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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红军老人康文华

日期:2020-04-02         文章来源:原创         作者:纪方 张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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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华九十岁留影

革命圣地延安,留下多少革命先辈和老红军、老八路的足迹?艰苦战争岁月熔铸的延安精神,哺育了多少张富清式的英雄人物?

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和平年代,他们就如同张富清一样,退伍回到地方,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不讲资历,不摆功劳,不计苦劳,默默无闻地辛勤劳作,继续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以实际行为传承着红色基因和诠释着延安精神。

在延安市宝塔区临镇一个叫麻黄塬的小山村,我们就见到了这么一位百岁红军老战士康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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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华近照

康文华出生于1919年。祖籍陕北佳县,早年家境一贫如洗,为避难逃荒,祖父辈携家带口逃到延长县,靠给大户人家拦羊打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十分恓惶。到了父辈,又一次举家乞讨南迁,来到了延安(当时称作肤施县)临镇乡麻黄塬村,在山脚下挖了一口土窑洞安居下来。

1935年初,陕北革命根据地“闹红”热潮此起彼伏,穷苦人家的子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年仅十五岁的康文华和几个要好的拦羊小伙伴一起加入了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成为一名“红小鬼”。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陕北红军随同组建不久的红十五军团合编到红一方面军,年轻机灵的康文华被分配到彭德怀统领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做勤务员,跟随西征部队进入宁夏,参加了迎接长征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活动,亲历了工农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壮举。

全面抗战开始后,康文华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康文华被分配到师后勤部门去做勤务员,随部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战,随后又去太行山根据地,经历了“百团大战”。康文华当时在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做勤务工作,对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印象特别深刻,左权将军率部队突围时不幸牺牲,总部机关和直属队的干部战士都难过的失声痛哭。他还清楚地记得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处主任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她关心下属,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官兵们都喜欢称呼她康大姐。”康文华说:“不过,抗战期间我一直在机关和后勤上做杂务工作,没有机会到最前线杀日本鬼子。”多年以后,康老对此似乎还深感缺憾。

1942年,23岁的康文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八期学习。“带我们的区队教官叫谭兰珍,可有水平咧,经常跟我们讲抗战形势和政治课,还教我们识字学文化。”康老对自己当年抗战中的经历和抗大学习的情景记忆犹新。

从抗大学习毕业后,康文华被分配到 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豫西抗日游击支队担任排长,不久后升任连长。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中原突围和平汉战役。他回忆说“我们那阵的纵队和军分区司令员是皮定均,可有名气哩,毛主席都夸他是会打仗的战将。我们部队跟着皮司令,老是打胜仗哩!”说到打胜仗,老人似乎回到了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兴奋地边说边用手比比划划。

1945年10月,在平汉战役一次激烈战斗中,康文华带领连队匍匐在前沿阵地阻击敌人,耳朵被接连飞啸而来的炮弹爆炸声震裂鼓膜,造成耳聋。从那以后,康文华成为双耳失聪的伤残人,好在身体其他部位未受伤,眼睛还亮清,脑子思维还清楚。你要是和他对话,必须趴到他耳朵跟前大声地说,有时还是听不清你的意思。但是将你要问的事用纸写出来,他一看,就会明白。“比起牺牲的乃些格战友们,我算是幸运者。”康老深沉的说:“我们一个连队的百十号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后生,打到解放战争胜利时,还活着的不到一半人。大部分同志都英勇牺牲了,和我一样负伤致残的也有十多个,一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得很。”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我们没有过多地去了解历次战斗的详细情景。但是从他所保存的几次立功受奖证书和奖章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一个在炮火硝烟中带领战士们奋不顾身、勇敢冲锋的连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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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康文华在北京照相留念

平汉战役负伤后,康文华离开战斗一线部队,再次回到后勤部门做军需保障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平津相继解放和党的工作中心向城市转移,1949年秋,康文华退出现役被安排到北京军区后勤直属公司工作。这个位于天津郊区的工程建设公司以后又转为天津市一家木材加工企业,康文华在这里为恢复战争创伤和城市建设而兢兢业业地忙碌了十多年。1962年国家特别困难时期,工厂精简裁人,一大批职工需要回农村安置。作为革命老同志的康文华,带头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携带着爱人和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两岁,一起回到陕北老家,成了延安县(现在的宝塔区)临镇公社石村大队麻黄塬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

康文华早年是从延长县参加红军的,临镇这地方是他参军走后家里搬迁来的。所以他回到村上时,人们都知道他是“返乡工人”,确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立过战功的老红军。其实,早在1956年2月,康文华就获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1957年6月又被授予《八一勋章》,各种荣誉证书有四五个红本本。可他从不张扬,不在人前炫耀自己的光荣历史和功劳苦劳,唯一能显示出军人本色的,是他喜欢穿黄绿色的军装和解放鞋。几件老式黄军衣,洗了一次又一次,穿的都褪色了还舍不得换。可见老人的军旅情结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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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华获得的荣誉证书

回乡那阵,康文华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尽管负过战伤,双耳失聪,但在生产队依然算个强壮劳动力,自小就在山村拦羊割草的康文华,对庄稼活并不陌生,他既勤快又吃苦耐劳,下决心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建设家园,开始新生活。几年下来,社员们看他生产积极,出工下地总是走在前头,又比较关心集体的事儿,就推选他担任生产队长。康文化对乡亲们说:“带头干活可以,再苦再累也不怕。可让我当干部,不合适。耳朵有毛病,开会讲话听不准,会误事,就不要选我了。”社员们一想,老康说的也是,毕竟干部开会多,要经常给社员群众传达文件诠释政策,还有各种接待应酬,耳朵聋不大方便,最后同意选他做副队长,给年轻人当帮手。

不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到“文革”期间,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化集体所有制,人们靠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吃饭。“大锅饭”的体制和各种不断的“政治运动”,难以调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上不去,多种经营不让搞,农村依然摆脱不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康文华家里人口多,娃娃们年龄小,劳力少,尽管他们两口勤勤恳恳,从早到晚手脚不停,汗流浃背累死累活地忙碌,可一年到头来分的粮食不够吃,经济收入更是拮据。每到春荒时节,一家人常去山坡坡和河沟里挖苦菜,捋槐花、采摘榆树皮或树叶,回来参合些粮食搅拌着填肚子。当时家里生活十分艰难,也需要别人救助,可每到生产队分配上级拨付的救济粮款时,他总是说,先让别人吧,我往后放。康老还经常教育家人和子女要热爱生产劳动,爱护集体财产,不能砍伐集体林木,不准占生产队和别人家的便宜。有一天,饥饿的小儿子在路边的地里捡了一个大南瓜,拿回家准备煮熟吃,被康老当面训斥了一顿,让儿子将南瓜又送回放到原地方。他经常对家人和村子的人们讲他在部队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解放战争中,炊事班一个大师傅夜宿民宅时,偷拿了群众的一双鞋和鞋垫子,被发现后,首长下令让拉出去枪毙。在他的记忆里,部队作风最过硬的一条就是纪律严明,不管到哪里,都不侵犯百姓利益,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是他用来教育孩子和农村里年轻后生的一个常用案例。

1972年,康文华还不满50岁的妻子因劳累过度加上饥饿缺营养而患病去世。“我对不住婆姨啊!”康老说:“娃他娘入殓时,连一辐像样的棺木和寿衣也置办不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烂布衫走了。”提及多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老伴,康老有些哽咽。

   儿子康武斌回忆说,母亲去世后,家里更困难了。大哥参军去了部队,老父亲说,家里再难场,也要支持他在部队安心服役,不能扯后腿。其余几个在家的孩子有的要上学读书,有的还小不懂事,年过半百的老父亲扮演着当爹又当妈的角色,一半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家里,一半队上,既要下地干活,又要料理家务,抚育教养孩子,下地回来,还得给孩子们做饭、洗衣,如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带着我们去经管那一点自留菜地,家里还养了猪和鸡,贴补家用。

    那些年,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老红军并没有亮出自己的特殊身份,没有要求国家救济照顾,他常常对孩子们说的话就是“这阵子,乡亲们日子都不好过,咱慢慢熬吧。”

“文革”动乱结束后,1978年,抗战那会曾在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相识的老上级康克清同志,闻知回到陕北老区的康文华生活艰难,从北京给他寄来了问候信,并带话给地方政府,要关照复员回乡的革命老同志。从此,康文华的“老红军、老八路”身份才被公开,到了八十年代初,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复查落实在乡老红军的有关政策时,年过花甲的康文华由农民变成了居民,吃上了“商品供应粮”。不过,家里的其他人依然是农民户口。有亲戚朋友劝他去上访,想法给娃娃们也转成“城镇居民户口”。他说,工人也罢,居民也罢,农民也罢,都是建设国家的主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眼下农村的生活虽然艰难些,但只要好好发展生产,往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国家照顾咱格,咱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

康文华的身份被确认后,除了吃上商品粮,还享受到在乡老红军的有关政策福利待遇。一些亲戚知道老人的看病和医药费可以全额报销,就希望能“沾沾光”,捎带给开点药,报销点医药费,康老从不答应。用儿媳李常芬的话说,“我爸这人,公是公,私是私,心里头清亮得很,连一颗感冒药都不给别人捎带开。他总是教育我们为人处事要诚实厚道,不要沾公家和别人的便宜”。

在家里日常生活中,康老也一直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和老农民的本份。困难时期,他宁可忍饥挨饿,也不愿向政府和集体伸手要照顾;到了晚年,农村脱贫致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家里承包经营的苹果园,收入不错,儿女们都过上了舒心富裕的日子。康老经常告诫子孙们,不要忘本,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不要铺张浪费,要勤俭节约过日子。他吃饭穿衣不讲究,不爱逛街赶集,除了买点香烟,从不乱花一分钱。孩子们做饭时,他总是叮咛说“吃多少做多少,尽量不要剩下,粮食可惜哩。”家里吃剩下的饭菜渣,他舍不得倒掉,亲自端上去喂鸡;就连孩子们吃苹果剩下带核的那部分,他也会捡起来拿去喂狗狗。

也许你认为康老“太抠”,不。在国家和他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慷慨大方,从不吝惜。就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吧。武汉疫情发生后,临镇镇政府组织当地村民自愿为抗疫前线捐资捐物,奉献爱心。因为临镇是苹果产地,好多干部群众纷纷将自产或购买苹果捐给灾区。康老家里按村上的要求,积极捐助了十箱苹果。康老知道后,从自己的生活补贴中拿出钱,又购买了十箱苹果,让儿子一起送上支援湖北的车队。他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其实,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是他一贯的行为。平时乡邻四舍谁家有事,都喜欢找康老帮忙。邻居家下地或赶集出门去了,他主动替人家照看门户,就连谁家院子的自来水管忘记关,他也会帮着关掉。临镇镇党委书记刘催保讲“康老不愧为老革命,一辈子兢兢业业的,一举一动都给我们的干部和年轻人做出了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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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延安武警部队官兵走访老红军康文华

一个15岁参加革命亲历过战火硝烟的红军老战士,一个生活在陕北山区乡村的百岁老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高尚品行令人敬重,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也引起我们探访的兴趣。

虽然鬓发斑白,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和老年斑,耳朵失聪,和人对话需要大声喊或写出来让他看着再给你回答,腿脚也不大灵活,出门走动需要拄拐仗,但老人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依然是身心健康、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我们走进三孔连体窑洞中间的客厅,康老知道有客人来访,很快从左侧窑洞的卧室走了出来,主动同我们握手,招呼我们和他一起坐到沙发上,然后给我们递烟,吩咐小孙女去洗苹果端上茶几,“吃,尝尝,自家果园摘的。”还没有等我们问候,老人先热情地招呼起我们。当我们恭贺他高寿和晚年生活幸福时,他开始没有听明白,儿媳李常芬比划着给重复了一遍,老人笑着说:“老啦,不中用了,光吃,干不了活,还要儿孙们照护经管哩。”

“其实,爷爷是我们家的福星和喜来乐呢!几天不见就想他哩。”已出嫁在延安市上班回娘家来的孙女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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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孙女拿个棉花糖逗老人玩

这倒是大实话。“家有百宝,不如一老”,四世同堂和睦相处的家庭,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向往和羡慕的,更何况康家的这个“老”还是一个胸前挂满奖章的百岁老红军。老人八十岁以后,延安市和宝塔区、临镇镇的党政领导同志多次登门看望和慰问,组织和民政部门也几次安排老人去住延安八一敬老院休养。八一敬老院的生活环境不错,有吃有喝有活动场所有医疗服务保障。可是,在农村住惯了的康文华老人,却觉得在敬老院里没有活干,闲得心慌。和老人在一起生活了数十年的儿孙们,也舍不得他离开。儿子康武斌和儿媳李常芬,1982年结婚后,就一直同老人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如今也已年过半百,成为有孙子外孙子的爷爷奶奶辈,可老父亲去敬老院没几天,他们就觉得不习惯。李常芬说“我爸一走,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吃饭也觉得不香。”在征得其他兄弟妯娌们同意后,李常芬主动去到敬老院,将老人接回家,精心地伺候和奉养。比方说吃饭吧,当地农村习惯两顿饭,早饭在八九点钟,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康老在部队和工厂养就的习惯是不睡懒觉,每天按时起按时睡,三顿饭得按时吃。李常芬为了适应老人的生活习惯,她几乎每天都是早早起床,先为老人冲好一杯奶粉,端到跟前,然后再征求老人意见,想吃什么饭就给做什么吃。每到寒冬季节,为了老人不受冻,她早早为老人烧好热炕。对老人的卧室和衣服被褥,也是勤打扫常换洗,保持清洁卫生。老人这几年身子骨不如前些年硬朗,上厕所不方面,他们除给老人准备了夜间便壶外,专门给厕所内安装了蹲便马桶;并且还在院里修建起浴室,解决了老人和全家人的洗澡问题。在他们两口的带动和影响下,孙子孙女及重孙辈也都学会孝敬老人,下班或放学回来,总忘不了到老人的跟前嘘寒问暖,还经常为爷爷、祖爷爷捶背、洗脚、倒尿盆,顽皮可爱的小重孙有时故意扮个鬼脸或出个洋相逗着老人开心。村上人们都羡慕地说“你看看康老一家人,四世同堂和和睦睦多亲热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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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华全家福(前排为重孙辈,后排为孙子辈)

“看来,康老的健康长寿,主要是你们家庭和睦,儿孙们孝顺,对老人饮食起居照顾周到。”我说这话时,李常芬摇了摇头,“不!”她笑着说:“家有高寿老人是福分,孝敬老人是本份。世上谁家没老人,那个人能不老?我爸能活到百岁,年迈人精神,首先应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照顾。当然啦,与老人自己的性格脾气好和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关系。”她介绍说,老人自小家里穷苦,参加革命后又经受过多种磨炼,心胸开阔,忠厚善良,啥事都想得开,不爱和人计较,遇事不急躁不生气;生活起居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按时作息,吃饭从不挑食,常年四季粗茶淡饭,不吃鸡蛋,也不爱吃肉,只是每天加冲一碗奶粉。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会养生,会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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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右)走访慰问康文华

不过,康老有个嗜好却令人费解:烟瘾比较大。我们进门时,发现茶几上摆放着两盒“红延安”牌香烟,在一起座谈交流了两个小时,老人先后抽了六支烟,几乎是一支接着一支抽,可很少见咳嗽和吐痰。家里人讲,老人下地干活那些年抽的是农村种植的老旱烟,八九十岁后,习惯抽纸(香)烟,也不讲究牌子,多数时候抽的是七八块钱或十来块钱一盒的普通香烟,平均每天得一包烟

我问:“老人抽烟多了会不会影响健康?”

“那倒不见得!”李常芬说:“我爸平时省吃俭用,不爱赶集逛街,也不喜欢吃零食,就那么一点嗜好,只要他高兴,想抽就让他抽吧,我们家里是从来不断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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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和儿子、儿媳一起看手机

百岁老人爱抽烟,而且高寿,很少生病,这个现象倒不多见。

康老啊,你就如同一颗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老松树,还是一本传承延安精神的红色故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