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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式的恋爱和婚姻

日期:2024-03-07    文章来源:青运春秋    作者:王仲方

1939年以前,延安恋爱者有之,结婚的人不多。因为当时抗战风起云涌,人们都怀着抗战报国的热情,希望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好早日返回故土,过上自己期望的生活。但随着武汉的沦陷,速胜希望破灭,留在延安的人必须做长期打算。毛泽东号召留在延安的干部要有死了埋在清凉山的决心。这样,延安的青年男女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

延安没有《婚姻法》,男女结婚只要向所属组织写报告申请,经过考查具备结婚条件的,组织上就会批准,批准书就等于结婚证。延安当时住房很紧张,不可能给每一对结婚夫妇一间新房,实行的是星期六制度,也就是夫妻在同一个单位的也好,在不同单位的也好,只有星期六才能团聚过婚姻生活。这样,一到星期六,同房间的人会临时搬走,腾出地方给已婚的人住,星期天再各自回去。

延安工农男女干部之间谈恋爱直截了当,彼此觉得可以,就打报告结婚。而从大后方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更讲情调一些。当时延安流传着一些很有趣的关于谈情说爱的笑话。一位红军高级干部与一位女知识青年结了婚,感情很好。一日晚上,他们在延河边散步,正赶上阴历十五月圆,妻子看着夜空中的月亮,高兴地说,这月亮多美啊!他丈夫不能理解,说月亮就是有亮,像一块儿大烧饼挂在天上,有什么美不美。又传说一位女知识分子结婚后,给她丈夫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说“送给你一个吻”。丈夫收到信问警卫员,她给我送的东西在哪儿?警卫员说没有看到她送什么东西。于是,警卫员就拿着信找懂文化的干部看,人家一看就大笑起来。尽管工农干部与女知识青年在文化上情趣上有差距,但工农干部政治水平高,经历丰富,感情真挚,夫妻关系大多十分融洽。

延安是一个大家庭,在那里,年长的会时时处处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这当然也包括婚姻生活。1939年秋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窑洞里外挤满了年轻男女,他们非常用心地听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志讲话,其间还不时传出笑声。我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邓大姐(邓颖超)在讲如何注意婚姻卫生。只听见她批评一些年轻夫妇,妻子来情况还过夫妻生活,这样是危险的,当丈夫的一定要体恤自己的妻子。她说,这些话你们在家时妈妈会告诉的,如今你们离开家到了延安,我是你们的大姐,不能不管。延安就是这样既通情达理又无微不至。

延安青年崇拜的婚姻偶像,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还有朱德和康克清夫妇、张闻天和刘英夫妇、李富春和蔡畅夫妇、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曾山和邓六金夫妇等。

延安男多女少,可大都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不管她看起来多么不漂亮,不管他年纪大了,还是断了胳膊缺了腿。当时我一位朋友的姐姐是舞蹈演员,长得很漂亮,她的丈夫就是老红军,虽然老红军断了一条腿,但两人却很恩爱。

结婚生子是人之常情,孩子也是革命的希望。著名作家萧三,长期留苏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他到延安后和我住得很近,他的儿子当时有五六岁,名叫里昂,我们都喜欢逗他玩儿。小里昂一不高兴就说“沙巴克”。懂俄文的人说,“沙巴克”是狗,他在骂我们。可是我们还是喜欢孩子,孩子给延安生活带了欢乐。但是,在延安,结婚的女同志一般不愿生孩子,觉得行军打仗孩子是个累赘,所以做人工流产的比较多。

延安虽然不鼓励生孩子,但对生孩子却很负责。孩子从生下来就按规定供给,孩子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定量,还另发布为孩子做衣服。婴儿一般吃母乳,母乳不足,就用大灶小米粥表面的米油加糖喂,居然也能喂成又红又胖的娃娃。遇到行军,带孩子的女干部一般都配一匹马,还有公务员照顾。当然也有把孩子托给老百姓代养的。

我儿子1943年出生后,一直随我们夫妻到处行军,虽然受了不少跋涉之苦,但他长大了却很自豪,总是说自己是小八路,还见过日本俘虏。这些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很多人成了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骨干。

(编辑 刘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