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之职，本拟不就，王维宙②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1)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2)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务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当日夜间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③，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

8．“在五全大会④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1)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⑤等之鼓励。(2)少壮同志⑥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鸣⑦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9．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它国内战争中经历者然。”

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

11．“当良在鄂时，李杜⑧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⑨，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份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徵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连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为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⑩。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见，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12)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覆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覆，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覆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13)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供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覆，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15．“某夜(14)，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15)，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销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
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恩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17)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瑭、刘豫(18)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虑幻想，反躬思来，羞惭自恨而已!”

18．“良由洛返陕，答覆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铺，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1)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19)。(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20)，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2)双十节政府受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21)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3)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於剿匪之心情。同情之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於高崇民之作)(22)，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产党之勾结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立。至於杨虎城到底同共产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於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23)，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必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22.“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24)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者，是蒋公数次招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徵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周本人属之。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时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25)，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当事变之后，良曾招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人员训话(26)，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演讲(27)，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祟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23．“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28)，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24．“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一、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於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至此?”

26．“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将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之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幂。”

27．“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一、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二、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安能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懥，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已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剿匪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意，对共匪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讨，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生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里多是如此，譬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恨痛，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时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论到研讨共产党之问题，至於共匪彼时乃是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渗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1—391页；并参照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之引文)

（01）1964年7月，台北杂志《希望》创刊号登载了标题为张学良手著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共9段27款。台北《民族晚报》迅即分段转载，但第二天就奉令停载，《希望》月刊也被勒令停刊，并把已发行的创刊号“悉数”收回。据传，是因为张学良提出了抗议，但其内情至今不明。后来，台湾官方发行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也发表了摘选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份量比《希望》月刊发表的少一些，但主要内容大体相同。从文字和内容上看，显然经过删节甚或改动，但也似非全然伪造。兹以《希望》月刊发表的为底本，参照官方发表的加以增改，将其作为“附录”刊出，题目则改为“回忆录”。据司马桑敦考证，此篇张氏当写于1946年11月之后，但突际应在1956年年底之前。可参阅张魁堂：《张学良在台湾》(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此文真伪作了详细的剖析。
（02）王维宙，即王树翰，曾任陆海空副司令行营秘书长及国民政府文官长等职。
（03）指1936年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的训话。
（04）国民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
（05）沈为上海律师，王为上海教授，当时均为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著名爱国人士。
（06）指东北军内要求停止内战立即抗日的年青官兵，后来称为少壮派。
（07）1935年11月1日，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日刺杀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未死)，孙在行刺前已服毒，第2天在南京中央医院逝世，临终前英勇痛斥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08）李杜，九一八事变前曾任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1932年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失败后经苏联绕道欧洲到上海。
（09）此行时间为1936年夏。
（10）指董健吾牧师入陕北为孔祥熙、宋子文递送国共和谈信件一事。
（11）此自然段是依照《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09页)增补的。
（12）1870年11月，陕甘总督左宗堂(谥文襄公，人亦称之为左文襄)派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于金积堡，马化龙投降，金积堡被清军占领。
（13）典出《晋书》《羊祜传》。西晋大将羊祜(字叔子)与吴国大将陆抗各守边防，但仍友好往来，不施暗计。陆抗曾赠羊祜酒，羊欲饮，有人劝阻，陆抗说：“羊祜岂鸩(Zhèn)人者!”陆抗病，羊祜馈送药物，陆抗服之不疑。
（14）即1936年4月9日夜。
（15）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936年1月21日在其演说中明确提出的所谓对华政策三项原则，即：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
（16）此条《希望》月刊发表者没有，据《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11页增补之。
（17）指1929年中东路事件。
（18）石敬瑭，五代后唐时为河东节度使，936年勾结契丹贵族灭掉了后唐，受契丹册封在汴(今开封)建都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石并割燕云16州给契丹，自称“儿皇帝”。刘豫，北宋末年任济南知府，金兵南侵，刘豫杀抗金将领，降金，1130年受金册封为“齐帝”，曾多次配合金兵攻宋。
（19）此处指抚恤、补充被红军歼灭的一一○师、一○九师等官兵。
（20）指续范亭，1935年12月26日，续氏为惊醒国民政府抗日救国，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后被救。
（21）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等人以国民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积极抗日，一度收复察北各县。但国民政府以“防害中央政令统一”为词，强行压迫，8月14日，冯被迫解散抗日同盟军，去泰山闲居。
（22）《活路》小册子于1936年三、四月间秘密印发，作者为高崇民、粟又文、孙达生三人。
（23）指张氏于1936年11月中再次去洛阳谒蒋，约在28日返回西安。
（24）指1936年12月7日和9日两次谈话，蒋、张二人激烈争论。
（25）指西安事变当天张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要求，见本书《张杨对时局宣言(1936年12月12日)》。
（26）见本书《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下午5时)》。
（27）见本书《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
（28）周与李克农、杜建国等3人于1936年12月17日到达西安，博古(秦邦宪)后到。

【来源：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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