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萧劲光曾经在这里战斗、生活了10个春秋。这期间，萧劲光先后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他克服重重困难，组建起留守部队，肃清了边区的匪患，打退了日本侵略军对河防的数十次进攻。特别是在边区反摩擦斗争中，他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持原则，又注意运用灵活的策略，从抗日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了许多尖锐复杂的问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和破坏，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曾多次对萧劲光说，“我们在边区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

1935年10月，担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萧劲光，历尽千难万险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就被调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这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主力红军渡河东征，直接对日作战。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中央决定由陕甘省委军事部组建红二十九军，并由萧劲光兼任军长。1937年2月，萧劲光调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同时，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必须组建一支留守部队，并决定在整编后的主力部队中，抽调一部分部队和陕北地方部队组成留守部队，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处对内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为司令员。中央军委给留守兵团规定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党中央也对这支部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当时，王明搞右倾机会主义，主张把党中央从延安搬到国民党统治区武汉去。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若党中央搬到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守住门口，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么办？”他还打比喻说：“鸟有巢，革命要有根据地。后边有个‘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毛泽东曾多次风趣地对萧劲光说：“我们在边区靠什么吃饭？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萧劲光对留守兵团规定了“任务重于生活”的行动准则。兵团成立之初，他还对兵团的领导干部说，留守部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的军事摩擦，反摩擦就成了留守兵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后，蒋介石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围困和封锁抗日根据地，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掀起反共摩擦逆流，连续制造了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和河南确山惨案等。在陕甘宁边区，也先后发生了陇东、关中、绥德、三边等地的几次大的军事摩擦事件。他们还增派军队围困和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袭击延安。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我党领导抗战的大本营。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150万人口、23个县中，有的县城是国民党的政权，但却是共产党的驻军；有的城镇是国民党的政权，而周围的乡村则是共产党的政权。这些地方形成双重政权，相互交错，斗争尖锐，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经常发生。

再加上陕甘宁边区地理位置较偏僻，交通不便，是敌进攻的薄弱环节。其东面，隔河相对有从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多次举兵进犯，企图突破我黄河防线，并多次对河西城镇和延安进行轰炸或空袭，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其南、西、北三面，则受到蒋介石从抗日前线调回的胡宗南30万大军和马家回军重兵包围。初则进行侵扰蚕食，继则制造军事摩擦事件，并勾结边区内残存的土匪进行骚扰破坏，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有两次把军事进攻矛头重点指向陕甘宁边区。

国民党顽固势力不但在边区周围驻扎重兵，对边区进行封锁，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边区破坏捣乱，边区境内各县也有一批专门制造摩擦的反动县长、专员。他们的活动由开始的造谣滋事、骚扰破坏，发展到后来的攻城掠地、血腥屠杀我抗日军民。

面对上述局势，反摩擦就成了留守兵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仅直接关系到边区的巩固与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日的根本方向。

在尖锐、激烈、复杂的反摩擦斗争中，萧劲光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坚定地执行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了反摩擦斗争中的大量问题。

团结和争取抗日友军，是萧劲光贯穿于反摩擦斗争中的重要策略

团结抗日友军和反摩擦斗争是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任务，既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是我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课题。在反摩擦斗争中，萧劲光始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非常讲究政策和策略，对国民党中间势力和顽固派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对于与我友好不搞反共摩擦的友军，他真诚相待，增进友谊，发展关系。

驻守榆林的国民党某集团军副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早就与我党一些主要领导人有过交往。七七事变后，抗日态度坚决，对共产党的态度友好，在交通方面给了八路军很多方便。他数次路过延安时，萧劲光都热情欢迎，亲自陪同、接待，毛泽东还多次亲自接见并宴请他，使邓宝珊将军和我方一直和睦相处，因而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摩擦就少得多，减少了许多麻烦和困难。同时，萧劲光还与驻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保持友好关系，大大减轻了边区北面抗日力量的内耗，有利双方更好地协同抗日。

驻关中淳耀县小丘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营，与我方关系较好。有一次，在边区与我方发生误会冲突，被我地方武装打死一人。萧劲光除指示将其厚葬外，还立即去函道歉，说明纯系误会。其营长回信表示谅解。后来，该县我方负责人与该营营长会晤，共商如何避免误会、增进友谊。该营始终与我保持友好关系。

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萧劲光要求部队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与友军交朋友活动，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一是主动联系。采取主动通信、派代表、架电话等多种形式，主动与他们联系交往。在联系中，善于从扯闲谈、拉家常开始，多谈有关当地的开放交通、采购粮秣等日常生活问题，少谈大的政治道理与党派的问题。联系中注意掌握对方的不同特点，如中央军重政治文化内容，喜欢大方，少客气。地方军则重礼节感情，有江湖习气。对回军则尊重其风俗习惯、教规等。他们还注重通过当地开明绅士、名流学者等与友军联系，收到更好的效果。二是酬酢联欢。对方喜庆大典，送礼贺电，节假日共同举行纪念联欢、文艺演出、运动竞赛、参观、会餐等。1939年清明节，边区组成了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团一起共祭黄帝陵。三是实物馈赠。赠送边区及我军公开出版的书报刊物、土特产品等。对生活困难的友军赠送蔬菜、食盐、肉类、木炭等生活必需品，调解他们与群众的纠纷等。四是礼待

往来友军。对过往友军的物资检查，手续简便，态度温和，尽可能给予食宿方便和生活照顾，交通要道设公共休息室。对一些高级人员，萧劲光亲自组织迎送。对做走私生意的友军，在不违禁例的前提下，多给予方便。五是热情照顾其家属。对在我边区的友军家属，给予与我军属同等优待，并热情招待探家友军人员。六是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时，进行火线喊话，救治对方伤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除巩固和加深了原来与北线友军的友谊外，在西线、南线、陇东、神府等方面都交了一些朋友，有中央军，也有地方部队和马家回军。这样，陕甘宁边区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少了摩擦，而且还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了一些通商贸易关系。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成功化解出现的各类矛盾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关中地区多次向我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进攻，侵占我镇原、宁县等5座县城，围攻我陇东西峰办事处，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特别是1939年5月，他们残忍地杀害我设在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南边土桥镇残废院里的20多名残疾军人后，一部分官兵极为愤慨，纷纷要求增兵还击，夺回失地。但萧劲光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从抗日大局出发，尽力避免武装冲突的扩大。对内，他采取说服部队采取克制态度；对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发电报，指出边区所属23县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所划定，其武装侵占实为非礼行为，说明我方在被侵占地区不增兵、不扩大事态的严正立场。同时，几次通电全国，揭露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样，迫使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和平解决上述问题，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对其奉命向边区进攻，但主观并不积极，态度犹豫的部队，萧劲光则除进行必要的斗争外，还耐心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如1938年7月上旬驻洛川的新编骑兵第二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3000余人进占我梆县南部的一些村镇后，来电要借道延安经绥德去榆林，意在试探我军虚实。萧劲光拿着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指示说：不准他们过延安，这是阴谋。若他们的骑兵到了延安，假说没有粮草，马匹到处乱窜不走，你怎么办？若他们真的去榆林，可经延川、清涧等地。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我们可以打，即使他走延川，我们也要事先作必要布防。萧劲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让兵团参谋长曹里怀亲自去　 县组织部队戒备，监督马师行动，并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洛川专员马禄本人发电报，说马师若强占不退，引起冲突，后果概由马禄负责。他还派郭化若、袁光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向他说明不同意他们经过延安的意见和严正态度，并表态愿意送他到洛川。后来，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辞严，来信说是“误会”，表示双方要团结，互不侵犯，不上别人的当。

1939年6月，驻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军团长胡魁生带1000多人马到瓦窑堡，并有张廷芝匪部200多人同来。当时，我兵力薄弱，当地没有主力部队应变。闻讯后，萧劲光一面调警备四团作应变准备，一面派边区安定县县长薛斌与胡魁生谈判，经多方争取和教育，胡部撤回榆林，张廷芝匪部也逃往三边。 

坚持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打掉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真正顽固搞反共摩擦的是少数上层顽固分子和靠摩擦吃饭的地方顽固武装。根据他们的不同政治态度，萧劲光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对仇视我边区，消极抗日，积极搞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我方针锋相对，给予坚决揭露和斗争。如国民党派到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一个专门搞反共摩擦的顽固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里，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400多名保安队员，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充当反共摩擦打手，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他指使这些保安队和他们的伪县长、保甲长，公然扣押我方县长，绑架、暗杀我方工作人员，阻挠群众向我出售粮草物资，甚至还伪装成八路军贩运鸦片，聚敛、贪污白银。1939年5月，何绍南指使安定县伪县长田杰生率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他甚至纵兵为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罪行累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开始，我方多次对何绍南进行规劝。一次，他路过延安，萧劲光找上门去，对他进行了严正警告。之后，又带他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也严厉地斥责了这个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但他不思悔改，仍旧为非作歹，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竟组织13个保安中队，企图袭击我河防部队。1939年9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后，萧劲光在延安同王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向王震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形势和何绍南的情况，要他对其严加提防。王震与何绍南进行了坚决斗争，除了在军事上不给他便宜可沾外，还发动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他的罪行，打掉他的嚣张气焰。同时，萧劲光和林伯渠还以留守处主任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名义， 致电国民党中央要员，要求逮捕、惩办何绍南。萧劲光还派出部队侦缉他。结果，何绍南在绥德呆不下去，便率保安中队哗变为匪，逃离边区。最后，他走投无路，出家当了和尚。

1939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对我陇东地区的镇原、宁县发动武装进攻，我军遭受惨重伤亡，被迫撤出，成为震动边区和全国的重大事件。为了解决这一事件，萧劲光亲临驿马关，同国民党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钟竞成进行谈判。他同钟竞成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接着，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对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有节制的斗争，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从政治上彻底揭露了顽固派的罪恶勾当。这样，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顽固派则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萧劲光在反摩擦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留守兵团一成立，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清除边区的匪患，安定社会秩序。当时，边区所辖的23个县境内，共有土匪40多股，4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政治土匪。这些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不但杀人越货，奸淫掳掠，而且破坏我地方政府机关，杀害我党、政、军人员，严重地扰乱了边区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萧劲光根据匪情和陕北高原地形复杂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和地方武装自卫队，布下天罗地网，捕捉土匪，一方面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围剿相结合的办法，以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剿灭土匪。在萧劲光的正确部署和指挥下，留守兵团的干部战士克服环境恶劣、气候寒冷以及匪情复杂等各种困难，经过几十次战斗，不到一年时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被肃清了。当萧劲光汇报这个情况时，毛泽东又惊又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他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1945年8月，萧劲光在抗战胜利时离开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