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

上篇

贫困记忆 刻骨铭心

聂帅“阜平不富，死不瞑目”那句话感人至深

　　聂帅（聂荣臻）曾经流着泪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同志告诉我的。聂帅的那句话感人至深，我一直铭记在心。项南同志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没有明显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的事情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插队时挨饿品尝到贫穷之苦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高产穷县”的苦日子历历在目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跋山涉水走遍宁德穷困之地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西海固的极端贫困深深震撼了我

　　1997年，我在福建工作时，曾经带队去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等国家贫困县的统称）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深深震撼了我。我过去听说过陇西“苦瘠甲天下”，穷地方我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

　　那一次，我从银川到了同心，然后到了海原、固原、彭阳、泾源、西吉。当时，陪同我的自治区领导说，咱们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饮水安全，因为那里的水是咸的，喝了以后会拉肚子。果然，跟我去的许多福建人，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那里确实穷啊，有的住窑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两三条裤子。我到的有一户，在他们家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窑洞顶上吊了一捆发菜，就这么个值钱的东西。他家里有点粮食，但不够吃，一点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人身上都脏乎乎的，没水洗啊。看到这些，我非常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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