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全民族解放战争，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国家政局空前复杂。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始终坚持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打击和牵制日军的有生力量；始终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继续同国民党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进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持久战的认识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原打算“速战速胜”，3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会如此迅速地深入到其后方牵制和打击他们的有生力量，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对他们的疯狂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所采取的单纯防御作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滞和消耗了日军的进攻速度及力量，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日军的进攻态势，日军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对国共两党和国内各界人士都产生了很大震动，由此对抗日战争的前途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在国民党方面，全面抗战开始前，国民党营垒中就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日战争开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大肆散布“再战必亡”的论调，宣扬民族失败主义。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也曾抱有侥幸速胜的心理，并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支援。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3个月，国际形势一定会出现变化，苏联必然会出兵，战争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这是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速胜论”思想的表露。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但当这些幻想破灭以后，他们又陷入了亡国论的悲观情绪中。

在共产党方面，一些人由于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便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有人过低估计了日本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有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客观的思考。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分人的错误观点，也在国内各界人士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严重影响着抗战大局和人们的思想情绪。

当时国民党高层人物中对于抗战总体战略初步形成了“持久战”的共识。1932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他说：“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条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条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一步的兵力、一线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但是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口号基本局限于单纯军事战术范围内。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认为中日战争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他坚定地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作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确立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役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从而奠定了抗日持久战略的理论基础。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也都相继发表文章和讲话，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

在经过抗日战争前10个月的对日作战后，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潮，党内也有轻敌的思想，这使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以来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一些中央领导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读书，研究理论，并把重点放在了哲学上。除了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外，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3000字的辑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在军事著作方面，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读。

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全面系统回答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此后，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实践，使毛泽东初步总结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也证明了持久抗战的可行性，最终写成了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

二、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总结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经验，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阐明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第二，根据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同时，毛泽东还阐明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阐述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但是，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的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第四，在论述兵民是胜利之本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还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唯武器论”，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能有广大的游击战。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陷敌于灭顶之灾，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在讲演结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持久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使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傅作义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他自己所思考的抗战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卫立煌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观点也有触及。周恩来把《论持久战》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向海外发行。毛泽东亲自为该书英文本写了序言，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好评，但也有某些方面发出“责难、挑战和质疑”。毛泽东收集了不少材料，准备撰写《再论持久战》予以回应。周恩来也提请毛泽东作《再论持久战》，但后来没有写成。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