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多腐败分子眼里，国外就是避罪的天堂，幻想着贪了就跑、跑了就了，过富足而逍遥的生活。然而，无情的事实打碎了他们的幻想，世上哪有这种天堂！

很多涉嫌职务犯罪的人员外逃后才发现，自己处心积虑贪腐来的赃款，没转出的早已被有关方面依法冻结，而转到国外的，也面临当地执法机构的审查和冻结。很多外逃人员在经济上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相当拮据。

2016年回国投案自首的“百名红通人员”蒋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2011年11月他逃往加拿大，藏身夏洛特敦市。2014年年底与妻子分居后，只能租住在一个八九平米的小房间里。为减轻经济压力，他提出帮房东铲雪以抵减租金。

“刚开始时，没有经验，早上出去晚了，加拿大冬天的雪很大，常常有一米多高。经常因为没有及时清理出车道而受到房东的责备。从那以后，只要晚上还在下雪，我一般都只是在椅子上眯一下，凌晨3点就出门铲雪，此时的温度常常在零下20多度，感觉耳朵都要冻掉了，冷风能吹进骨头里……”听着蒋谦的自述，直让人感觉到一股凉意浸透心头。

安徽省淮南市某开发区原副主任葛宝伟则是另一番景况。2008年刚逃到新西兰时，由于语言不通，担心身份暴露，葛宝伟夫妻俩无法找到工作，妻子不得不放下身段，靠拉二胡街头卖艺换取微薄报酬。后来虽有所改善，但跟“天堂”却是沾不上一点边。正如葛宝伟2015年12月被劝返回国后所述：“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孩子的学费又成了一个新难题。我和妻子在自己的租住处开了家小的超市，房间总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既是超市，也是卧室、厨房，生活得十分艰难。”

对于外逃人员而言，生活上的惨淡，可能还不算难熬的。有的原来想的是到“天堂”，没想到一步迈出，进的却是“炼狱”。

2013年5月，河南省沁阳市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原经理兼渠沟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徐国旗，因侵吞公款畏罪逃至缅甸，2015年5月被抓捕归案。他本来想着那边的钱比国内好挣，去了再重新做点生意。谁知道，刚到邦康，就被一个当地的武装组织逮着了。“按照他们的规矩，每个人都要巡逻。当时就发给我一杆冲锋枪，我背着枪就跟着他们去巡山了。我从来没用过枪，里边荷枪实弹的，生怕擦枪走火。”徐国旗用“心惊胆战”四个字，道尽了自己没有一点安全感的外逃经历。后来，徐国旗一家租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也不敢出门，怕被抓、怕打仗。“有一次，我到菜市场买菜，突然听到枪声，吓得我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家都快虚脱了。老婆问怎么回事，我也不敢告诉她，怕吓着她，只能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有的外逃人员比较“幸运”，在国外也许没有生活困顿，可在精神上却被判了无期徒刑。

杨秀珠，在“百名红通人员”中名列榜首。她于2003年4月出逃，历时13年7个月，先后潜逃至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最终于2016年11月16日回国投案。潜逃荷兰时，过去身为领导干部的她，曾经到中餐馆去做帮工，倒不是生活困难，只是因为孤独寂寞。如杨秀珠自己所说：“给他们帮帮忙，跟他们多讲几句温州话，多讲几句中国话，就是这个意思。”

王诚建，系“百名红通人员”第67号，2005年5月外逃美国，2017年2月被劝返归案。亡命美国十二年，对亲人的思念和愧疚之意，无时无刻不在啃啮着她的心：“由于走得匆忙，我没有来得及和我的父母道别，两个老人被独自留在了上海，从此无人照料。”2016年，她的母亲中风去世，随后父亲也患病住进医院，而她却无法尽孝，尽不到一点为女的责任，内心受到很大打击：“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的心里、脑海里，都会有无法愈合的伤口。”

反对腐败，是全世界共同的价值观。随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采取发布“百名红通人员”、公布外逃人员藏匿地线索等一系列措施，外逃人员既时刻有被抓捕的惶恐不安，也承受着周围人更多的白眼，生存空间被极大挤压。杨秀珠逃至美国后，被关押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哈德逊惩教中心。随着时间推移，她发现连亲属的态度也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支持她上诉，到试探着劝她放弃，到后来，甚至不愿再为她提供律师费和生活费，这给她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蒋谦在回国后说，“猎狐”行动开始以来，我感受到外部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以前逢年过节还能和周围华人在一起聚一聚，转移下注意力，稍减思乡的情绪。但自我被列入红色通缉，我们尽量不与华人接触，哪怕是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当想到别人家里的热闹和开心，再看看自家的冷清和无助，悔恨充满心头。自此，看不到尽头的压抑和孤独始终伴随我，精神几近崩溃。

国外，也许有天堂，可即使有，也和外逃者无关。正如2016年1月经劝返回国自首的“百名红通人员”陈祎娟在忏悔录中所写到的：“英国，在一个普通的游客眼中，或许是碧天绿水、古堡城池。但对于我，一个远离了亲人、远离了朋友的孤独漂泊者来说，永远都只是一个暂时躲避现实的驿站。这个站台，并不宽敞，也并不安全，望着疾驰而过的列车，一直在想：哪一趟，才能搭我回家？”（记者师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