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木 的 延 安 情 结

师银笙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当我们唱着这首激励着一代八路军战士和一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雄壮激越的歌曲时，怎能不想起它的词作者公木先生!

                           一

    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出生于河北省辛集市，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歌词作家。1930年1月公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8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大的学制尽管只有6~8个月，但学习内容却很丰富，主要是军事和政治。没有教室，不管寒冬盛夏，每人坐个小板凳在野外上课，膝盖就是课桌。公木学习4个月没等毕业，就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据著名诗人朱子奇回忆，公木知识丰富，语言生动，讲课很受学员欢迎。白天，他背着黄挎包，带着地图，爬山下沟为学员讲课，晚上就在小油灯下埋头写诗。

      一天，他结识不久的朝鲜族战友郑律成无意中发现他写的一首短诗《子夜岗兵颂》，写的是自己站岗放哨时的感受“一片麟云，筛出了几点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阙乡曲……你可敬的岗兵，手把着枪托，挺立在路口，面对着西风……”郑律成很是喜欢，悄悄谱成独唱歌曲在学员中风靡起来。

       此后，两人满腔热情商量写一部歌唱八路军的大合唱。面对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那冲锋陷阵的号角，那威武雄壮的队伍，使诗人的灵感之火化作撼人心魄的诗句。一下子写了8首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合唱》，特别是《八路军进行曲》坚毅豪迈，热情奔放，音律和谐，朗朗上口，这歌声发出了拯救民族命运的呼喊，这歌声坚定了子弟兵必胜的信念，这歌声很快从延安传唱开来，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鼓舞着人民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1940年被评为“五四中国青年节”征文活动音乐类甲等奖，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吴玉章、董必武还捐赠了奖金。这年夏天，《八路军进行曲》和《八路军军歌》在军委主编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正式发表，英雄的八路军第一次拥有了具有排山倒海气势的《军歌》。1951年，《八路军进行曲》稍作改动即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这首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二

       1940冬，他的同学、同乡、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等来到延安，讲了敌人在冀中建了1753个据点，把根据地分成2670多块，军区部队就在这中间穿插与敌斗争，邀请他回冀中实践他回家乡抗日的约言。他立刻向组织提出申请调赴前方，抗大与军委批准了他的申请。因孙志远一行住在总政，他也搬到总政与张仲翰住在一孔窑洞。正像他说的，由于亢奋和依恋的情感交织，他写下《再见吧，延安》发表在艾青主编的《诗刊》上，还向萧三和延安诗会的诸位诗友告别。正在忙碌准备奔赴冀中时，中央决定暂停向前方派遣干部，他和孙志远等同志全都留下了。

      1941年5月的一天，担任总政组织部长兼军委直属队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找他谈话，决定让他担任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文艺室虽搞的是宣传工作，但从宣传科里划分出来，足可显示军直政治部对文艺工作的重视。成立的那天，并没有如今的揭幕挂牌的典礼仪式，只是在一孔窑洞里开了个十几人的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文艺室是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部门，不仅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调节生活，提高战斗情绪，而且还密切部队与群众的联系，扩大对外影响。并提出要对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方方面面的工作要有计划性和全面性。要了解文艺工作的特点，既要工作，又要创作。要用兵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敢闯，发挥创造性……

      文艺室的人虽不多，但心齐热情高、工作抢着干，从不管假期和礼拜天。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到军直各单位搞歌咏、演戏等文艺活动，发现人才。二是文艺室内部的人都要搞创作，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部队文艺》，还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鹰社，有成员30多人。又以鹰社名义编辑出刊大型板报《蒺藜》。文艺室的工作不仅搞得红红火火，像公木、朱子奇等战友个人创作也获得丰收。他总结时说过：“在这个短时期里……在量上是最多的，在质上也有新的拓展。”他写的《我爱》《自己的歌》《冬夜》《崩溃》《希特勒的十字军》《哈喽，胡子》都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延安的街头诗活动中，他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鸟枪底故事》朗诵后引起轰动，边区文协把它译成拉丁文新文字出版发行，在当时的延安无异于珍贵奖赏。

       对于延安的文化活动，他也积极参与。萧三回延安后，曾主持延安文化俱乐部的工作，公木就是得力助手。他们发起成立了延安诗会，编辑出刊了《新诗歌报》。公木几乎参加了所有活动。在端午诗人节的座谈会上，老中青诗人济济一堂，超过百人，气氛热烈。多次组织的诗歌朗诵会和诗歌晚会，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诗潮，使延安成了诗的城、歌的城。

     1942年4月底，公木接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封粉红色的“请柬",是以毛泽东和凯丰名义邀请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他作为正式部队编制的唯一的“兵”，作了”写兵、兵写——兵写兵、写兵兵“的发言。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开场和结论后的讲话，他感到情真意切、平易近人，明确了文艺要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不知是不是他的发言触动了毛主席，原来习惯的“工农”后面加了“兵”字，公木感到非常兴奋，这难道不是对他发言的肯定！

                            三

       正当公木准备召开鹰社全体成员会议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时，形势大变。不但会议没开成，原计划派遣更多作家艺术家来军委直属队工作的愿望没有实现。为了给整风让路，文艺室建制撤消，人员全部分散到各单位，公木被调到鲁艺当教师。在话别会上，军直政治部副主任邓飞和胡耀邦讲了几句话，说一年多来，方向是正确的，思想是健康的，干劲是充足的，成绩是显著的，鼓励大家在整风期间分散搞好文艺工作。

       公木调到鲁艺不久，整风进行到整顿党风阶段，气氛紧张起来，审干，抢救“失足者”，写批判文章，在那种激烈的群众运动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上线，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待问题，轮番逼供信，残酷斗争……最先撞枪的自然是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公木成了教师中第一个需抢救的“失足者”。由于他们办了《部队文艺》，又在上面发表了一些文章，晋驼写的小说被嗅出有王实味的味道，方杰的《萧王壁之死》和公木的诗《大围墙》《小围墙》被说成是反动文章。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他们有个文学组织叫鹰社，是因为陕甘宁边区23县像是一只雄鹰，因而起名鹰社，被牵强附会是希特勒的象征，办了个《蒺藜》墙报发了几篇讽刺小品，就被康生在大会上点名，说“里面坏人很多”，他们三人被定为“三面旗帜”的特务集团。联想到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当年的境遇可想而知。

      读了韦君宜的《思痛录》，她在书中说“抢救失足者”整错了许多人，大多是假的。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举手齐帽行了军礼，并向大家道歉，就是主席的几句话，公木和挨整的同志们都原谅了，我真敬佩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计较过去的挨整，又重新投入革命工作中。

       审干结束后，鲁艺归到延安大学，公木和天蓝遵照《讲话》精神走进南泥湾的359旅深入生活，和部队的同志一块儿合编了《生产战线》一书，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书名。

       1944年1月，以革命先烈李子洲命名的子洲县建立，为配合当地群众组织的庆贺活动，鲁艺派出戏音系孟波、刘炽等42人帮助排练秧歌队并深入群众采风。闹秧歌需要一个写歌词的，公木自告奋勇加入这个队伍。

      在清清的小理河两岸，有一段十里平川，因能产盐被称为十里盐湾。过去，河两岸的一方方盐田、一口口盐井、盐锅都是盐主老财的财产，周围的盐工却受尽煎熬，只能苦水往肚子里咽。边区解放后，盐工们成立了工会，开始了新生活。这一带有着丰厚的民歌土壤，唱民歌、闹秧歌有千多年的传统。公木和刘炽瞅准了这个地方，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一边采风，一边帮盐工出墙报、编节目，动员这里的妇女第一次登上秧歌场子。公木搜集整理了不少民歌，也创作了不少秧歌诗，像《盐工曲》《种盐英雄郭富才》《人人都说种盐好》……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他的这些作品大多是真人真事，像郭富才就是盐工工会负责人，曾给盐主揽工30多年，领导工会后积极肯干，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种盐英雄，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多次接见和奖励。民歌的滋养和熏陶使公木的诗风大大改观，激情泉涌，不但写了不少秧歌词，还写出表现阎凤兰追求婚姻自由参加红军的长篇叙事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后来，他把在盐工秧歌队里编写的唱词整理成民歌体诗集《十里盐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3年出版。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向工农兵学习，对民歌的搜集整理、加工提高、仿制创作搞大规模的采风形成热潮，鲁艺就收集了数千首，由担任鲁艺文艺运动资料室主任的公木和何其芳进行编选，前后费时六七个月，编成了一部《陕北民歌选》，标志着陕北民歌的全盛时期，也被民间文艺专家称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延安鲁艺文学院师生和延安文艺界深入民间直接从老百姓口中采风的集大成之作。”由于公木1945年9月离开延安，何其芳将书稿交程钧昌保管后也离延赴重庆工作，程钧昌写了篇《陕北民歌选·凡例》交由晋察冀新华书店于1949年7月正式出版，成为最全面、最原始记录陕北民歌的经典。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出两支文艺团分赴华北和东北开展工作。公木参加了以舒群和沙蒙为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共有60人。1945年8月24日，延安文化界百余人在交际处举行欢送会，边区文协主席丁玲致了开幕词，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勉励大家贯彻毛主席制定的文艺政策和鲁迅方向，坚持文化统一战线，埋头苦干开展工作。中组部代部长彭真也提出要求，深入群众，做好到大城市的工厂、贫民区、矿山去的准备。

      8月31日队伍上路，徒步跨过陕西、山西等5省，于10月抵达辽宁沈阳。一路上大家情绪饱满，行军路上歌声不断，特别是大家熟悉的《移民歌》，因为1944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刊登过李有源和李增正编的9段歌词，大家不知唱了多少遍。公木深受启发，写了一首短诗《出发》，共37行，开头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结尾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10月24日，为了向群众宣传，团领导要求演出时多点歌颂领袖歌颂党的歌曲，就组织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参与歌词创作，公木负责记录，最后改成四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哒儿哪达儿亮。哪哒儿有了共产党，哪达儿人民得解放。/共产党，老百姓，民主联军子弟兵。军民合作心连心，保家卫国享太平。”刘炽又在《骑白马》曲调上进行加工，当晚演出时报幕词是《东方红—陕北民歌》，后来唱遍全国和世界的《东方红》就这样诞生了，1946年春夏季节，长春、哈尔滨的电台就播出了这首歌，这才是《东方红》的真正原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延安是公木成名的地方，他一生都向往这里。在他负责筹建东北师范大学时，他的命运就布上阴云。后来调到中国作协工作后，每次政治运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反右运动中，他虽然积极参加，还被选派出访捷克等国解释我国的反右运动，两个月后返回北京，一下飞机就通知他接受批判，1958年10月他成为作协机关最后一名补划的“右派”，工资降到15级，蒙受了二十多年的不明之冤。连同在一个机关的韦君宜都不清楚公木因何原因被划成右派的，真让人莫名其妙。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木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恢复了党籍，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吉林社科联合会副主席暨文学学会主席，吉林省文联名誉主席，还担任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和中国诗经研究会会长。1998年10月30日先生逝世后，吉林大学为他竖起塑像。在他百年诞辰时他的家乡河北辛集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一代优秀的诗人，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