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与衰

　　十九世纪末，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诸国强行洞开，“天朝”的子民开始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原来还有这么多有着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的国家。通商口岸数量的增多，虽然伴着丧权辱国的悲惨事实，但西风日渐、西学日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传统的读书人和朝廷士大夫，也开始觉醒。一些有识之士，认清了贫穷挨打的根源，他们终于挣脱了锁国闭门的束缚，走岀国门。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是这些背景下的产物。

　　近日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就是以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题材，剧中的主人公“我们”是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一批青年共产主义者。

　　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成立

　　五四运动时期，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中国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理，大批赴法国留学。由于自费留学费用很高，除极少一部分官派的留学生外，绝大多数中国学子都半工半读，在法国的工厂中和法国工人、华工等一起劳作，获得了法国舆论界的赞誉。

　　1912年，以“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为宗旨，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力赞此事。俭学会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送80多人赴法俭学，1914年受袁世凯政府的阻止，被迫停办。以后保定人李石曾在巴黎华工中试验工余求学，1915年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创造了条件。

　　李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人，1881年出生于保定高阳县。李石曾的父亲李鸿藻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曾被咸丰皇帝特召为皇太子的师傅。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李石曾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李鸿藻虽是朝廷重臣，却信奉维新思想。眼看国家日渐衰落，特别是目睹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李鸿藻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洋。因此，早在1902年8月，在父亲的安排下，李石曾随同清朝驻法钦差大臣孙宝琦赴法游历。

　　李石曾到法国后，入蒙塔尔纪农业实用学校学习。三年后，又入巴黎巴斯德学院研究生物化学，特别注重大豆的研究。他于1907年出版了法文版《大豆的研究》专著。由于对大豆研究的成功，李石曾于1908年在巴黎西郊创办了一个“巴黎中国豆腐工厂”。豆腐工厂曾先后到高阳县农村招募工人40多名。

　　为了提高这些工人的文化知识和工艺技能，进而提高工作效率，李石曾在工厂内办了一个夜校，工人白天做工，夜间学习中文、法文和一般的科学知识。他亲自为学校编写教材并到课堂为工人讲课。这是因为有了这个经历，李石曾意识到，白天在学校学习西学，晚上到工厂打工，是中国留学生了解西洋文化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

　　为了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以低廉的费用和苦学的精神赴法留学，以达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事业之目的，李石曾与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张继等人于1912年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口号是“尚俭乐学”。

　　1915年，在短暂地中断后，李石曾又与蔡元培等人于6月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宗旨改为“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这便是“勤工俭学”四个字的由来。有趣的是，李石曾在巴黎的豆腐工厂中那些从家乡招来的“以工兼学”的工人，实际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事实上，在1915年之前，“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影响基本上仍停留在华工当中。由于在华工中取得的教育成绩，为提倡国内青年学子赴法学习，也为促进中法友谊，1916年3月，中法两国人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欧乐、穆岱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一年后，蔡元培在国内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开始着手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赴法留学的热潮，各式各样的留法预备学校在长辛店、河北高阳县、保定及四川成都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1919———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河北（147人）为最多。留学生基本上都是16～30岁的青年。其中，较为知名的人士有湖南教育界著名的徐特立、蔡和森、蔡畅和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一家，王若飞和贵州教育界知名的黄齐生甥舅等。他们到法国后，有的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读，绝大多数都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互帮互助。

　　根据一份当时的调查数据，共有400-500名中国留学生，在三年的学习期间，进入了70多家工厂做工。除此之外，不少于200名的留学生还在平时当散工、干杂活。这其中，约有670人进入巴黎及法国各地的30多个学校，其中多是首先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及其他学校学习。暂时没有工作，处于候工状态的留学生只靠“留法勤工俭学会”发放的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

　　中国留学生在进入工厂后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法国工人或华工一起劳动。每天8小时工作后还补习法文或学习工

　　艺。他们的勤奋吃苦让法国工人、学生和友好人士对他们表现出了普遍的欢迎和关切，同时也让留学生们广泛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实际。有些青年则着重锻炼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工人运动、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

　　另外，法国政府在这一轰轰烈烈的事件中，也扮演了“推手”的角色。

　　在1919年留学运动高潮之际，法国驻华公使和领事官对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表示了热切的欢迎。1919年4月15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开学，法国驻华公使包扑（Boppe）亲临该校，发表演说。成都、福州等地的法文学校开学之际，两地的法国领事也均亲至法文学校，或表示支持、或邀约校长至领事馆，对工作表示钦佩，法国政府则为赴法学生提供优惠船票。

　　不过，法国政府的种种举动，与其说是热心教育，倒不如说是与英、美、德、日等大国争夺国际影响力的一种手段。早在1918年，法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雷奥（Reau）就将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看做是法国与西方其他大国争夺中国留学生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他在一封写给当时法国总理的信中提到：“一年来，华法教育会连续向我派遣中国学生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我们在中国的竞争对手的注意。美国在中国出版的报纸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认为，把中国留学生引向法国的实质是要改变中国的技术教育的特点，从而使中国今后的工业优先采用法国的方法和机器，致使美国的工业蒙受损失……我们的英国朋友也注意到这种做法带来的经济利益……甚至意大利人也抄袭了我们的计划……”

　　为巩固在争取中国留学生中所取得的成果，法国驻华公使包扑建议，尽快设立中国留学生监督一职，“以确保他们到达法国后被分配到法国的各工厂企业”。包扑的建议很快得到采纳，1920年10月，法国政府正式在外交部内设立“中国留法学生监督”这一职位，其职能包括：“向学生推荐老板、帮助他们建立与其他人的联系、将学生的进步随时告知驻华公使、接待和安置中国学生”等。正是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才能在短短时间内达到高潮。

　　运动因经济危机而衰落

　　就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法两国的努力下迈向高潮之际，一战后的欧洲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在法国，受一战后经济衰退和600多万退役军人等待安置等因素影响，法国工厂的职位紧缺，许多被安置在工厂的中国留学生被解雇或劝退。待工的学生几乎找不到工作。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留学生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勤工俭学运动随时可能终止。

　　同时，由于目睹了欧洲浩浩荡荡的工人运动，留法学生中出现了非常普遍的革命倾向。迫于北洋政府的压力，华法教育会于1921年1月发出通知，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6月至8月，留法勤工俭学生又发动旅法华人反对北洋政府来法代表团以出卖国家权利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后增至5亿）法郎的斗争。9月，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一致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留法勤工俭学生采取联合行动，9月21日，各地代表125人到里昂占据了中法大学，法国政府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于10月13日强行将其中的104名勤工俭学生遣返中国。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了低潮，并逐渐衰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生在五四时期，受工读主义思想影响很大。它把劳心和劳力分离看做是社会不良的根源，因此主张工读结合，人人劳心又劳力，以谋求社会的改造。这种主张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及教育的批判，对新社会的探索，但要想靠勤工俭学运动来改造社会，改变中国是行不通的。

　　不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让大批中国青年走出了国门，接触了国外先进思想。勤工俭学会中的先进分子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1924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中国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批先进分子或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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