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红军改编后的动员大会上，红军指战员士气高昂，高举“拥护军委的动员会”等标语

“中国游击战最近广泛得到运用，已明显切断了日军的供给线。他们的指挥官卫立煌和朱德来到南京，介绍了两周前的战斗情况。尽管四年前，中国政府曾悬赏十万大洋活捉朱德，悬赏八万杀死他；卫将军也在围剿朱德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打过不少胜仗。”

这段刊登在1937年1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上的文字，向世界呈现了一幅意味深长又震撼人心的画面：被悬赏缉拿的将军和曾率军围剿他的对手，并肩站在了同一个战壕。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部指战员合影

赋同仇共御外侮。就在这段文字刊出的两周前，卫立煌和朱德联手指挥中央军和八路军进行了太原会战忻口战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军事上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后，在晋西集会检阅

昔日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对手结为盟友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于共产党军队而言，态度更为积极。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9年春，挺进无锡、常州地区的新四军战士伺机杀敌

然而，这一次合作并非只是“合作”那么简单。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的命令，宣布“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红军主力4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奔赴华北抗日战场。1937年10月，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

合作的结果是红军接受国民党改编。但主力红军在人数未减情况下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许多红军干部“连降三级”。而且，红军将士要“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红军将领们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一二0师师长贺龙称改编后是“白皮红心”，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则在抗日誓师大会上带头戴上了缀有国民党帽徽的军帽。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刘伯承带领全师官兵宣誓：“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这是红军改编最坚定的理由，一如七七事变后红军高级将领率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的铮铮誓言。

新四军军长叶挺

红军改编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即开赴抗日前线，执行开创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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