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该报记者的长篇通讯《周立波长篇小说中两个原型村的振兴“对话”》，并发出《编者按》：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是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光腚屯”元茂屯的原型地，上世纪40年代初，这里最穷的一些人家只有一条裤子，夫妻俩谁出门谁穿，“光腚屯”由此而来。2012年，《新华每日电讯》曾刊登长篇通讯，报道了“土改第一村”元宝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带领党员群众，把昔日的“光腚屯”变为“亿元村”的故事。湖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是周立波的出生地及其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视为《暴风骤雨》的续篇）的创作背景地。进入到本世纪初，有“山乡巨变第一村”之称的清溪村，不断推进改革发展，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农村经历改革的暴风骤雨，发生历史性的山乡巨变。“土改第一村”和“山乡巨变第一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开辟了一条传统农村发展的新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了新活法：农业、工业、旅游业、电商……多点开花，多业并举，前所未有地丰富着乡村生活。一个是“山乡巨变第一村”，一个是“土改第一村”，一南一北，从“土”里找出路，在“改”中谋转型，不同的产业路线，相同的奋斗精神，他们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遥相“对话”。看今日，令人振奋；想当年，感慨万千，周立波那时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村呢？那时的变革对今朝的腾飞打下了基础的基础，还是让我们走进作家的世界——

1939年年底，周立波和胡乔木、南汉宸结伴来到延安。住着简陋的窑洞，吃着粗糙的饭食，但自由的空气让他有一种鱼儿游在水里的欢快，不久就写了一首《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我希望早风把我的歌带走，/带给远方和远方的人们，/让他们相信，让大家相信，/生活里有很多美丽的东西，/像白天有着很好的早晨，/像春天有着很好的青草……”

文人却有武人的脾性   

来延安后，他被分配到鲁艺，被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时周扬为鲁艺院长），并担任世界“名著选读”课程的教学。从此，开始了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又一个成就卓著的新阶段。

在1940至1942的两年多时间，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把美的感受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诸多中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名著进行了全面、精辟而又生动的分析和讲解。那时延安物资极端匮乏，书籍奇缺，难以找到参考资料，他在那时极为珍贵的棉籽油的昏黄油灯下，在那时视为最高级的各色油光纸上写出讲稿。他的夫人林蓝后来整理编辑了《周立波鲁艺讲稿》，也只是他讲稿的一小部分。“他不但给学员们讲解《红楼梦》《水浒》《阿Q正传》，还给大家讲解高尔基、法捷耶夫、歌德、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绥拉菲摩维奇、果戈理、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帮助大家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教的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有12名学员，10名男生、2名女生。他以广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热忱，以缜密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以炽热的感情和幽默的语调，分析起作品来，细致入微，条理清晰，而且娓娓动听，赢得了广大学员的爱戴和欢迎，不仅文学系的学员交口称赞，而且也受到其他各系学员的普遍好评。据当年的学员葛洛、陈诵回忆:“他穿一件破旧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绳子系起的近视眼镜，身躯高大瘦削，两颊深陷，可是脸上显现出奕奕的神采，浑身透露朝气。当年他也才三十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每当周立波在文学系讲课时，戏剧、音乐、美术等系的一些学员也纷纷前来听课。洒满阳光的教堂院子里，常常坐满了听众。

在鲁艺任教期间，周立波还参加了延安文化界的各种活动。1940年1月，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补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1941年5月15日，他出席了延安鲁迅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撰写论文《论阿Q》。同年，他还和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他写了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牛》。后又以自己30年代初在上海西牢监狱的斗争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大获好评，初露了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

一段相处，大家发现周立波不但能说、能写而且胆子特大。他平时性情温和，但发起脾气却不管不顾、鲁莽冲动。他的孙女周仰之在《人间事都付与流风》中就爆料：在鲁艺欢迎大作家茅盾的茶话会上，有一位歌唱家用讽刺歌曲《跳蚤歌》表达对主持人和当局的不满，眼里揉不进沙子的周立波坐不住了，猛然抄起一把茶壶甩了过去，茶壶在舞台上砸的粉碎，他还跳起来准备冲过去打架，身为上司的院长周扬慌忙拦住他：“你你你，怎么还是这样！”作为多年带他一起闹革命的周扬，自然知道立波的脾气，年少时就爱打架。在上海神光印刷厂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因工头撕他写的标语，他理论不成就上去三两拳把工头汤福彪打的趴下，神光出版社把他告上巡捕房，他被拘捕，又从住所的行李中搜出违禁左倾书刊，这可成了大罪。多亏周扬和其他同志活动，立波度过了20个月的牢狱生活。

毫无畏惧地投入抗战前线

胆大使他无所畏惧。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仅凭自学的外语，竟然在上海两年半中翻译了苏联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介绍了顿河流域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还翻译了《秘密中国》，两书近百万字，使他得到翻译家的称号，连大名鼎鼎的郭沫若看了他《被开垦的处女地》后，认为翻译的好，遂放弃了自己翻译的计划。但立波对埋头书案并不满足，他给周扬写信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　

1937年9月，遵照上海地下党的安排，周立波与第二批文艺工作者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经西安时，因美国进步女作家斯沫特莱要访问山西八路军战区，他和舒群被派去当翻译并担任战地记者。在前线，周恩来向他和史沫特莱全面讲述了抗战以来的斗争形势。他俩又在八路军前方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总政治部主任。边区军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深深吸引了他，周立波曾据此写成《彭德怀将军论抗战形势》一文，发表在汉口《新学识》杂志上。

10月，周立波再次受任弼时派遣，陪同美国武官卡尔逊上尉到晋察冀边区访问。这是第一位访问八路军的美国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副卫队长，他的报告可以影响决策人。在50多天里，他们多次冲破日军封锁线，几经辗转走过2500多里路，备受辛苦和危险。他又是第一次经历北方的冬天，脚上的冻疮流血不止，仍先后走访了晋察冀边区的广阔战场，拜会了正率部与日寇殊死搏斗的八路军著名将领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徐海东、陈赓等，亲眼看见了根据地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动人场景，广泛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很快写出了歌颂八路军前方将士和不屈的边区人民的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散文集《战地日记》。卡尔逊很正面地介绍八路军战区的观感，并写出《中国双星》等两本著作，正确作出对远东局势的预测。

战争的残酷他心知肚明，他甚至提前自拟了墓志铭：“死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子，一个洞庭湖边的居民。在生前，他唱过歌，他晒过太阳，他爱过人，他也和人打过架。他碰到几次危险，在娘子关前，在九华山下……”这足以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坚定信念。

1939年5月，周立波接周恩来电，调他到桂林《救亡日报》任编辑。到桂林后，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会，被选为筹委会委员。

把立场和情感融入战士之中

1942年春，为了深入调查和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专门约请周立波等鲁艺党员教师在杨家岭窑洞座谈，这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序幕。5月，座谈会召开了，毛泽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立波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这次座谈会使他得到启示，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道路，是他决心把立场和情感融入到战士中去，这是那一代红色作家共同走过的道路。他曾多次盛赞毛泽东《讲话》的深远历史意义。他在6月12日发表的《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中运用《讲话》的基本观点，全面阐述了作家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指导作用。《讲话》在周立波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里程碑，确定了周立波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

1942年春，为了深入调查和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专门约请周立波等鲁艺党员教师在杨家岭窑洞座谈，这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序幕。5月，座谈会召开了，毛泽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立波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这次座谈会使他得到启示，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道路，是他决心把立场和情感融入到战士中去，这是那一代红色作家共同走过的道路。他曾多次盛赞毛泽东《讲话》的深远历史意义。他在6月12日发表的《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中运用《讲话》的基本观点，全面阐述了作家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指导作用。《讲话》在周立波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里程碑，确定了周立波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

1944年2月，周立波离开鲁艺，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任副刊部副部长。在《解放日报》社，周立波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为宣传、推动新秧歌艺术，为训练、扶持工农兵创作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编稿、撰文外，还到三五九旅参谋训练队兼课，辅导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和写作。

1944年整风运动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决定从三五九旅中，抽调部分兵力南下开创抗日根据地。周立波闻讯后，认为这是自己深入工农兵群众，经受实际斗争锻炼的极好机会，最希望写出关于战争、关于军队的大作品。于是积极申请参加南征，得到三五九旅军政首长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的支持，安排他在南下支队司令部任秘书。

11月初，周立波随队出发，离开陕甘宁根据地，突破日、伪、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远征到湖南、广东一带。其间，部队历尽艰险，战斗频繁，冲破100多条封锁线，往返7省战场，行程计15000余里。南征中，他虽然是司令部秘书，但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始终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背着背包，走在战士的行列中。一次晚上宿营，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天又下着雨，他和另一位文化人钻进鸡窝过夜，还坚持写日记。夜行军时，为了不致掉队，他让前面的同志在背包上缝块白布。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扶拐杖，一跛一拐地迈动着裂满血口的双脚，硬是和战士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又一次情况紧急，部队要紧急突围，东西全部精简只带一天干粮，他把什么东西都丢掉了，只死死抱住日记突围出来。

战斗生活没有从容。在枪林弹雨中周立波也增长了不少战斗知识和斗争才干。在东渡湘江途中，部队遇上了敌人。周立波和另一位秘书萧林达因掉队被困在一座石桥前。桥下，水急浪涌，不能泅渡；桥上，敌人机关枪疯狂扫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俩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抢在机关枪扫射的间隙中飞奔过桥，迅速转弯，进入了安全地带。他还风趣地说：“原来子弹拐不得弯，我居然掌握了这个作战的基本知识！”

残酷的环境，自己担负的任务必须完成。有一天，他只吃到一片生南瓜和一个生辣椒，连年轻的战士都精疲力尽酣然入睡，周立波仍在闪烁跳动的灯光下，以膝为桌写战斗日记。在鄂南樊湖，他一个人起草记录电文，写稿、编辑、刻印《解放》小报，担负了《解放》小报的全部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无论环境多艰苦，形势多紧张，部队打到哪里，他就把真理的声音传到哪里。深得指战员的欢迎。王恩茂回忆时说：“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一年多远征结束后，他写了14篇报告文学，起名《南行记》。他对战争中写的日记格外重视，这可是他写战争大作品的珍贵素材啊！不料在“文革”中他的所有财产、文件、日记都被抄走了。8年后解除“监护审查”只找回来40天的日记，真让他心疼万分，写不成关于战争的大作品成为他终生遗憾。

周立波有自己的创作方式，他不满足于“走马观花”，选择了回家落户的方式。他说过:“创作的源泉，主要在十分熟悉的地方，即生活的基地。一辈子建立生活的基地，作家必须花一点精力，费一点光阴，顶好一辈子都在那里。一辈子生活在群众当中不算坏事。我经常呆在益阳，益阳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的生活基地。”

生活的厚重赠礼  

1946年10月，周立波随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来到东北哈尔滨。根据东北局《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他带头报名，作为一名土改工作队员到松江省珠河县（不久改为尚志县）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由于日寇和伪满洲国的多年轮番统治和残酷压迫，东北农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周立波和工作队员一起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亲切地找贫雇农谈心，很快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1947年5月，奉中共松江省委调令，周立波到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主办《松江农民报》。在此期间一边编报，一边着手写32万字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东北局十分关心周立波的创作，专门在松花江畔太阳岛上为他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专心写作。东北的战事进行了3年，他的小说也写了3年。作家描述了以肖祥为首的农村工作队进村后开展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许多贫苦农民形象走进人们的视野。 作品中最吸引人的人物是“赵光腚”——赵玉林，他是第一任农民协会主席，外人送号“赵光腚”。他是觉醒起来的农民中的一员，仇恨的火焰在心中燃烧，他和其他农民毫不犹豫地投入土改斗争中。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土改斗争的最初一部作品，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我以为，仅从作品把那场“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形象地展示给读者，既是阅读的盛宴，也是社会人生不灭的记忆。这部作品问世后，引起轰动，评论界称其是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之典范，是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的新的里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小说出版后，发行量很大，工作队员人手一册，作为土改工作必备参考书。1951年年底《暴风骤雨》又被选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荣获该年度颁发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还被译成英、法、俄和苏联各少数民族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1949年10月到1950年6月，周立波担任了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锦绣河山》的文学顾问参加电影创作。为了拍好影片，他还同工作人员一起，从北京出发，历经上海、韶山、井冈山、瑞金、南昌、延安等革命纪念地，纪录中国人民走过的创业道路，拍摄了许多宝贵镜头。1951年，两部影片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周立波就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两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还把斯大林奖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将士。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立波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并和郑振铎一起担任全国文协研究部负责人。

从1955年至1965年，他回家乡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20多篇乡土短篇小说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主题、新风格。《山乡巨变》这本书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小说集中深入地描写了一个僻静的山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引起的异常深广的变化：相沿几千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古旧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在一个短时期中被连根掀翻。作者用细腻的自我批评， 带着亲切的乡士气息，刻画了几个革命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其中邓秀梅、李月辉、陈在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特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那个“暴风骤雨”的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年轻读者无法走进那个时代，甚至对作家的名字也感到生疏，然而，两部小说是对那个时代的忠实描写，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无法剪舍的。

当红作家却无法预测骤然而降的冰雹。1966年1月21日，周立波应广州《羊城晚报》约请，写作并发表了著名散文《韶山的节日》。作品生动记叙了毛泽东1959年6月在罗瑞卿陪同下回韶山故里访问的情景。周立波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敬仰之情，歌颂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但由于作品提到了杨开慧烈士，这就刺痛了江青。江青在亲手泡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露出杀机，先后6次公开点名批判周立波，声称这篇散文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 并且祸及《羊城晚报》和中南局负责同志，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轰动一时的“韶山节日事件”。紧接着“文革”使他受到非人的苦难。在那不见天日的黑暗岁月中，久经考验的周立波，也不曾对党、对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信念产生丝毫动摇。

1978年6月，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著名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这是一篇以当年三五九旅旅长、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为模特儿的军事斗争题材小说，是一部计划中的反映1944年随军南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的试笔。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被评为全国1978年度短篇小说一等奖，展现了晚年周立波向新的艺术高峰迈进的势头。

但不幸的是，因在十年浩劫中备遭摧残，积劳成疾，周立波在发表了这篇小说之后竟重病不起。这篇小说成了他50年革命文学创作生活的终结之作。1979年 9月25日凌晨3时59分，周立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1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王震、王首道、宋任穷、胡愈之、张平化和文学艺术界代表5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主持追悼大会，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周立波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