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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连载22

中共与国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联络与沟通

日期:2021-09-17    文章来源:西北革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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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和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原有的抗日反蒋方针,逐步向“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过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延安,并以此为根据地和总后方,开始了坚持全民族抗战和民主建国的伟大实践。为了进一步发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与核心作用,一方面,党中央积极进行直接抗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迎接着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民党的最初联系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严重威胁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促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改变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一方面加紧与苏联的联系,希望利用苏联来牵制日本;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G产党的既定方针下,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G”的目的。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然而,蒋介石为了武力剿灭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苏联态度一直比较冷淡,两国关系发展缓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内政、外交方面的空前压力,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加紧了和苏联的联系。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改善,也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初步改善。当蒋介石要求苏联援华抗日和两国签约时,苏联方面表示,只有停止内战,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同时向蒋表明:苏联不准备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角色,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和中共谈判”。但是,蒋介石认为红军主力刚刚落脚在边远、贫瘠的陕甘宁地区,力量已严重削弱,根本不足以构成他的“心腹大患”,完全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实现“政治收编”,从而达到对中共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1935年秋,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返国述职,蒋介石随即委派他设法打通与中共的联系。1936年1月初,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胡秋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1月13日,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与时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任潘汉年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和交谈。邓文仪声称自己完全是受蒋介石的委托,要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潘汉年向邓文仪表达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并郑重表示,自己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德与毛泽东两同志和王明本人,向全体国民党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承诺:只要对方立即停止进攻我军,表示抗日,中共方面绝对愿意就合作问题开展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在莫斯科进行第一次会谈。王明首先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十分肯定地说:“对于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在反G、抗日等问题上的重重疑虑。他认为:“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个具体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政府真希望参加反日斗争。”并质问邓文仪,“你有什么事实能够证明南京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日呢?”邓列举了组织会议讨论应对日军侵略办法、修筑公路便利军事行动、开办军队指挥人员训练班等内容,并辩解说这些“表面上是为了反G,实际上是为了抗日”。王明不相信南京政府在准备抗日,他明确表示:“事实证明你们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所谓反日并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根据。”王明进一步追问说:日本的宣传机构曾鼓吹他们在中国的侵略都是为了反苏反G,占领中国的部分领土是不得已的。对此,蒋介石方面是体会到这种宣传的实际意义了,还是仍旧深信不疑?邓文仪在应答时承认说:“蒋先生,包括我在内,确实被日本宣传欺骗了”,“从前,我们确实相信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来抵抗西方国家,许多革命党人都相信日本绝对不会把中国殖民地化。如今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现在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进行反日战争,中国就一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王明和邓文仪就各自提出的谈判条件进行磋商,邓文仪转达的蒋介石的意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关于政府问题。要求撤销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问题。要求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如果红军不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可以在红军和南京军队之间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相互的信任和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要么恢复1924年至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要么共产党单独独立存在;第四,关于防线问题。由于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只能派少数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此外,邓文仪还透露了南京政府准备给红军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针对蒋介石的条件,王明反问道:撤销苏维埃政府的同时是否也要撤销南京政府?随后,王明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真正密切联合的初步条件应当是:第一,互相信任;第二,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切实停止军事行动。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真正的实际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邓文仪在谈判中多次暗示中共代表团,希望他们能够在南京政府获得苏联援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王明回答称:“你是外交官,应当自己去进行谈判”。最后,双方就互派代表、代表人身安全、护照办理等细节进行了设计。从整体情况看,国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双方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愿意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由于提前做了准备,所以蒋介石的条件比较具体,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因为不在革命第一线,对实际情况不大了解,所以原则性更强一些。在随后的几天中,王明和邓文仪又有两次会面。

1月22日,王明向邓文仪转达了中共代表团对南京方面所提条件的看法,称:“我党代表团嘲笑过南京政府的协议条件,因为代表团认为,你们关于协议条件的谈话是不严肃的,因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不能只向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害处的条件。例如在政府问题上,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而在军队问题上,你们建议改组红军。关于抗日前线,你们提出最困难最艰苦的前线条件,即你们给红军内蒙古战线。”邓文仪回答说,“既然是谈判,就不能仅仅要求你们单方面做出牺牲”,他也认为内蒙离中心地区太远,缺少食品,并非一定要作为红军的驻地和防区。但可以考虑把“中国西北地区的某些地区”交给中共,便于“保持与国际的联系”。然而,对具体交付哪些地区却含糊其辞。双方商妥派潘汉年和邓文仪回到国内谈判,并拟于24日或25日由莫斯科启程。

1月23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通报了与邓文仪谈判的概况,信中说:“自我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八月一日救国统一战线宣言及几次通电发表之后,深得全国各方之同情与响应。南京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同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合作的具体办法。”当天晚些时候,邓文仪转告王明,自己突然接到蒋介石密令,将陪同化名李融清的陈立夫于25日或26日去柏林参加与苏联代表关于签订互助条约的谈判,因此原定一同回国的计划被迫取消。但是,他仍然非常希望柏林会谈结束后,能与陈立夫一起回莫斯科,再与王明继续谈判并达成协议,“然后拿着我们的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王明对南京方面的出尔反尔表示怀疑,明确告知邓文仪:“协议的签订应该在苏区完成,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今天的具体要求,我们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签订这种协议。不过,关于谈判原则,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后来,由于陈立夫行踪暴露,蒋介石担心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遂取消了陈立夫原计划的莫斯科之行,会谈未能实现。10多天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继续与潘汉年、王明等就国共合作进行会谈。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系已经中断了一年多时间,因此,双方很难就国内的实际情况形成具有实质性的会谈结果。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曾想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苏联来充当国共关系的调停人。苏方表示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拒绝调停角色,坚持必须由蒋与中共方面直接谈判。

二、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高层的沟通

1935年11月,陈立夫奉蒋介石之命,开始在国内寻找打通与中共关系的线索,并将这一重任交由自己的亲信、CC成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来具体实施。曾养甫的下属、老同学谌小岑曾经参加过天津觉悟社,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也与一些左翼作家联系较多。为此,曾希望借助谌能出面,迅速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双方沟通后,谌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桩极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因此欣然受命。

谌小岑接受任务后,立即与时在南京的知名学者翦伯赞商议具体对策。翦提议国民党方面释放一两名受关押共产党员来表示诚意,人选上可以考虑自己的同乡董维键。后来,谌、翦两人曾专程去监狱探访了董维键,董答应获释后去湘西与贺龙接洽,实现与中共的联系。但由于中统作梗,严令拒绝释放人,该计划无以得施。谌小岑无奈之时,想到身在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吕振羽,并特意致信吕振羽称:“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吕振羽收信后立即交给与其保持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与国民党开展秘密接触,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11月底,吕振羽专程赶往南京,分别会见了谌小岑和曾养甫。

中共北方局获悉吕振羽的会见情况后,正式派遣周小舟作为中共代表,赴南京,开始与国民党代表具体接触。1936年1月初,吕振羽陪同周小舟与谌小岑会面,谌转达了陈立夫、曾养甫的意图:要求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以便联合抗日。周小舟则依据《八一宣言》所列十大纲领,要求国民党方面必须首先做到:(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谌小岑秉承曾养甫意旨,也提出四项条件:(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边境。其他游击队,则变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之责任,并促成联俄。国民党方面虽然表达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但企图消灭收编红军的企图并没有太大改变,必然引起中共的不满。停留三两天后,周小舟返回北平,吕振羽留在南京与曾养甫继续接触。

3月底,周小舟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再次赴南京与曾养甫谈判并带去向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大意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会谈期间,周小舟还带来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具名盖章并写给曾养甫和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等以及林伯渠致覃振的信函,每封信均附有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由于当时周小舟年仅24岁,曾养甫一度认为共产党“派一个小孩来”,是对两党会谈重视不够。吕振羽解释说,“中共的党员年轻的很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此后,尽管吕振羽、曾养甫等人反复磋商,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很难确定下来。直到5月中旬才在陈立夫的口授下,形成了关于合作的基本主张:“(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5月15日,谌小岑致信周恩来,希望共产党人不要拘泥名义、而应追求实质,推动抗战,认为“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纽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系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发动此一战事耳”。国共两党在谈判问题上,分歧依然十分严重。

6月初,蒋介石因两广事变发生而对国共谈判的态度趋于积极。曾养甫多次暗示吕振羽,希望中共派正式代表赴宁磋商,北方局遂决定派周小舟第三次去南京。7月10日,根据北方局指示,到达南京的周小舟提出四条意见,以此为基础,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周小舟、谌小岑、曾养甫共同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草案》呈送陈立夫、蒋介石批阅。该记录草案共有五条,其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如下:(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存之矛盾,集中力量;(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四)在上述原则下,尤其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我军,红军亦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逮捕C方人员与爱国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五)双方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草案中,国民党允诺放弃军事进攻,共产党也愿意承认国民党主导权,但还仅限于原则和方向,除表达合作意愿外,尚没有具体措施,因而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周小舟、吕振羽又与曾养甫多次面谈,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很难取得共识。曾希望能与中共领导人直接对话,甚至提出请周恩来到南京或者由自己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去陕北的设想。7月底,曾养甫改任广州市市长,由其主导的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络与会谈中断。曾养甫赴任前,特意向吕振羽转交了一份电报密码,并指定汉口电台为和延安通报的专用电台,希望用电报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系。

1936年秋,由于中共中央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和南京政府展开了直接谈判,遂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同时,要求周小舟到苏区汇报。不久,周小舟去南京,从吕振羽处取走密电码和所有材料,并在向中央报告后留任陕北,北方局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至此结束。

三、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直接谈判

1936年1月上旬,在CC派与中共北方局谈判的同时,蒋介石委托宋庆龄、宋子文找到当时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做牧师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党员);谌小岑在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同时,也通过南京《扶轮日报》副编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征集部主任左恭找到中共党员张子华。董、张二人先后从上海来到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直接接触。

1936年1月底,董健吾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到达西安,因逢大雪无法前往陕北,在西安滞留月余。期间,张子华受谌小岑委托,携带覃振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也来到西安。身份相同、使命相同、目的地相同的两个人,在西安不期而遇。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路线,他们求助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张学良电询南京证实二人身份后,立即用专机将他们送到延安,然后派骑兵护送,通过东北军封锁线,于2月27日晚到达瓦窑堡,并当即与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人会谈。

此时,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都在山西东征前线,周恩来在陕北随红二十八军在清涧。2月28日,负责中共外交事务、留守瓦窑堡的博古接见了董、张二人,董健吾转交了宋庆龄的密信和慰劳红军的云南白药,张子华则主要汇报了南京方面的基本情况。张闻天、毛泽东等原打算让博古与董健吾同来山西前线。但是,由于董健吾急于回上海复命,未能成行。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进一步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五项谈判条件离开瓦窑堡返回南京。张子华去山西前线与毛泽东等面谈。

张子华在山西前线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并汇报了相关情况。当时适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晋西会议,毛泽东在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委托董健吾带往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认为“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并建议“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

4月初,张子华携带林伯渠复覃振的亲笔信离开瓦窑堡返回南京和上海,先后向曾养甫、谌小岑介绍了陕北之行的经过和中共的主张,并探询国民党方面的具体意见。5月中旬,谌小岑将提交周小舟的四项条件交给张子华,张常着四项条件第二次来到陕北苏区,面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通过他带信给谌小岑,感谢其为两党和谈奔走,真诚邀请谌或曾养甫赴陕北面谈。6月初,张子华返回南京。7月19日,曾养甫写信给周恩来,并委托张子华面呈。信中表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

8月27日,张子华第三次到达陕北,并送来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此时,中共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谈判地点,周建议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在陕西华阴县会晤。9月1日,周恩来给陈立夫、陈果夫写信,表示“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由于此时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张子华便携带信件赶往广州。9月27日,曾养甫会晤张子华,向其口头转达了国民党与中共和谈的四点建议:(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的名义可不要,改为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并已为周办好了去港护照。第二天,张子华致电中央,报告上述内容。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转达中共的意见“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举行谈判。至于周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在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19日,周恩来通过张子华致电曾养甫,正式申明:(一)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二)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三)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四)南京代表希望陈辞修、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两人来。(五)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启程。10月21日,因蒋介石下达“进剿”苏区令,周恩来致电张子华并转告曾养甫、陈立夫,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11月11日,张子华回到陕北,出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8月,潘汉年由莫斯科到达保安。9月24日,潘汉年作为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携带《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以及周恩来给陈立夫、陈果夫和毛泽东给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亲笔信离开陕北,转赴上海。周恩来在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中说:“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称颂她“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期望她能“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后悔,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并在信中称:“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

10月14日,潘汉年到达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接洽,接着又与陈立夫进行首次会谈。陈立夫“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中共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朱德、毛泽东出国考察。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同陈立夫第二次会谈,陈立夫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求与周恩来直接谈判。潘汉年严词予以拒绝,并说:这些条件“是蒋先生站在‘剿G’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G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面对潘汉年的责问,陈立夫推脱说自己和潘都不是军事当局,所谈不会有结果。提出蒋介石愿意与周谈判,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潘汉年明确表示: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来谈判的。

11月19日,陈立夫约请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告知蒋介石坚持所提各点,已无让步可能。潘汉年递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后,谈判陷入僵局。11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获悉潘汉年的报告后,强调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G”,“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知中共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我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同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至此,国共双方的秘密谈判告一段落。两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