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碑 局部

《礼器碑》历来为古人所推崇，（明）郭宗昌《金石史》说：“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郭氏从“古雅”“结体”“传神”等方面给予了此碑最高评价。

确如郭氏所言，如在整个汉碑体系中找出和王羲之书法的精神气质最接近的碑刻，恐怕只有《礼器碑》与《曹全碑》了，如果只选择一个，那便非《礼器碑》莫属。

（清）王澍《虚舟题跋》说：“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礼器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是古人对王羲之的评价，龙的特点变化多端，见首不见尾，此谓羲之书法之妙，“遒劲”二字也正是后人对王羲之的赞誉。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也称“修孔子庙器表”、“韩明府孔子庙碑”，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现在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

何谓经典？我们说的经典是以“二王”书法为主线的，历史上普遍认同的一贯的审美标准。这种标准是同中国古典的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相吻合的关于书法美的普遍认识。

如上文所述，《礼器碑》与“二王”的相关性古人已经多有论述，具体来说，礼器碑主要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结体的收放对比，其次是笔画上粗与细的反差，三是笔画质感的温润。这三点同时也是“二王”书法的典型特点。

在整个楷书（正书）的系统当中，“中宫收紧、四周开张”这一规律经过“二王”的梳理与提升，在中晚唐时期，逐渐被一代代书法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清）杨守敬也说：“要而论之，（礼器碑）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平中有奇、严密中有疏秀，正是从结体上对《礼器碑》恰如其分的评价。每字中有主笔，其他笔画都以主笔为中心收缩比例，“礼器碑”的收放，在整个汉碑系统中是最为夸张的一例。

也就是说《礼器碑》在汉代时期就已经将我们以上所说的，一直从“二王”延续到中晚唐时期总结的结字的基本规律运用到了。如果将历史倒推，能够将这一中晚唐定格的美的规律运用得如此恰如其分，如果放在当时背景中自然属于非常异类。尽管这种收放规律，在《曹全碑》《乙瑛碑》等碑帖当中已经有所显示，但还没有诠释得如此淋漓尽致。

中国人对形体的认知，在《道德经》中有一段话颇为经典：“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前后相随”。对形体的认识是以相对的概念来进行阐释，长因短而显长，高因下而居高……把一个字作为一个整体来关照，长短高下便不再绝对化。唐人欧阳询的“结字36法”曾对这一认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里谈到结构之美时，竟然直接引用了欧阳询的“结字36法”。欧阳询以整体的观点对整个汉字系统分类归纳，是欧阳询对中国书法美学的贡献，应该说这一普遍规律并不是欧阳询的创造发明，他只不过将代代人约定俗成的审美规律表达了出来，众人皆以为然而已。

我们可以将这一规律与《礼器碑》中的部分字例做一比照。

如图“福”字左边“示”字旁整体收缩变窄，非常修长，而右侧则以横画为主笔，下面收窄为横画让路，这便符合《结字36法》中“避就”“相让”的原则。“永”字以捺画为主笔，其他笔画都为捺画留出位置。如“牟”字的上半部收缩为下部“干”字让位，这和后来楷书的收放规律完全一致。

从整个篇幅来看，字与字之间粗细的对比非常明显，比如图中“上”字与“旁”字粗细之间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礼器碑》是汉代碑刻中与后世以“二王”为主线所形成的经典审美样式和范畴一脉相承的最为典型的碑刻，由此可见，对于经典的探索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经典的形成也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力，也并非某个时代的集中爆发，经典的形成如一条长河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