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西安6月7日电 

65岁的郑文才决定再回趟秦岭村。

秦岭北麓，千沟万壑，形成了著名的“秦岭七十二峪”。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的田峪深处，渐渐消失的秦岭村和它的村民们不知与贫穷缠斗了多久。

（一）

相传唐光宅元年，武则天曾镇压了一批为非作歹的贵族子弟，其中薛刚便逃至秦岭村附近的九焰山一带，在此聚义群雄，占山为王。

山高皇帝远，绝妙藏身处。可对昔日的秦岭村人来说，这里似乎还“藏”着无尽的战乱、苦难与贫穷。至今村民们仍能指出哪儿是古寨和古栈道的遗迹，哪儿遭过土匪抢掠，哪儿架过机枪。

1971年，16岁的郑文才从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来到秦岭村落了脚。可海拔1300多米的秦岭村地少地薄，只能种些苞谷、土豆，难以糊口。带着空布袋，郑文才出山买粮了。

沿河道走过四十里峡，蹚过70多道小溪，经金牛坪，出田峪口，才算是出山了。在镇上买好粮食，郑文才再扛着百十来斤的粮食原路返回。

“来回一趟，光走山路也得2到3天，全靠这‘11路车’。”郑文才拍了拍双腿说。

1990年冬天，郑文才28岁的前妻突然病逝。

“山里找不到大夫，眼睁睁看着人断了气，小女儿才1岁8个月。”旧事重提，郑文才红着眼眶说道,“当年秦岭村真是太苦了。”

秦岭村有所小学。据村民回忆，20世纪7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学校，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秦岭村人又自发重建。

“能出力的出力，能供料的供料。”秦岭村最后一任村支书刘简娃回忆。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几个年级挤在一起上课。刘简娃说：“起初老师的工资都是挨家挨户凑出来的。”

（二）

20世纪80代中叶，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正式启动。之后，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极度贫困问题，各地不断探索易地扶贫搬迁之路。

1997年，周至县委一领导一行9人深入秦岭腹地访贫问苦并夜宿秦岭村。2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仍记得那个夜晚。

“听说能搬出去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热闹极了。”回想当晚，秦岭村村民张宝德记忆犹新。

之后，陕西省扶贫部门下发通知，提出“通过移民扶贫开发，使贫困户早日摆脱恶劣的自然环境”，并对符合搬迁要求的贫困户下拨补助资金，同时要求市、县（区）予以配套。

“1户1万元，1人2000元，我一家10口领了3万元。”扛起妻子陪嫁时带来的红漆木箱，张宝德一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秦岭村。

到2000年，秦岭村共计10户45人陆续搬离，定居在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鄠邑区，汉中市城固县、西乡县，以及湖北省随州市等。

2006年2月8日，周至县人民政府发文正式撤销秦岭村。

（三）

秦岭村撤销后，郑文才搬到了鄠邑区余下镇安善坊村居住。但每年的春末夏初，他仍回到秦岭村养蜂。秦岭里的好山好水，孕育出的蜂蜜醇厚甘甜，经济价值也更可观。

“我一辈子靠山吃山，割漆15年，挖药15年，后来还是靠着养蜂，日子才慢慢好起来。”郑文才说。

秦岭村附近早已渺无人烟。人必须步行到40里外的山梁上，手机才有信号。

“一个人在山里真不害怕？”

“怕啥，都惯了。”郑文才说。

2013年，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随后，郑文才一家因其妻子瘫痪在床而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予以发放8000元产业补贴金。

郑文才看到了希望，“看病有医保报销，养蜂的规模也渐渐从不到200箱发展到了260多箱，一年至少能赚一万多块！”他笑道。

2015年，郑文才迎来了两件喜事。一是妻子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二是通过养蜂，家庭人均纯收入达5200余元，实现脱贫摘帽。

如今，帮扶干部耿波依然会对郑文才一家定期回访，巩固脱贫成果。

截至目前，秦岭村搬迁的10户中，仅剩李传书一人为兜底户。

陕西省扶贫部门数据显示，近十年，陕西已陆续易地扶贫搬迁90.87万户，共计316.09万人，全省贫困发生率由20%以上降至0.75%。

（四）

“吁——吁——”走在山路上，郑文才偶尔吆喝两声，有时也用木棍敲打几下石头，“山里动物多，提前打打招呼，它们就不会突然跑出来。”郑文才对记者说。

路边的一石一木、一花一草似乎都有故事，他边走边讲，有时也停下照料沿途放置的蜂箱。这次回来，他就是来看看这些“老朋友们”的。

“山里养蜂啥都好，就是交通太不便，运费一斤5元，有些不划算。”郑文才说道。

今年还有一个明显变化：来回近40公里的山路，让郑文才脚高步低地感到有些沉重：“年龄不饶人啊！”

到今年9月，郑文才年满3岁的孙子郑明星就要在距家1公里左右的幼儿园上学了。“以后主要任务就是照顾这个小家伙啦。”想起孙子，郑文才脸上露出了幸福笑容。

渐渐消失的秦岭村早已成为秦岭国家植物园的一部分。下山的路上，郑文才不时回头看看，似乎是在回望自己和秦岭村人几十年迁徙、斗穷的艰辛历程。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回秦岭村了。”他喃喃道。

山中林木茂盛，溪水潺潺，偶有羚牛、麂子穿梭其间。

（编辑：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