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时节，陇东大地，秋色渐浓，原野苍莽，山川秀美。“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露彩朝还冷，翠峰晚更奇”。一派欣欣向荣，气象万千。

咸阳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一行35人，在会长裴育民带领下，怀着崇敬仰慕、探寻延安精神谱系的“朝圣”激情，迊着潇飒秋风，伴着阵阵秋雨，踏上南梁这块久负盛名的革命圣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感悟红色岁月留痕。共历时三日，瞻仰南梁革命英雄纪念碑，参观南梁革命纪念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观览抗大第七分校旧址、八路军129师385旅屯垦旧址、庆城县博物馆、兰香旧居等。受到庆阳市和庆城、华池、合水等县的精心安排与接待，亲身感受到陇东老区人民的热情、质朴和诚挚。

南梁之行，意义重大，教育深刻，感悟深切。

感悟 一：

南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党在北方借鉴井冈山经验，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唯一成功范例，也是党在北方取得土地革命成功的唯一区域。

1933年，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二十六軍第二团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陷落的危急时刻，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要领导的陕甘边区特委和红軍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当时，有关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一些党内文件也传到了这里。会议认真总结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错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造成几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汲取寺村源、照金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决定走井冈山的革命道路，实行“武装割据”；确定恢复红二十六軍，成立四十二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安定、陇东、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包家寨会议后，刘志丹率红二十六軍在陕甘边区横扫敌匪，为南梁中央苏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习仲勋等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軍等组织。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恢复成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后经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建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支援陕北第一次反“围剿”，创建庆北苏区，巩固陕甘边南区，开辟陕甘边东区等一系列重大革命举措，使南梁革命根据地得到不断发展和巩固，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最终，将西北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南梁。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创建最早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是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陕甘边革命斗争实践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标志着陕甘苏区的成熟。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党在北方取得土地革命成功的唯一区域，为中国革命、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感悟 二：

“三点一存”，奠定了南梁这块中国革命的福地，使以南梁革命根据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决定性的贡献。

（一）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方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都发动了武装起义。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不久就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两当兵变等70余次兵运和武装斗争，愈挫愈勇，百战不殆。1930年，又在甘肃合水成功发动太白起义，建立了南梁游击队，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发展成更广区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东临黄河、西接庆环，北起长城、南至淳耀，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关中一带的30多个县，人口逾100万，面积达6万多平方公里。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均遭丢失后，这里成为仅存的唯一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二）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它不仅标志着红軍和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唯一成功；也标志着南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武装斗争大格局中，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更无法替代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战略支点。

（三）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的落脚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軍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党中央也曾先后六次找寻、选择落脚点，但由于軍事斗争形势的变化，均未实现。当转战至甘肃哈达铺时，毛泽东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惊喜的发现，陕甘有一个大的苏区和已具相当规模的红軍队伍。后又了解到红二十五軍长征已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的红軍会合。最终，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民族危亡、中国革命处于危机的关键时刻，使党中央和各路红軍在重大转折中有了坚实的落脚点，获得了转危为安、抗日救亡的良机。

（四）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出发点。 党中央和中央红軍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红一方面軍经过东征、西征，将南梁革命根据地最终发展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时，陕甘宁边区的总面积已达12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共设有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苏维埃省治，神府、关中、陕北东区3个苏维埃自治区，23个县级苏维埃政府。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政治路线和軍事战略，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革命主动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调整政治路线和軍事战略，走向抗救亡、民族复兴的出发点。

瓦窑堡会议后，特别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党中央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周恩来等人为代表赴西安，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促蒋抗日、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代表以至蒋介石本人，碾转西安、杭州、南京等地，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谈判，终于推动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民族共赴国难的局面。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关于红軍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各部迅速从甘肃庆阳、陕北、关中等地出发，在陕西泾阳、三原集结，正式宣布改编为八路军，组成115、120、129三个师。9月6日，八路军总部在泾阳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前线。陕甘宁边区，不仅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救亡复兴的总指挥部和大本营。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为中国革命重心北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1945年2月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指出的：“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建国后，他在谈到红軍长征的伟大意义时又说：“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200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南梁为红軍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軍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感悟 三：

南梁革命根据地利用陕甘边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多种有利因素，实事求是的开展武装斗争，在血与火的革命实践中探索出新的路子、创造出宝贵的经验，丰富发展了党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思想、组织建设理论。

（一）坚持不“左”不“右”，从陕甘实际出发，确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南梁地处子午岭山系中段，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梢林遍布，是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统观大势，自觉、坚决抵制来自“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干扰，充分利用陕甘边地区的独特条件和多种有利因素，灵活借鉴井冈山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创造性的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边实际的革命新路子，也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路子，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推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习仲勋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

南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花了很大代价，找到的这条适合革命斗争实际、不“左”不右的正确路线，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实践和忠实践行。

（二）探索创新武装斗争和軍事建设方略模式，丰富和发展党的武装斗争理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在南梁建軍的过程中，按照古田会议提出的党对軍队绝对领导的精神，坚持和实践了“支部建在连上”的軍队建没模式。部队的党组织，从最初的一个党支部发展到连、营、团、师都有党组织，并建立了师党委，统一领导部队各级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陕甘边軍委，后来又成立了中共西北軍委，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同时，他们又根据陕甘边地区政治因素复杂、綠林武装众多的现状，一方面选择“红白灰”三色的独特建軍方式，扩大武装力量的发展和軍队建设空间，迅速建立起多支游击队伍，并逐步犮展为具有正式番号的队伍，创建起了陕甘红軍。 另一方面， 运用“狡兔三窟”的多区域发展战略，创建巩固革命根据地，形成以南梁为中心、以陕北和关中为两翼的、有较大纵深和回旋余地的战略区，在彼此依托、相互策应中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将这种“狡兔三窟”战略策略，以围棋术语"做眼”来形象比喻，推广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之中。

（三）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以群众为天"，党政軍民同甘共苦，形成革命最大合力。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群众一边”。注重培育各级党政干部和红軍战士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处处为群众着想，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幸福。根据地群众、官兵同甘共苦，没有等级之分；軍民亲如一家，团结如一人，奋力杀敌，齐心建设根据地。刘志丹曾说：“我相信，只要红軍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吃掉我们，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习仲勋也曾说过：“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在根据地，群众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当成自己的亲人，亲切的称呼他们为“老刘” “老谢” “仲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出色的群众工作，密切的軍民关系，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源所在，也为完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

可以说，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最终形成和党政軍民关系的亲密和谐，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和党政軍民关系的成功探索创新，有着直接关系。南梁革命根据地党政軍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为党的三大作风在延安时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四）“又斗争又联合”，创造性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陕甘一带地方民团、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情况复杂。针对此状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在地方各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善于利用各种势力，尽可能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特别是，卓有成效的向当时受国民党中央排挤的杂牌軍即西北軍的许多部分，还有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民团和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完全保持中立。

这种“又斗争又联合”，根据需要探索出的统战线工作政策和策略，使统一战线在以南梁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关健性作用，也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延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走向成熟，其中就蕴含着南梁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统战工作成功经验。

（五）制定“十大政策”，积极探索党局部执政的新路子。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之后，制定了特色鲜明、适应性强的“十大政策”。比如：在政权建没上，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一直延续到陕甘宁边区时期。在土地政策上，规定的非常具体和实用，尤其是对愿意参加劳动的地主、富农也留有活路的政策，是对以往党的土地政策的一大突破，与南方一些根据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形成鲜明对比。这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发动侵华战争、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须有所区分之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能较早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还有，制定实行了商贸、金融、粮食、軍事、社会、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对待俘虏等政策。

“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时下的南梁，成为陕甘边苏区政治文化的中心。“十大政策”，也为后来党在陕甘宁边区各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生机勃勃，全面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被誉为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感悟 四：

伟大的南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活水之一，它与井冈山精神、照金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精神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一）南梁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萌芽、雏形、发展、成熟阶段。受陕甘地域文化蕴含精神之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地区的传播和中共陕甘早期组织的创建，为南梁精神的孕育奠定了基础，是第一阶段的重要标志。大革命失败后，刘、谢、习等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先后发动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是第二阶段的标志。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第三阶段的显著标志，南梁精神开始初具雏形。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南梁精神进入到发展阶段，即第四阶段。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十大政策的制定实施，标志着南梁精神进入第五阶段，得到成熟和升华。

（二）“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十六字南梁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传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资源”。

第一，面向群众、是南梁精神的根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以群众为天”，根植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非常赞赏南梁面向群众而开展工作，他说：“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称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生犹生”，称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第二，坚守信念，是南梁精神的核心。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屡经挫折和失败，并且多次遭到“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排挤打压、降职撤职，甚至在错误肃反中被逮捕关押。但他们丝毫没有动摇对革命的坚贞操守，信念坚定，不惧失败挫折，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愈战愈勇，用牺牲自我的精神献身信念，以实际行动体现共产党人的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他们理想信念坚定，才会在复杂局势面前，方向明确，判断决策正确；才会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才会面对困难、挫折甚至冤屈从末灰心丧气，革命斗志愈见旺盛。

第三，顾全大局，是南梁精神的特质。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不仅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而且具有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关押，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他们都能心胸博大，忍辱负重，襟怀坦荡，泰然处之，始终尽最大努力维护革命大局和红軍队伍的团结。正是靠这种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和品格，南梁革命根据地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才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得以创建和巩固发展。

第四，求实开拓，是南梁精神的精髓。南梁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开始创建和发展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摒弃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理论同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按照客观条件制定政策和战略，独立处理革命重大问题，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发展边区经济、加強党建设、红色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使根据地一步步走向繁荣巩固，成功的探索出红軍发展和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南梁陕甘模式”。“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泽东同志对习仲勋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南梁革命根据地求实开拓、敢为人先首创精神的充分肯定。

南梁精神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缺一不可。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情操，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精神脊梁和力量源泉。如果没有南梁精神的指引和支撑，就不会有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也就没有“硕果仅存”。

（三）南梁精神具有重大的历史实践价值，更对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启示。

首先，南梁精神在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华民族精神中，起着重要的承转启合的历史作用。

其次，南梁精神给党长期执政提供了有益的精神和经验借鉴。它为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创造了陕甘模式；为践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了光辉典范；为推进红色政权和軍队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提供了鲜活样板；为有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为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滋养。

第三，南梁精神为新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南梁苏维埃政权的最高追求，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内在的关联。这“八个字”，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国家层面的最高目标，是凝聚全党全国发展共识、组织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驱动力。

第四，南梁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了精神动力。可以说，南梁同井冈山、照金、革命圣地延安都是中国梦起步的地方之一。

第五，南梁精神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实践中，仍具有强大、永恒的生命力，将永放光芒。

南梁，是一块永不褪色的红色圣土，丰碑不朽。南梁，铸就了伟大的南梁精神，千秋永辉。作为后来人的我们，一定要永远缅怀南梁革命先輩的流血牺牲和丰功伟绩，赓续传承、大力弘扬南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立党为公，顾全大局，守正创新，保持晚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创立新功。

(编辑 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