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华同志的祭日。他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朋友，经常怀念他，提说他。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更是怀念他。看着他回忆录封面上的遗像，往事一件件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国人和世界人民心目中，黄华是中国的一位大官，是一位日里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像我这样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能见他一面也许都不可能，怎么能同他有20多年的交往呢？由于黄华与许多官员不同，这一点也就不足为怪了。黄华身居高位却心系大众，是一位爱憎分明、清正廉洁、忠于友谊、平易近人、服务人民的好领导！

我第一次见到黄华，是在1970年，黄华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延安的时候，我远远地望见他陪同斯诺参观。1985年7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斯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多次近距离地接触过他，聆听过他的讲话。参观萨拉齐的那天早晨，当我自报家门，向他问好时，黄华有点儿惊喜地看着我：“你就是安危！海伦·斯诺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听说我三周后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哈特福德待一年，业余时间将协助海伦·斯诺整理她的手稿和文献资料，他非常高兴，并要我与三S研究会秘书长刘力群同志联系，安排我出境前去见他，他有话要对我说。我真是又惊又喜，简直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那是1985年9月上旬，我提前两天到了北京。我记得是我出境前的那天下午，我如约拜访黄老，按力群同志给的地址，前往黄家住宅。门警的询问还没有完，徐秘书就笑盈盈地出来迎接我。这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与宣武门一带的高楼大厦相比，这儿就显得特别安静和惬意。徐秘书把我领进客厅时，黄华已经出来站在那儿了。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中央领导，心情确实有点紧张。

“安危啊，你来了就好”。他一边说，一边要我坐下。他那慈祥的面孔，微笑的表情，平易近人的举动，把我的紧张心情一下子都赶跑了。我镇静了许多，就像见到父辈的长者一般。黄华一边喝茶，一边缓缓地谈起来。

“你去美国能待一年，很好啊。你要设法见见海伦的医生，了解一下她的病情，看看她能否长途飞行。如果健康允许，再征求一下海伦的意见，看她愿意不愿意到中国来。我们准备把她接过来，找一个她喜欢的、比较安静的地方，便于她写作。当然，我们会给她配备秘书、厨师和保健医生的”。听着副委员长的这一席谈话，我既感动，又兴奋。老革命牵挂着老朋友，这是一种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友谊啊！如果海伦能到中国安度晚年，该有多好啊！ 

黄华接着说：“还有，堪萨斯城想与西安结为友好城市，王炳南会长答应了，我也答应了，有机会你到那儿跑一趟，多了解些情况，给西安市做做工作，把这件事尽量促成”。这时，我才意识到副委员长在百忙中接见我，是要交待我去办两件事。我一个小小的翻译，能接受副委员长直接交代的任务，真是受宠若惊，感到无比的光荣。

黄华副委员长在家里接见安危（1985年9月）

黄华在上海研讨会上接见安危（1987年3月）

在这次接见中，黄老还问了我许多关于西安的情况，但是，黄老谈得最多的，还是海伦·斯诺。一谈起海伦在燕京大学、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的情况时，黄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原定半个小时的接见，延续了一个半小时。我记得我利用他喝茶的间隙，先后插了三句话。我说，丁玲访美文章《海伦的镜子》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凡是知道海伦的老同志，对她的生活现状很同情、很关心。人民日报内参刊登的一名在京美国专家的文章却说‘海伦故意哭穷’；上月呼市研讨会上，个别同志对研究海伦生平还有不同意见。

黄华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海伦！30年代，当海伦冒着生命的危险，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反对日本侵略华北、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时候，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黄老讲这段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情绪有些激动。

到了美国后，我在海伦78岁生日的那天，就是9月21日，向海伦转达了黄老的建议，海伦高兴得笑了起来。她说：“黄华总是惦记着我这个老朋友，我真的很感谢他！我在这儿已经住了40多年了，习惯了，我还有许多写作计划，但我的日子不会很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啊。中国现在要大发展，哪儿还会有‘安静’的地方哟”。海伦婉言谢绝了黄华的邀请，实际上是不想给中国添麻烦。可是，海伦的健康状况当时已经很不好，生活虽然还能自理，但行动已经相当困难，除了心脏不好，常用氧气瓶外，腰腿疼痛使她整夜不能休息。她不吃早饭，午餐是镇上的老年服务中心配送的，她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当晚餐用。海伦的生活确实很艰难，但她多次拒绝接受中国政府和中国驻纽约领馆的资助，这一点，黄华给我也说过。在我同海伦聊天中得知，她的自传在美国出版后，不但没有赚钱，而且赔了钱。她是作家，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出版商给她支付稿酬，她都会乐于接受的。

我立刻给黄华写信，汇报了海伦的情况。鉴于她的传记《我在中国的岁月》中文版，在国内即将面市，我建议他能否以‘支付稿酬’的方式，接济一下海伦。两个月后，海伦收到了北京寄来的5000美元稿费，老太太非常高兴。后来从刘力群同志的来信中得知，黄老接到我的信后，立刻让三S研究会去落实这件国家外事。当时，汇储贮备不像现在这样充裕，审批外汇卡得很严，5000美元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1986年2月的一天，我国驻联合国使团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和雪莲·柯雷恩一起去使团。原来是黄华因公到了纽约。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使团为他举行的晚宴后，黄华向我和雪莲了解海伦的近况，并告诉我们，次日早餐后由我俩带路，他要专程去麦迪逊看望海伦·斯诺。由于雪莲开车带路，从纽约到麦迪逊，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蒙格塘路148号。两位50多年的老朋友相见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海伦见了黄华，还像50年前那样，‘说话像打机关枪那样’讲个不停，问昔日的朋友，谈中国的发展。黄华一直笑盈盈地听着，别说讲话，就连个插话的缝隙也没有。他非常理解这位久违了的老朋友，这么多年，她独居小农舍，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好不容易见到一位挚友，就让她尽情地道出她心头的话吧！还是雪莲聪明，给海伦倒了一杯水请她喝，才给黄华争得了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次麦迪逊相见，也是黄华最后一次与海伦见面，他们的谈话一直延续了两个多小时。

黄华大使纽约会见老友海伦·斯诺（1972）

黄华与安危、谢莉尔、雪莲在麦迪逊（1997）

1987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三S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又多次与黄华见面。我向大会提供了一篇题为《工合之初》的论文，副标题是‘海伦·斯诺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中迄今尚未披露的特殊作用’。这篇论文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说明：工合运动最初是海伦·斯诺的主张，她是‘工合’的发起人，起码是发起人之一。在此之前，国内学界一提起‘工合’，都说是由斯诺和路易·艾黎等人发起的，从来不提海伦的名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那样高规格的大会上，当着路易·艾黎、洛易丝·惠勒·斯诺、芦广绵等当事人的面，讲这样的话、散发这样的论文，不能不使参会的代表们震惊！我记得会议结束那天照相时，我向黄华打招呼，并告诉他七八月份在西安要举行“海伦·斯诺访问延安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黄华高兴地说：“那好啊”。他略停顿了一下说，“你查阅了不少资料吧，是海伦给你提供的”？我说：我是向海伦索要的，有一部分是我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的。黄老没有再说什么，但足见他对我发言的关注，对他的老朋友海伦的关心。

1987年夏天，我们在西安八办纪念馆举办了“海伦·斯诺在中国”图片实物展览，召开了“海伦·斯诺访问延安50周年”研讨会以及“海伦·斯诺80华诞”庆祝大会。黄华副委员长向大会和展览开幕式发来了贺电，高度评价了海伦的历史性贡献。应中国三S研究会邀请，以海伦的挚友玛格丽特·斯坦利为团长的美国“中国之友”访华团一行18人，参加完西安的系列活动后，由我陪同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黄华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当我把自己翻译、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海伦自传《我在中国的岁月》精装本送给黄副委员长时，他高兴地对在场的美国客人说：“安危做了一件大好事，海伦感谢他，我们也感谢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受到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夸奖。

“安危做了一件大好事，海伦感谢他，……”

黄华、梁于藩大使访问海伦·斯诺（1986.2.）

由万里委员长签发、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学基金会颁发的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了海伦·斯诺，并于1991年9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授奖仪式。我陪同来访的美国堪萨斯城友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活动。同时，应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请求，我还带去了由西安八办纪念馆印制的“海伦·斯诺在中国”图片展览的部分照片，在大会上展出。浏览图片时，黄华对我和旁边的同志说：“有些照片，过去没有见过，你们是从哪儿搞到的？”我说：是海伦提供的。在她的资料里，有1000多张照片和底片，都是她3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

1997年1月11日，中国人民忠贞不渝的老朋友海伦·斯诺辞世了，海伦的家人和朋友决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举行葬礼。5月2日，海伦的葬礼在麦迪逊教堂举行。黄华不顾86岁的高龄，远渡重洋，亲自参加了老朋友的葬礼，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作为中国民间的唯一代表，我也被安排在了发言人的位子上。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黄华也同所有的人一样，去了麦迪逊北城公墓，冒着新英格兰地区的冷风，与老朋友永别……

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毕绍夫为海伦的葬礼，编辑出版了一本精美的海伦·斯诺生平图集《架桥》，5月2日下午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发行仪式后，雪莲·柯雷恩就邀请黄华、何理良和我，住在她家麦迪逊海滨别墅。谢莉尔夫妇和我们一起，去别墅介绍海伦的遗言、遗物，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给我们签发并赠送《图集》。

安危在海伦·斯诺葬礼上讲话（1997.5.2.）

黄华为安危译的《海伦画传》签名（1997.5.3）

这是海伦的亲属及其三代挚友的小型聚会，黄华不顾一个上午的劳顿，热情地与大家交谈，回顾着海伦在燕京大学的往事。谢莉尔向黄华介绍《图集》编写过程时，说了许多关于我的好话，称“这是中美友好合作的又一例证”。因为这本400多页图文并茂的书，是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完成的，谢莉尔一边编写，我一边翻译，再加上不断地修改、版面的不断调整，确实费了不少功夫，基本上是全天候工作，终于在海伦葬礼前得以出版。在雪莲海滨别墅停留的两天两夜期间，我们与雪莲一家人朝夕相处，黄华同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用餐，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和善。黄老的一言一行，都流露出对朋友的忠诚、对人民的关怀和热爱。

由于黄老不能参加5月7日在洛杉矶举行的“海伦·斯诺追思会”，便与何理良一起，为追思会写了一篇讲话稿，要我带到洛杉矶去。

黄华离开美国后，谢莉尔夫妇和我在加州、犹他州多次讨论10月份在中国的纪念活动。西安的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一个纪念文集、制作一部电视片、在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举办永久性展览《伟大的女性》；纪念大会包括文集首发、电视片首映和展览开幕。北京的纪念会虽然只有两个小时，但极为重要，将代表中国官方对海伦的评价。谢莉尔夫妇已经听说，中方可能会在对外友协的礼堂举行追悼会，但他们总觉得不能表达海伦对中国人民的友情。他们对我说，能否像当年对待埃德加·斯诺那样，在人民大会堂为海伦举行纪念会？我对他们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中国官方1991年把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了海伦，1996年又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这两项都是中国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不过，还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提请给一位了解海伦生平和贡献的高层领导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谢莉尔夫妇决定给黄华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夫妇远渡重洋，亲自参加海伦的葬礼。同时，给黄华提出他们的建议：能否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为海伦举行纪念大会，因为海伦一直把西安、延安、保安看作她的“第二故乡”和“斯诺之乡”。若能如此安排，海伦就可以与她热爱的中国人民以及她的老朋友们进行最后一次心灵的聚会。

黄华在西安《伟大的女性》揭幕式上讲话

黄华在西安会见环球志愿者队长史琳达

1997年10月14日，“国际友人海伦·斯诺纪念会”果然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举行了！国家领导人雷洁琼、何鲁丽、首都各界代表、海伦生前友好、美国驻华大使代表以及专程来华的美国“海伦·斯诺代表团”、海伦家人以及在京国际友人300余人出席。黄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齐怀远、谢莉尔等在会上先后发言，缅怀海伦的历史功绩，高度赞扬海伦为人类进步事业和中美关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事后，谢莉尔兴奋地对我说：中国的古语‘心想事成’真的很管用。我笑了笑说：是啊，这也是你们努力的结果。如果你们没有给黄华写信，纪念会不一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1997年10月17日－18日，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秘书长汪大钧、副秘书长舒璋陪同下，黄华和何理良专程来西安参加纪念海伦·斯诺的系列活动。黄华为“《伟大的女性》－ 海伦·斯诺生平展览”开幕剪彩后，我把在场的史琳达（Linda Schlapp）队长介绍给他，并向黄华简要介绍了美国环球志愿者在西安的义务服务项目。黄华听后非常高兴，对在场的贾治邦、李连璧说：“陕西的民间外交挺活跃啊！改革开放了，就是要广泛开展民间对外交流”。黄华同史琳达握手道谢后，并同她一起照了像。

陕西，是黄华走上翻译、外交和革命道路的地方。1936年夏天，黄华放弃燕京大学毕业考试的机会，奔赴陕北，为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当翻译。他对陕西、对陕西的翻译事业情有独钟。1998年，陕西译协决定出版一部专著《长安译论》，全面反映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本地区翻译研究成果。我代表陕西翻译界，于2000年3月5日向黄老写了一封信，请他为该书题词。黄华欣然命笔，为《长安译论》题词：“长安译事传千古，雁塔晨钟有余韵”。黄华的这一题词，不仅使该书编写组欢欣鼓舞，而且成为陕西译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鼓舞着数以万计的、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和外语工作者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华为陕西省翻译协会编辑出版的《长安译论》一书题词（1997年10月）

我记得在2002年农历正月十五，我给黄华写了一封长信，邮寄到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请舒暲副会长面交黄华。我在信中汇报说：由一批美国对华友好人士集资捐赠、美国环球志愿者总部出面组织、省斯诺研究中心和中美文化研究会配合实施，将于2002年4月启动“爱心友谊工程”，为陕西省扶风县援建一所小学。工程项目将包括教学楼（12个标准教室）和一个三层图书楼，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这个工程的启动，使美国环球志愿者在陕西历时六年的义务服务项目，在第七年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不仅是美国友人捐赠给“斯诺之乡”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教育设施项目，而且也是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一个象征。陕西省委、省政府对这个项目很重视，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贾治邦亲自批示并题词：友谊的结晶，爱心的融合。工程奠基仪式定于2002年4月10日举行。为了支持这个项目，祝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历史上的这一善事，我代表美国环球志愿者和安上村1700名村民和小学生，请您在百忙之中泼墨题词，不胜感激。

一个月后，舒暲副会长来电话告诉我，黄华的题词写好了，通知他去取。黄华题写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仅是对安上村“爱心友谊工程”的祝贺，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对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景和期盼。黄华对中国一个小村庄的关注和关怀，足以说明他把七亿农民的福祉常挂心间，他心里装的是全体中国人民。 

黄华为扶风县安上村“爱心友谊工程”的题词（2002年4月）

我最后一次面见黄华是2005年7月19日，那一天，他坐着轮椅，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斯诺百年纪念大会”及“让世界了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前面见了黄老，特意向他问好。那时，黄老虽然行动不便，但精神还相当好。使我意想不到的是，黄老缓慢地走向主席台，发表了长篇讲话，而且一直是站着讲的。据说，会议安排他讲10分钟，结果他放下讲稿，即席发言，滔滔不绝地讲了近40分钟，这也出乎我的预料。但我能理解黄老的心情：为了友谊，为了一个和谐的世界，他一定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黄华：一位服务人民，忠于友谊的杰出外交家，一位亲民爱民的人民的好领导。

作者简介：安危，资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中美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创始人，埃德加和海伦·斯诺研究专家，出版译著、专著21本。

（编辑：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