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2日，高岗关于统战工作致电张德生、汪锋：“外来统战关系的人均需接待，但请认真分析各个人的具体情况，作分别不同的处理”。延安交际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创建的第一个接待机构，是中共中央接待工作的起源。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交际处承担了中国共产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和统一战线工作，在传播革命思想，做好后勤保障，加强对外联络，支援祖国解放和推动世界和平，促进友谊进步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交际处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舆论报道的阵地，对宣传延安和解放区，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正确认识和了解延安起了积极的作用。延安交际处同时也是中央统战部开展接待和联络工作的主要活动场所，抗日战争时期由国统区到延安的非党知名人士、党派朋友、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国际友人等在交际处居住时，中央统战部常常派人前往接待和联络。

　　一、延安交际处的成立

　　延安交际处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1936年1月26日，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事宜，西北办事处发布了第四号命令，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秘书长李克农；下设交际科(科长刘向三)。12月，吴德峰任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科长为胡金魁。1937年1月，招待科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设在延安城内大东门。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外交部被撤销，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均由边区政府执行委员会下辖的秘书处直接领导，秘书处内设管理科，具体负责对外接待事宜。1937年11月底，陈云回到延安，鉴于外交部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建议中央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7年冬，中共中央组织部李富春找金城谈话，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对外工作需要加强”，准备调在白区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去干对外工作的秘书。1938年1月，中央组织部派金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对外联络秘书。3月，边区政府为妥善安排接待来宾，撤销原设在秘书处下的管理科，专门设招待科，胡金魁任科长。4月15日，边区政府第二十三次主席团会议决定秘书处设置：设总务科、文书科、招待科，取消管理科，后又将招待科改为交际科。1939年边区政府决定交际科改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直接由秘书长领导。从1941年至1943年3月，边区政府先后三次精简整编机构，交际处最后划归边区政府办公厅直接领导，直至1945年3月先后由王文亮、周子键任副处长。

　　根据金城回忆，延安交际处地位相当高，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个对外窗口。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由中央组织部领导，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组织部李富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王明、柯庆施，八路军总部叶剑英，军委办公厅杨尚昆等，直接指导交际处的工作。人员编制方面，初期有五、六名干部，十多名勤杂人员。下设有秘书、联络科、招待科和总务科。联络科科长石峰，招待科科长金耐，总务科科长杜维。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边区政府取消交际处。3月14日，交际处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在绥德住了一个多月后又转移到了山西。1948年4月光复延安，5月恢复交际处，又迁回原址，7月由姚警尘任处长，姬伯雄任副处长。1949年1月由马继堂任代理处长，李馥清任副处长。1949年6月以后，改为陕北署外宾招待所，后改为延安地区干部招待所，现为交际宾馆。

　　交际处初到延安时，驻地在城内大东门北侧，管理着三个招待所，其中第二招待所的条件、设备较好一些，是一个座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设有三间“特级”客房，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以及英国记者贝特兰访问延安时就住在这里。1938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派考察团到延安时也在此下榻。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交际处由城内迁往延安南关，在市场沟南侧西山下，即现在的延安交际宾馆所在地，现仍保留有旧时的小礼堂和数十孔土窑洞。

　　二、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询问金城国民党地区省政府有无专门接待各方来宾的机构，金城说有的，但情况不同，有的设交际处，有的设交际科，如山西、四川、两广等地方，地方实力派当权的省政府，这类机构大一些。毛泽东问完各种情况后对金城说：“最近我要富春同志召集一个讨论你们工作的会议，要请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到时你和胡金魁同志同来。”

　　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待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由中央代理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主持，到会的人有：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毛泽东办公室主任李六如、联络秘书周小舟。会上主要由毛泽东讲话，张国焘也发了言。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工作作了全面的极其重要的指示，详细地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做好外来宾客的工作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毛泽东首先指出，现在我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下去，并要进一步发展、巩固。统战工作一开展，我们的大门就敞开了，来延安的中、外来宾一定会越来越多，你们的工作会越来越繁重。统战工作是争取人、团结人的工作。人的阶级地位、政治立场、学术观点、社会影响，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各不相同，因此，你们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就要做好对外来宾客的调查研究。日本有个外相，曾说过一句名言：“不认清对象的外交，是盲目的外交。”所以，认清来宾，是你们做好工作的首要步骤。毛泽东举了苏维埃政府时期我们的外交部曾闹过笑话的例子。一次是，一个自称是代表某地方势力的政客来到中央苏区，我们不了解其真实情况，把他当作重要宾客，动员群众列队欢迎，还吹了三番号。后来查明，他是个政治骗子。另一次是，由于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对一个真正地方实力派派来的代表态度很冷淡，把他撇在一边。这是两个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我党发起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又有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政治集团参加的统一战线。你们的工作对象，是以各方上层代表人物为主体的来宾，所以我们通常叫做“上层统战工作”，由于各类上层人士的阶级利益、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基本群众有根本区别，他们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与我合作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只有具体了解来宾，才能针对其特点，顺利地进行各项工作。

　　毛泽东接着说：抗日统一战线是建立了，但是我们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而国民党是我们团结斗争的主要对手。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后，打了十年内战，他们建立了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民政府，我们建立了代表工农兵的苏维埃工农革命政府，现在为了共同抗日，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两党合作，我们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把中华工农苏维埃中央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受国民政府所直辖。但就其政权性质来说，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人民政府与地主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正因为如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我们与国民党之间的团结与斗争，是两者之间谁影响谁、谁吸引谁的斗争。你们的工作也将是如此。边区政府内部，国民党政府可能也派人来参加，也将有统战对象，对此必须有清醒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着重指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不要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让他们看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因为我们党的各种事业都是从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所以我们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成绩，取得胜利。这是为一党一派私利出发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要知道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革命前进中难于避免的，是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克服改正的。只要我们诚恳坦白地说清楚实际情况，是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的。

　　毛泽东说：对待外来宾客，接待交往，要讲民主、讲礼貌。只有给人以充分的民主，让来宾自由交往、自由议论，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以理服人。在与来宾交往时，我们既要宣传解释我党的政策、方针，又要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要以礼待人，不卑不亢，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才能交成朋友。自己首先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许多干部来自工农，是在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同志之间真诚、热情，合作关系都是很好的。我们今后必须继续发扬这种团结友爱的传统。可是在对外工作中，由于对外来宾客，对有文化、有修养的代表人物，或对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感情、工作作风、生活习惯都不了解，接触外来客人时总是不大自然，或说话生硬，有的同志甚至把社会交往的一般文明礼貌，看成是不必要的客套。说到这里，毛泽东对胡金魁说：金魁同志，你前几天不是同杨朔他们开了个玩笑吗?这样的玩笑在我们同志之间互相开开是没啥子关系的，但同外来的宾客开玩笑，就要引起人家的反感和误解了，所以在这些方面许多同志还需要很好地学习。这一点你们在接待工作中一定要更加重视。另外，有些老同志在十年内战时期搞苏维埃搞惯了，喜欢关起门来和自己的同志一起干，不愿意接触党外朋友，与党外合作。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也要纠正。

　　毛泽东说：今后，外边来延安找我们党、政、军、民、学的中外来宾，都由你们统一接待。来宾的思想情况和他们的希望要求，由你们分别报告有关机关，并与他们联系，请他们出面解决，你们的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统一由边区政府管理，但政治上、业务上由中共中央秘书长富春同志领导。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蒋介石口头上已答应同意我们建立特区地方政府，实际上至今不承认，因而我们的对外工作，必须由边区政府出面，显示我边区政府独立存在的合法地位。

　　最后毛泽东问胡金魁和金城：“你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困难?”胡金魁和金城表示：有些单位首长总是推托自己业务工作繁忙，不太愿意接待参观访问。毛泽东说：“难道做好统战工作不是他们自己的重要业务吗?”并当即指示李富春通知各机关、学校的负责人，向他们说清接待客人参观访问的重要意义，必须尽可能地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不应把接待外来宾客看成额外负担。毛泽东并具体指示，像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以及八路军留守处、军委后勤部等经常接待外来宾客的单位，或新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多的单位，可以配备一个专职秘书，协助首长做好这一工作。

　　根据原延安交际处招待科科长杨黄霖回忆，毛泽东曾亲自指示交际处不能只订了一份《解放日报》，“要多订几份报纸，还要订咱们出的杂志，也要订外面的报纸(指国统区的报纸)”，并要求交际处把门口的山路修成“之”字形，以方便老人上山下山。

　　毛泽东要求党政军民学实行“统一接待”，要求接待交际部门列为行政编制，编制、经费等由边区政府管理，但政治上、业务上归中央领导；要求交际处对待客人要讲民主、讲礼貌，切不要不懂装懂，自以为是；要求有关单位的领导尽可能亲自接待来宾，不要把接待工作看成额外负担；要求重要单位要配专门人员，协助首长做好接待交际工作。这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指导方针。

　    三、延安交际处的历史贡献

　　交际处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为该处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从1938年至1941年，交际处共接待来客7000余人。根据交际处总结报告统计，1940年为1412人，1941年为2866人。1942年6月，交际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交际处。交际处(含外交部招待所)先后接待了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加拿大友人诺尔曼·白求恩，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加拿大与美国援华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团体客人。卫立煌、邓宝珊、陈嘉庚、老舍、黄炎培等知名人士访问延安时，也曾下榻于此。交际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交际处还接待了许多国内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和许多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有少数专家到延安后，因生活不习惯或工作上产生一些矛盾、误会，又离开延安。他们到国统区后，经过亲身对比又返回延安。比如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夫妇，1938年8月来延安后，不久离延去了重庆。对何穆夫妇的离去，许多人感到惋惜。毛泽东曾对金城说：“不要惋惜或看不起他们。他们回去后会以亲身经历来做比较，如果他们经过对比，觉得我们解放区好，又要回来，我们再欢迎他们也不迟。因为经过再一次反复，他们与我们合作的信心会更足，决心会更大，也会在这里工作得更好。”果然，何穆夫妇1940年12月又返回了延安。在延安，何穆曾任中央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中共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非常重视，决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并决定交际处在政治、业务上归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领导。周恩来对这次接待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一是宣传要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弄虚作假。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二是对中外记者要一视同仁，又要区别对待，重点要做外国记者的工作。三是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中外记者的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返回大后方或本国后，对延安和解放区作了比较客观的宣传报道，为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了解延安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交际处负责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进行接待和安置。交际处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经常了解来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生活特点和业务专长，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先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造册登记，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培训后再分配工作。

　　延安交际处还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国民党政府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延安派遣特务、搜集情报，甚至跟随进步人士来延安的人员当中也被安插了特务，例如跟随邓宝珊来延安的记者当中就有特务。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交际处在广交朋友、盛情接待八方宾客的同时，不得不对混杂于宾客之中，披着宾客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国民党军统等派系派来的特务，进行必要的或明或暗的斗争。所以交际处担负的情报任务很重。中央保卫部曾给交际处派了一个警卫班，在大门口站岗放哨。金城要求传达室认真记录每天出入的人员，以及记录夜晚出去的人员出入的具体时间。后来，为了加强交际处的工作力量，边区保安处还给交际处增派了一个秘密盯梢组，在交际处门外一带活动，由延安交际处招待科科长杨黄霖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