晋察冀边区纪念大会有万余名妇女参加，在三天的会期中，武装检阅活动就进行了一天。

马达创作的三八节版画，《新中华报》1939年3月6日

抗战中后期，因华北各根据地普遍面临严峻形势，妇女工作的重心也从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转向组织妇女拥军生产。因此，号召妇女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成为这一时期各地庆祝“三八”节的新主题，陕甘宁边区最早将生产的主题融入节日纪念活动。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就“三八”节工作向各级党部发出指示，除按惯例召开大会、发表通告外，还将在延安组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内容包括：举行妇女生活展览会；召开妇女运动大会；奖励学习、生产、工作、抗属中的模范妇女及热心妇女、儿童工作者；慰劳抗属；组织群众大会和晚会等，并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驻军区域中的地方党，望斟酌当地的情况，尽量举行类似延安举行之‘三八’节各项或某几项工作”。

《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晋察冀日报》1941年2月15日

在陕甘宁边区带动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下，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开始成为抗战中后期各地“三八”节纪念活动的主题。各种妇女生产成品展览会、生产计划制定会，以及宣传生产的文艺节目出现在纪念大会中。例如，1943年“三八”节，晋察冀边区在通往会场的路上，摆放了五年来妇女活动的各种照片和毛织物等展览品，会场周围布置有“多纺花多织布”“妇女参加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光荣的战斗任务”等标语，会前各村还举办了“霸王鞭”、“扭秧歌”比赛。

《“三八”国际妇女节北岳区举行盛大纪念会》，《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14日

作为针对女性群体的现代节日，根据地中“三八”节的显著特点是女性成为活动主角，突出彰显妇女力量。同时，纪念活动也为农村妇女提供了宣泄情绪和表达诉求的场域。因此，“三八”节在很多地方本身便是一场斗争大会。个人的苦难被上升为集体的体验，激发起妇女对改变自身境遇、争取平等权益的渴望。在根据地中，“三八”节的活动内容并不像传统节日充满娱乐色彩，而是政府保障抗战和生产顺利开展，对妇女群体进行教育和发动的特定时间。在这一天，妇女们得以暂时摆脱家庭角色，以社会人的身份参与到公共活动中来。同时，妇女从节日中感受到的思想和行动冲击，实际也是接受革命教育的重要过程。抗战时期，“三八”妇女节在革命语境中，不断创新着内容和形式，演绎出一幅带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性别政治画卷。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