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初期，刚刚解放的垫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县委政府为了安定人民生活，加强地方经济建设，支援前线，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征粮工作。征粮工作得到了广大贫雇农的热烈拥护，但国民党特务、恶霸、地方豪绅等反动分子却极为不满。2月12日，国民党潜伏特务、恶霸地主、旧军政人员组织“刀儿教”开始反动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刀匪先后在裴兴、大石、龙杠、福安、董砚、五洞、沙桥、界滩、太平等乡，发动武装暴乱，杀害了60多名解放军战士和征粮工作队员。县委、政府果断实行武装镇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实行军民联合，终于取得了剿匪胜利，全面平息了刀匪暴乱。

（一）垫江解放初期状况

垫江位于重庆渝东北，东邻丰都、忠县，西靠大竹、邻水，北连梁平，南接长寿、涪陵，东南西三面环山，幅员面积1515平方公里。垫江原隶属大竹专区管辖，属四川省第十行政督察区所辖，1953年划归涪陵专区。1949年12月7日，垫江解放时，全县设城新、周嘉、太平、高安四个区，下辖桂阳镇和西沤、峡云、新民、武安、沙坪、太平、澄溪、董砚、界滩、沙桥、长安、大石、龙岗、裴兴、周嘉、永安、普顺、晓兴、曹回等1镇19乡，262保，2731甲，共35万人。
  　解放前，国民党在垫江的统治根深蒂固。国民党政府对人民横征暴敛，残酷剥削，加之交通闭塞，既无公路，也无水路，垫江经济十分落后，人民苦不堪言。
　　当时，垫江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等反动组织遍及全县，并设有中统特委会、清共委员会、青年反共救国会垫江分会、谍报组、垫江特约通讯处、情报组等特务组织，特务人员遍布城乡，严密控制着垫江，肆无忌惮地迫害进步人士。垫江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拉帮结伙，横行乡里。垫江“土皇帝”县财政科长沈英儒，家有良田二千多石，中、西式豪华庄园三处，垫城有街房，重庆有银行。他与全县20多个场的封建把头结成团伙，称霸一方，群众称为“科班”。国民党垫江县党部书记刘道山，与其党棍与反动党团头目纠集一派，形成“刘党”。这两派土势力明争暗斗，依附国民党而在垫江称雄称霸，鱼肉人民。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大肆利用封建迷信蛊惑欺压广大群众。垫江帮、会、教很多。主要有宣扬所谓“人生陷于生、老、病、死、苦五记”、“三灾八难，生死相帮”、“同帮遇害，兄弟要报仇雪恨”等欺人之谈的“青帮”；有宣扬“五伦八德”、“江湖义气”的旧传统道德；有“立码头”把持一方，掌红吃黑的“袍哥”；有宣扬“入道能消除灾难病害”的“一贯道”；有以“儒家之礼，道家之体，佛家之法”，常假似通非通、似明非明的言词蛊惑人心的“中和道”；有信奉讲天道、画神水、发神药的“天主教”；有自诩“入道能却病延年，能炬成剑仙侠客，能飞檐走壁”的“东方望月龙门道”；有所谓“练功七七四十九天，刀砍不进、枪打不入、呼风唤雨、口吐剑光、撒豆成兵、腾云驾雾”等骗人鬼话的“刀儿教”等等帮派、教会。这些繁多的门派，其实质是假托神威，欺众敛财，造谣惑众，危害社会，愚弄人民。
　　由于社会混乱，垫江匪患猖獗。解放前夕，全县土匪达30余股，匪徒上千人之多。其中，东山最多。国民党政府与土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明官暗匪，白天做官，晚上抢人，到处劫掠民财，无恶不作。
　　1949年12月7日，垫江和平解放。12月19日，西南服务团二中队52名同志抵达垫江，随后，便开展了全面系统的接管工作。成立了垫江县人民政府，王平任县长，李万春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新成立的垫江县委、县政府和四个区委、区政府于1949年12月下旬相继开始办公，正式开展接管建政工作。全县共分为政府秘书处、财粮科、文教科、公安局和县委组织部等5个接管小组分别进行接管。
　　新的县委和县政府一成立，就取缔了垫江的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三青团等反动党团组织和青帮、仁、义、礼、智、礼等封建社团组织，以及县参议会、农会、商会、民众自卫总队、警察局、司法处、军民合作总站、陆军在乡军官分会，四川省反共救国军第十纵队六路司令部等机构。
　　刚刚解放的垫江，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加之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游兵散勇乘机捣乱，制造事端，仅西南服务团到垫江1个月内，仅抢劫案件就发生近百起。为了安定民心，垫江县委、县政府，翻印“约法八章”，全县张贴。同时对各级旧军政单位发出《训令》、张贴《公告》。1950年1月，县委发出了《关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的指示》，号召群众检举和劝导土匪向政府悔过自新；加强对敌情的调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组织新青社员、农翻会员建立情报网；责令乡、保人员维持治安，派出武装人员进行巡逻。在全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垫江动荡不安的局势，日趋稳定。

（二）征粮工作的开展
　　垫江虽然和平解放了，但由于国民党长期的统治，留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党特务、反动的旧军政人员、地主、土匪等，散布城乡，隐藏武器，伺机反扑，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此，县委和县政府决定在全县范围内进一步收缴枪支，开展征粮工作，以巩固新政权，加强地方经济建设，支援前线，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根据大竹地委的指示，于1950年1月上旬开始了征粮工作，分配垫江完成3040万斤的征粮任务，分别落实城新区907万斤，周嘉区709万斤，太平区771万斤，高安区718万斤。县委决定以保为单位，组织征粮委员会，广泛运用社会力量，组织教员和放假学生开展宣传活动。
　　县委根据“大胆吸收新区进步青年，短期培训，使用到征粮中去”的指示，在全县先后吸收了进步青年、学生60多人，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纪孟德负责，民运部干事范汇忠、蒋先杰具体组织培训。培训半个月后，分配到各区，投入到当时的征粮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通讯连的指导员到垫江协助征粮，解放军驻垫部队96团在剿匪的同时也协助征粮工作。县委将驻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组成征粮工作队，分赴各区开展征粮工作。全县有262个保，政府组织的征粮队员每个保不到一人，因此征粮工作难度极大。
　　征粮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完成。当时，征粮的政策主要是“大户加征，贫穷减免，合理负担”，采用普征、大户加征两种办法进行。大户加征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及祠堂、庙产。普征和大户加征的标准是以当年粮食收入量为依据，地主征50%—60%，个别征80%；富农征20%；佃 中农不超过15%，特殊情况还可以照顾。征粮工作队员深入到乡村，对广大群众进行耐心细致宣传讲解，让人民群众了解，新旧社会征粮的目的、意义及用途的不同。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征粮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不少群众除自己踊跃交粮外，还积极为政府催粮、运粮，保护粮仓。一些富裕中农、开明士绅也很快完成交粮任务。
　　解放前，垫江匪患猖獗，解放后，县委初步进行了清匪工作，但主要是宣传政策，一般性号召土匪改过自新、弃暗投明，因此垫江的匪徒基本未受到处理。随着收缴枪支和征粮工作的深入开展，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恶霸、地方豪绅等反动分子的极为不满。他们大肆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破坏征粮工作。一方面，耍花招，欺骗人民政府，伪装开明，主动捐粮。“土皇帝”沈英儒向政府说，要把自己的大楼房、谷子捐给政府。恶霸夏嘉模，假猩猩地把自己的田土都开出清单交给人民政府，请政府分给人民，说自己不再当地主了。地主胡炳烈也把“开明士绅”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另一方面，他们却隐藏枪支，暗藏粮食，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造谣生事。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共产党要把粮食运到苏联去”、“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共妻”、“蒋介石要打回来了”、“把青年男子送到前线去当炮灰”等等，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散布反革命舆论，制造混乱。公开出钱、出粮、出刀、出枪，支持刀儿教，打起“九路军”旗号，说什么“八路军的天下不长，九路军要坐天下”。他们还秘密组织了涪陵、丰都、长寿、垫江边区反共游击纵队司令部，由邬孟儒任司令，谭琪、刘必祥任副怀念，廖洪模任参谋长，沈英儒、闵克勤、谭叔愚、谭向武等任高级顾问，谭国荣任书记官。司令部下辖4个支队，下设直属中队、警卫队、大队。纠集3000多人，枪枝1500多支，子弹30000多发，大刀2000多把，手榴弹1000多枚。“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殊死的战斗，已迫在眉睫。

（三）刀匪暴乱
　　刀匪即刀儿匠、刀儿教、大刀会，又名顺天教，是封建迷信组织。参加的人，多系愚昧无知的群众及少数知识分子。高峰教首刘必祥打着“抗丁抗粮”、“反对捐款”、“打土匪保身家”的口号，在垫江、涪陵、丰都三县交界的偏僻乡村设厂传教，发展教徒2万余人，以裴兴、龙杠等地为多，骨干成员大多数兵痞、流氓、地主、恶霸。
　　裴兴乡大地主胡炳烈，自恃几个儿子分别担任国民党丰都、忠县、垫江三县联防反共司令，势力强大。家有粮食千石，却一直拒绝交粮。1950年2月9日，胡炳烈亲自出面，在裴兴乡华龙村胡家老湾，杀猪办酒席，宴请地主豪绅、刀儿教大小头目，密谋暴乱。2月12日，国民党潜伏特务、恶霸地主、旧军政人员组织刀儿教开始反动武装暴乱，公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进攻。
　　2月12日下午，刀匪率先在裴兴乡施行武装暴乱。这天，解放军二野三兵团通讯连副连长关家章带领13名征粮工作队员在裴兴乡征粮。在得知刀匪暴乱的消息后，关家章立即率队转移到桂花村一组围子湾碉楼内(裴兴乡乡长胡稚尤的老家，四合大院、院中有两个相互地下连通的碉堡，有利于防守)。胡炳烈、胡稚尤指挥1000多名刀匪团团围住了碉楼。工作队队员见冲过来的刀儿教是农民打扮，不忍伤人，不断地向刀匪做宣传工作。但疯狂的刀匪没有放下屠刀，他们叫嚣着，不时地向碉堡开枪射击。在经过一个通宵的战斗，刀儿教无法攻下碉堡。第二天清晨就强迫附近的老百姓挑来柴草，准备火攻碉楼。正在这时，从赵家寺赶来了约二十多人的解放军武工队援救驻守在碉堡里面的解放军和征粮队同志。关家章决定率队突围。他们刚冲出碉堡，上千名刀匪便蜂拥而上，从碉堡冲出的同志当场被杀害了大部份，少数同志带伤突围后同增援的部队一起撤到离围子塆不远的桂花三队洪湖寨。，征粮队的同志又冷又饿，一个个筋疲力尽，而刀匪又向洪湖寨发起了猖狂进攻。征粮队的同志虽然又冷又饿，但他们与刀匪战斗十分英勇顽强。由于寡不敌众，关家章与另外18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刀匪在裴兴暴乱之后，紧接着又在界滩（即界尺、高峰、斜滩）、龙杠（即龙凤、杠家）、董砚（即董家、砚台）、沙桥（即黄沙、五洞桥）、太平、沈家（现坪山）、垫江县城等地暴乱。
　　2月13日，刀匪袭击了龙凤场，将窦从先、罗炯明等3名征粮工作队员杀害。同一天，刀匪突袭杠家驻林木沟的征粮工作队，李鼎熙等4名工作队员英勇牺牲。
　　当天，界滩乡工作组组长、太平区宣传干事孙良好，在从斜滩回到界尺的路上，听说了刀儿教杀害征粮工作队同志的情况后，立即组织征粮队的15名同志，作好应战准备。从龙凤、永安场方向的蜂拥而来的五、六百名刀匪，很快包围了界尺场。孙良好等被围在段家堡。由于刀匪身着农民的服装，匪民难分，孙良好不忍心枪杀无辜，边打边叫老乡不要受骗上当。可是红了眼的匪徒依然穷追猛砍，孙良好等7名工作队员惨遭刀匪杀害。这个征粮队有3名女同志，刀匪追杀时，其中有两名跑到水田里，刀匪盘问她俩，她俩说是走亲戚的。因当时稍有身份的妇女都穿长袍，这两位女同志幸好穿的长袍，刀匪信以为真，她俩才得以幸免。
　　2月14日，太平区副区长王子清带领14名征粮工作队员，正在董砚乡公所开会，突然，从五洞、界尺、汪家方向窜来约四、五百名刀匪，手持大刀，嚎叫着向征粮队的同志们杀来。征粮队的同志只有两人有枪，其余都赤手空拳，征粮队员立即向距现在董家场街上3华里的高嘴寨撤退。当征粮队的同志跑到寨门时，寨上的地主、保长却不开寨门。征粮队的同志只好向北面山坡下跑。当跑到汪家塆大冲时，几百名刀匪就追了上来。王子清躲进一间破草房内，幸免于难。另一名队员有枪未遭杀害，其余12名同志全部被刀匪杀死在汪家塆大冲。
　　2月15日（农历腊月29），高安区副区长段书平同志，前往杠家安排群众过春节。当走到现在的龙凤乡谢家大石板时，被当地几个暗藏刀于身上佯称以反映问题为名的刀匪杀害了。
　　2月16日傍晚，在沈家以刀匪头子邬孟儒、谭琪为首组织的“九路军”组织三、四百名刀匪，包围了沈家乡公所，时任涪陵四区副区长的柳太东和另外两名征粮队员，被刀匪残忍杀害。
　　2月18日上午（正月初二），太平乡刀匪头子易万发，纠集刀匪500余 ，袭击太平区政府。太平区政府遭刀匪袭击之前，本来已得知情报，说刀匪腊月28日要来攻打太平区政府，因此县里派了两个班19名武装战士到太平区作警卫。但几天来刀匪没动静，便认为太平离县城近，武装人员也不少，刀匪不会来攻打。正月初一，县里调回一个班。初二上午，区政府只有两个人站岗和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面对刀匪的袭击，他们奋力抵抗。最后，区民政助理员许善、县派驻太平的县中队战士封占成、刘长青等3位同志，惨死于刀匪的乱刀之下。刀匪还抢走了区政府收缴地主、豪绅、土匪的枪支20多支，子弹1000多发。太平暴乱这天，由重庆回老家探亲的两个过路人，因穿的是黄色军服，刀匪硬说他俩是共产党的侦探，将其乱刀砍死。
　　2月24日凌晨，得意洋洋的刀匪，分东、南两路向垫江县城扑来。当时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城内的干部不到100人，解放军不到一个连，而在城外蠢蠢欲动的刀匪有3000多人，大有踏平垫江县城之势。在这紧急关头，县委副书记李万春、县长王平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同时，请起义投诚的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协助。匪首易万发带领1000多名刀匪从太平方向，占领了鸡公山一带，向南门发起猛烈攻击。县委、县政府职工和解放军一起，使用重机枪、迫击炮，重点打击刀匪指挥所，自称“铜头铁臂”打不钻的匪首易万发被当场击毙。其余匪徒见势不妙，纷纷狼狈逃窜。中午11点左右，从高安、坪山方向来的上千名刀匪，又在东门外双路口一带发起了进攻。鲁崇义命令了一个连队奔向高坡与解放军96团协同作战。反击刀匪的进攻，刀匪总司令刘必祥被打成重伤，其余刀匪连爬带滚，四处逃窜。
　　1950年2月中下旬，是刀匪最为嚣张、猖狂的时候，在短短10多天内，64名解放军战士、政府工作人员和征粮队员惨死在刀匪的屠刀之下。这些为捍卫垫江人民政权和完成征粮任务而遭刀匪杀害的同志，有的曾辗转南北，累立战功；有的刚参加工作，风华正茂，斗志昂扬。面对刀匪，他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与刀匪展开了顽强的搏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平息刀匪暴乱
　　刀匪暴乱之后，全县人心惶惶，特别在发生暴乱的地区，刀匪到处造谣威胁，制造恐怖气氛，一些受蒙蔽的群众死心塌地跟着刀匪。刀匪不但杀害解放军战士和征粮工作队员，还到处胡作非为，抢劫粮食、布匹、盐巴。面对刀匪的残忍暴行，县委决定暂时停止征粮工作，平息暴乱。
　　县委根据西南军区和川东军区的有关剿匪指示，提出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和政策来平息刀匪暴乱。2月16日，县委发出《关于剿匪的紧急指示》，决定对刀匪暴乱以武装镇压，同时加以政治攻势。对暴乱的股匪狠狠打击，对受特务、恶霸地主欺骗胁迫而参加暴乱的匪徒，采取政治瓦解办法，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印发《告刀儿教书》和《告人民群众书》，揭露地主恶霸和敌特的阴谋，号召群众协助政府迅速平息暴乱，做好未暴乱地区的群众和刀儿教徒的转化工作。同时，成立了一支由解放军与地方干部组成的剿匪部队，深入匪巢剿匪。
　　2月20日，剿匪部队从县城出发，直捣“涪、丰、长、垫边区反共游击纵队司令部”。部队在黄沙乡大步桥遇上一部分正在集合的刀匪，不到半小时，击毙土匪4人，匪徒全部溃散，部队无一伤亡。随后，剿匪部队乘胜前进，在离董家场不远处，又遇刀匪拦截。剿匪部队左右包抄，很快击退了这股刀匪。虽然天已黑，但部队乘胜前进，经过汪家场，在第二天凌晨4点，到达刀匪巢穴——沈家场春晖村，活捉匪徒50多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和文件。
　　剿匪部队围歼沈家场刀匪之后，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与刀匪划清界线，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早日肃清匪患。之后，大部分兵力又分头追歼逃窜刀匪，刀匪仓狂逃窜。

3月3日，李万春率宣传工作队从垫江县城进驻黄沙乡，全面贯彻县委集中力量剿匪的决定，并以高峰场为基地，对沈家、五洞、裴兴、永平、大石、界滩、龙杠等地实行轮回剿匪。3月4日，解放军三十二师、大竹军分区下达了《剿匪作战的基本命令》，96团副政委孟庆堂奉令率领四个连来垫江协助剿匪，加上垫江的六个连，成立剿匪队，统一由孟庆堂、宋振（解放军96团副团长）指挥。3月9日，成立县剿匪指挥部，由宋振任指挥长，县委副书记李万春任政委。县委、县政府采取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等一系列措施，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号召全县人民动员匪徒自新。
　　3月初，李万春指挥部队袭击了五洞桥土匪，捉住了召集刀匪开会的匪首夏福初（夏嘉模之子）。3月12日，县委得到情报，说刀匪攻打县城失败后，不甘心失败，3月13日在沈家场集会，重新编队。剿匪部队当即从高峰出发，在次日拂晓前包围了沈家场，封锁各条路口。当匪徒背刀扛枪从各条路上涌进沈家场时，剿匪部队开始发起进攻，打得刀匪晕头转向，四处逃命。沈家场一战，共活捉匪徒70多人。3月21日，剿匪部队在新庙（高峰附近）的进剿中，活捉刀匪5名。在黄沙乡街上，抓捕了暴乱匪首周镜渊。随后，逮捕了刀匪暴乱的幕后策划者、匪司令部高级顾问沈英儒，活捉了高安地区刀匪头目黄阎平及10多名匪徒，抓捕了策划、支持暴乱的大地主黄按廷，又将长龙寨上匪徒一网打尽，活捉了匪首沙永成和叛匪杨文林。
　　剿匪部队的节节胜利，极大的震憾了散逃在高峰、界尺、斜滩、五洞等地的零星股匪。不少匪徒主动到政府自首，主动投案，交出武器。到4月底，全县有815人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4月26日，剿匪部队打击了峰顶山上最后一股刀匪，县内刀匪全部瓦解，刀儿教暴乱彻底平息。
　　县委政府根据“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从5月起，由解放军96团副团长宋振负责，县公安局具体办理，在垫江县城“天圣宫”大庙内，举办自新刀匪集训队，共集训172人。随后又举办了第二期“匪首训练班”，共集训匪首204人。对醒悟了的、能缴刀自新的刀儿教徒，加强思想教育，既往不咎。对少数死跟特务、恶霸地主和万儿教头目的顽固分子，依法给予了惩处。依法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匪首和邬孟儒、谭琪、夏嘉模、周镜渊、张汝川，刘国盛和高级顾问沈英儒、谭叔愚、闵克勤、蒋朝珍及特务沙永成、李义忠等人。刀匪“教师爷”刘必祥在攻城受伤后藏匿于高峰乡下，后因枪伤溃烂死亡。
　　垫江剿匪在大竹地委、行署和军分区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县广大军民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下，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彻底平息了刀匪暴乱，取得了辉煌成果。到6月中旬为止，全县共歼灭刀匪60余股，击毙刀匪45人，其中匪首7人；俘获刀匪587人，其中匪首20人；自新刀匪4883人，其中匪首113人。缴获长枪630支，短枪396支，大刀1249把，长短枪子弹13000多发，手榴弹240枚，炮弹128发。
　　历时4个月的刀匪暴乱，最终以人民政府的胜利告终。但这场刀匪暴乱的教训是沉重的，“刀匪暴乱”表面上蒙着一层封建迷信色彩，其实是潜伏特务、恶霸地主、旧军政人员、顽固分子、土匪和封建会道门头目，相互勾结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刀匪暴乱前，县委、政府全力以赴征粮，县、区两级干部对刀匪的密谋暴乱，没有半点准备。加上面对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党内的同志警惕性不高，对刀匪暴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面对刀匪的突然袭击，解放军战士和征粮工作队员，显得极为被动，遭受了重大损失。县委、政府采取武装镇压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果断进行轮回剿匪，充分发动群众，形成了党、政、军统一领导的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彻底消除了匪患，平息了暴乱，巩固了人民政权，从此垫江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定，安居乐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