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沙场，伫马太行，国民革命军115师、120师、129师曾经共同拥有一个永不磨灭的番号——八路军。

这三支百战雄师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这根绳子做成的绞索，最终套在了日本侵略者的脖子上。

清明将至，望着墙上相框中父亲的八路戎装照，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这张1938年照的老照片，展现了一名八路军军官的标准形象，拍照地点是在晋绥边区。背景中一砖到顶，有玻璃窗的房子可能当时被八路军临时征用，从考究的庭院看，房屋的主人显然是当地的豪绅。父亲左肩右斜的牛皮文件包，是他经过万里长征从湘鄂西一路背过来的。

左臂上的“八路”臂章标示所属部队的番号和佩用年度

父亲的臂章是民国二十六年度开始佩用的，胸前的胸标左侧标注着佩戴者的姓名：曹昆隆，正面分四行标示了佩用者的隶属部别，阶级，职务，年度。

胸标的背面印着：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

标识身份的八路军胸章

如此披挂完整，证章齐备的八路老照片实属少见，有网友评论说，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8年强调国军各战区部队要加强正规化的结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初，只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和驻各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授予了军衔，后来一线作战部队的军官也授了衔。以后因为战事紧张，授衔之事被搁置了下来，因此八路军并未全面实行军衔制。父亲是后勤军官，他被授军衔的原因是工作需要。那时候，父亲因为领取和采购军需物资，经常往返于国统区的西安等城市，国民党军在西安以及沿途所设关卡甚多，经常无故刁难八路军的人员和车辆，遇此情况，父亲就走下汽车进行交涉，国军士兵看见胸标上的军衔，不敢怠慢八路军长官，即刻通关放行，省去了很多麻烦。

父亲右肩左斜挎着驳壳枪，左手按在枪的木壳盖上，这是随时准备拔枪的预备动作。端正的军姿，打的一丝不苟的绑腿，从头到脚都显示了八路军的威武和干练。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的八路军120师的纪念画册上或将收录这张老照片。

老照片后面有故事

文革中停课闹革命，我回了一次湖南老家，看到叔父家里的相框中也有一张同样的父亲戎装照片。叔父告诉我：“你爸爸当红军走后，多少年一直没有音信，我们想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抗战爆发后，我们意外地收到了他从北方寄来的信件和照片，当时真是又惊又喜！你爸爸的相片就挂在了墙上。正好赶上国民政府抽壮丁征兵，保长上门来要我去乡公所登记，我对保长说，我哥哥已经在队伍上了，保长不信，问有何凭据，我让他看了信和相片，保长无话可说，悻悻离去。抗战时国民政府制定的兵役法执行“两丁抽一”政策，即“一丁上阵杀敌，一丁传宗接代”。那会儿，实行国共合作，你爸爸当八路，那也是国军”。

 一张照片免除了叔父的兵役。我的爷爷早逝，留下遗孀曹张氏由叔父赡养着。我的奶奶那时体弱多病，父亲弟兄两个，如果叔父被抓丁，后果难以想象。

老照片作为时代的印记，它的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畔一时间硝烟弥漫、笼罩在侵略者燃起的熊熊战火之中。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

1937年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蒋介石害怕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战中实力壮大，极力压缩我军的编制，红军改编后，人数未减，编制级别却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普遍“官降三级”，方面军一级的领导改任八路军师级干部，如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任一二0师师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任一二0师副师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任一二0师参谋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任一二0师政训处(政治部)副主任；许多红军的军团领导改任八路军旅级干部，如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任一二0师三五九旅旅长，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任三五九旅副旅长；更多的红军军、师级领导改任八路军团级干部，如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邓华任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李天佑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杨勇任六八六团副团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任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彭绍辉任一二0师教导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师长陈锡联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等等；许多连、排级干部重新当起了战士。父亲也由红军的团级干部降为相当于副营级的科员。  

降职还能接受，所有的干部都降了。如果部队打光了，精简缩编，甚至撤销番号，都很正常。更何况，当红军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提着脑袋干革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职务级别又算什么！最可气的是，和国民党打了十年仗，到头来，又穿戴上白匪军的行头，头顶青天白日的帽徽，心里头是一百个不愿意！红军广大指战员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很大，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对改编不理解，想不通，难以接受要将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这一现实，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五星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有人甚至留条“干地方”去了。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老红军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1937年8月底，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大操场举行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

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1937年9月2日，红二方面军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东面的麦地里召开改名誓师出征动员大会。朱总司令宣布了红军总部的命令：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红二军团改编为三五八旅，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三五九旅，每旅辖两个团，并授了军旗。贺龙师长带领全师一万四千名官兵向四万万同胞庄严宣誓：我们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不把日寇赶出中国，不收复失地决不罢休!

在誓师大会上，贺龙师长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贺龙

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

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后任）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师长刘伯承宣读了对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宣布完任命书后，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摘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说道：“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将缀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戴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换完军帽，刘伯承带领全师一万三千名官兵宣誓：“我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换上国民革命军服装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富平县庄里镇、泾阳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壮怀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红心投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

很多指战员虽忍痛摘下缝有红五星的八角帽，但仍保留了军服上的红领章，由于红领章与国民党军士兵领章类似，因此也没有被国民党军过分指责。

父亲的红军战友张树芝，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营长

父亲的红军战友（姓名待考证）

父亲的红军战友李家斌，时任八路军120师师部警卫营排长

父亲的红军战友邹良臣和警卫员

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命令下达后仅半个月，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沿用八路军的番号。八路军番号改为18集团军后，八路军也使用了18GA字样的臂章，不过后来为在敌后斗争方便仍大量使用汉字“八路”臂章。

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佩戴18GA臂章

这张老照片正是八路军最后佩戴红领章和刚使用英文18GA臂章时的照片，见证了那个青天白日帽徽与红领章并存时期八路军的精神面貌和装备情况

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为悲壮的八年抗战中，曾有无数前辈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英勇抗敌，保家卫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诗篇，它所承载的那段历史，令我们两岸三地的华夏儿女对之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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