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在陕北榆林桥战斗后，由于被俘的原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的释放，素有抗日之志的张学良开始与红军秘密接触，他先是同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进行了洛川会谈，达成局部停战和通商协议，开通了两军秘密联络的渠道。但他认为，合作还应扩大，又提出：请共产党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

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开会，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对张学良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并作出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再次与张学良会谈的决定。在会谈举行之前，毛泽东、彭德怀与张学良有文电往来，并就会谈内容，时间、地点进行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6年4月8日，是预定会谈的日子，因为双方都被突然降临的风雪所阻，电讯中断，所以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

4月9日，风息了，雪也停了，为了使谈判能尽早举行，张学良于当天上午带着王以哲、刘鼎等，自己驾驶飞机从洛川飞到肤施(今延安)。

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是4月7日骑马离开瓦窑堡的，8日抵达川口，为风雪所困，在那里停了一天，4月9日才去肤施。当时，为避免引人注目，护送的武装人员和马匹都没有进城，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等少数人进入了城内。 
在联络人员的带领下，当身着便服的周恩来一行来到清凉山下桥儿沟的天主教堂时，身穿灰色军装，显得精神焕发的张学良与王以哲、刘鼎等都出来迎接了。那时，在张学良这边的几位军人，除刘鼎外，与周恩来都未见过面，不认识他。只看见为首的一位中等身材，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他虽然不过三十多岁，却蓄有长胡子，只觉此人气度不凡，却并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经李克农介绍，张学良与周恩来紧紧握手，并亲切地说：“周先生，久仰，久仰。欢迎你的到来。”周恩来也友好地说：“张将军，你好!见到你很高兴!”。

这次会谈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在张学良这边，只有王、刘等少数几个随行人员知道，外人均毫无所知，“是张入陕后的一次所谓‘失踪’”。当时，在会谈室就坐的只有五人，这便是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和周恩来、李克农。其他的人一概不准入内。会谈中，每人一碗面(也有当事人说是小米稀饭)的夜餐是孙铭九与驻军一二九师的团长赵绍宗送到阶梯口，由王以哲接递进去的。

会谈的气氛非常融洽。初开始时，看到人们都较严肃，周恩来一坐下来就笑着对张学良说：“我们过去虽无缘相会，可对您却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

“哪里，哪里，”张学良忙说，“我的名望哪能同周先生相比啊!”

机智的周恩来立即说：“张先生太客气了。我倒不这么看。不过，也许你不了解，我们二人要说起来还真有点缘分呢!”

“啊，是吗?”张学良虽是机灵人，可对此话一下子似乎还有点不太理解。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周恩来回忆地说：“我老家在南方，可在北方生活的时间比南方长，我还在东北上过学哩，这你大概不知道吧?”

“知道，知道。”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听我的老师说的。”

“你的老师是谁呀。”

“张伯苓。”

“张伯苓?”周恩来有点纳闷了，因为据他所知，中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创办人张伯苓先生是在天津从事教育工作的，是他的老师，怎么现在少帅也称他为师，所以不禁问道：“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莫非你早年也在天津念过书?”

“那倒没有，不过——”张学良略一迟疑，似乎也沉浸在回忆之中：“张伯苓先生当年主要是在天津工作，这也不错，可他与东北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如早在1916年，他就在沈阳作过《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后来，他也多次应邀去东北，还担任过东北大学的校务委员。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早年的一些演讲，那时我才只有十五岁，对人生道路和国家前途都缺乏明确认识，可张先生面对内忧外患，却大声疾呼：中国之希望就在每一个中国之奋发图强，誓力救国，这对我启发很大，志气为之大振。中原大战后，我当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我曾对南开大学师生说过：“予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我对张先生一直以师礼事之，而你也是他的学生，我们是同师，都是南开的人哩”。

“所以说嘛，咱们这个缘分不浅，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总之，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谈，就是在这样一种颇为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会谈的中心内容是抗日救国问题。张学良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主张是完全赞同的。但这也有个过程，所以他坦率地谈了他前些时出国考察时的见闻，他对自己原先的一些错误认识也毫不隐讳。他说：“比如在意大利访问时，有人又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互不服气，这不好，应该像我们这样只有一个领袖，大家拥护墨索里尼，一呼百应，事情就好办多了。所以我回国后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只有统一才能御侮。也正因为如此，我拥护蒋先生为领袖。但后来我的信念动摇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失望，同时，也深感政府和军队日趋腐败，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他们是担当不起的。但对法西斯主义还存在幻想。后经与刘鼎交谈，知道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可思想上总还有些矛盾，现在说出来，目的是向周先生请教”。

“哪里，哪里，共同探讨，共同探讨。”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探索救国之路的，也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你到国外考察，注意探索救国之路，是难得的。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因为它并不是什么进步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种反动思想。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把资产阶级形式上的一点民主也抛弃了，它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谈的”。

在随后的交谈中，周恩来觉得张学良重视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日本，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

张学良赞同周恩来的看法，表示今后将不再倡导法西斯主义。但关于联合抗日问题，他也谈了一些新的意见，如他提出：“抗日的力量要不断加强和扩大，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人越多越好。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他撇开是不利的，应把他也包括在内。如果不团结他，而我们却是在他的领导和管辖之下，那他就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来讨伐我们，就像在张家口他对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那样，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就会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认为要联合抗日，就得争取蒋介石，他不抗日，我们可以做工作，甚至可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对这个问题，周恩来没有作肯定答复，但他认为有道理。他说：“这涉及到统一战线中间接同盟军问题，这不是一般问题，我需要回去请示中央，然后再答复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不愿意争取蒋介石抗日，也不是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问题是他一直要剿共，奉行所谓‘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方针，所以我们过去是主张反蒋抗日的”。

张学良认为周恩来说得对，一点也没有冤枉蒋，而且，要让蒋改变立场，也是很不容易的。但他还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加剧，蒋也不会总是无动于衷，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很恼火吗?他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是有可能抗日的。但他有个想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的，是要把他打垮的。所以他把‘安内’放在首位，认为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大患，他要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这当然是非扭转不可的”。

周恩来理解张学良的心情，对他的看法并不全都赞成，但也没有马上反驳他，只是谈了中共从建党之初就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先生也一直把中共作为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破坏了国共合作，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并把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之中，教训是深刻的，严重的。但事情并不是不可改变，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决心了。”周恩来说到这里特别强调：“我说这些，不是要算这个旧帐，而是既要放眼未来，又要有历史观点。当然，我们也要看重现在，不管他过去怎么样，只要他现在改弦易辙，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起来抗日，实行民主，我们不但不会再把矛头针对他，还会拥护他，支持他，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张学良高兴地说：“今后我们就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吧。至于蒋先生，我与他还熟悉，再设法劝劝他，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特别是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咱们来它个‘内外夹攻’，还愁不能把他扭转过来吗?”

话虽如此，也要看到，张学良在那时要办成这件事，也并不容易。或者也可说仍有他的局限性，如他对策动蒋介石抗日虽然积极，可也明白表示：“但我不能公开反蒋，除非他投降日寇”。

张学良经过肤施会谈，逼蒋抗日之志更坚，决心要扭转蒋的“安内攘外”误国方针，并且也不排除当软劝不行时就干硬的。他的这个决心实际上是经过这次会谈形成的。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和培养干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聪明的张学良懂得干部的重要性，希望中共能给他派些抗日干部来，说：“来多少我都欢迎”。周恩来表示他将尽力协助，但也劝他不要等待，要学会自己培养干部，说：“我们条件差，困难大，可仍然办了红军大学、抗日大学，你们条件好，困难少，为什么不能办呢?不能办大学，也可以办军官训练团嘛!”周恩来语重心长的谈话，使张学良受到很大启发，后来他回到西安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了一批抗日干部，这些干部在以后的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临别时，张学良将一本精装的中国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并向红军赠了款。类似的资助，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几次，这些馈赠，数额虽然不是很大，但对处境艰难的红军来说，仍是一种友好的援助，也可说是雪中送炭!

对这次会谈取得的成功双方都感到满意，周恩来后来致信张学良，信中有“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之语。

肤施会谈后，刘鼎曾随周恩来去了苏区，归来亦对张学良说：“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张学良那时还怕刘鼎不再回来了，见到他又回到了西安，而且还带来如此友好的信息，自然很高兴，说：“我估计你会回来的，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来了，这要谢谢周先生。”还说：“肤施会谈，我很得意。这次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说话有情有理，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这都表明，肤施会谈时间虽然短暂，但对张学良的壮举——西安事变，以至他整个的人生道路，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后来即使是在幽禁时所写的《自述》里，对于这一点他也毫不隐讳：“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战迈进矣。” 

【作者：范克明】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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