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根据舒群讲的故事写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被鲁迅收入“奴隶丛书”而印行，鲁迅亲自作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连续印刷9次，并被苏联、日、美、英、法等国翻译成多种版本。这部小说叙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血腥中艰难成长的历程，表现了东北人民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给正在崛起的民族抗争文学带来悲愤强悍的气息和粗犷奔放的推动力。作品展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创了现代军事文学的某种范式，成为萧军不折不扣的文学名片，也为萧军赢得了抗战作家的声誉，使他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

萧军是因为和萧红出版“反满抗日”的小书《跋涉》被日寇通缉而逃到上海的。在与鲁迅交往的年轻作家中，他们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最多，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他视自己为“鲁门弟子”，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鲁迅与世长辞，悲痛的萧军作为与鲁迅亲近的学生承担了“治丧办”的琐细杂务，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前不眠不休值守了三天三夜，表露出他的一片诚心。

1938年1月，他应李公朴先生邀请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十分不满校长阎锡山的反共言论，决心通过延安到五台山组织游击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手拄木棍，背着一个装满衣服、书籍等杂物的褡裢步行20多天于1938年3月21日来到延安，可惜五台山有战事只好暂住边区招待所。这次艰难旅行让他很快写出散文集《从临汾到延安》，可惜我在古稀之年才读到这部十分珍贵的书。

毛泽东是从丁玲处知道鲁迅的学生萧军来到延安，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此前萧军知道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发表《论鲁迅》的讲话非常感动。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应邀出席，又见到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会后会餐，大家在露天的风尘中围着桌子轮流大碗喝酒，气氛十分热烈亲切。兴奋的萧军接受丁玲提议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返回西安，后在共产党员周文介绍下，和夫人王德芬去成都担任《新民报》副刊主编，并被选为“文抗”理事。

1940年6月经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的同意，萧军带妻子和舒群一起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于14日第二次来到延安，被选为文抗延安分会的主席和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身兼数职，工作繁忙。由于他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性格，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时间不长和同志间产生矛盾，又看不惯一些人的作风，不愿与“党人”为伍，准备回重庆。1941年7月他向毛主席和张闻天辞行。出于党的政策和对文化人的尊重，领导们对他十分宽容，毛主席和他多次长谈多次通信，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地表扬他的优点，批评他的缺点，还讲了自己在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被11次处分并正确对待的情况，使他深受感动，连夜写了《论同志之爱与耐》，经毛主席修改后发表在4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他的妻子王德芬在《我与萧军50年》一书中详细记叙了这些事。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毛主席要萧军收集文艺界的各种意见和情况，萧军建议毛主席看望了住在“文抗”的作家艾青、舒群、罗烽、白朗等，并邀他们共进午餐，无拘无束地畅谈有关文艺问题，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集思广益制定党的文艺政策。在批判王实味过程中，萧军又为并没多少交往的王实味说“好话”，引起大多党内同志不满。

1943年延安整风到了“审干”阶段，文抗的作家都响应“文艺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分赴各地，文抗所在地改成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只剩萧军和待产的妻子住在这里。由于和招待所发生矛盾，一气之下带着妻子于12月4日跑到延安县川口区的碾庄下乡种地。由于供给停发，救济粮也没有，举目无亲，又是隆冬，多亏牧羊人贺忠俭和乡亲们资助，使他一家度过难关。1944年1月3日，妻子第二个女儿临盆，没有助产士，萧军只好自己接生，乡亲们给他们送来红小豆熬成小米粥保证了营养。过年时乡亲们送来年糕、馍馍、豆芽、豆腐，就像一家人一样。3月3日，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和县委书记来看望他，动员他俩回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参加“整风”学习。可他不是党员，心里产生入党意愿时，副校长彭真讲“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是党的原则，他不愿受约束，决定留在党外。党校三部是文艺干部集中的地方，文艺生活比较活跃，萧军常参加演出，扮演过武生韩信，和妻子合演过《二堂教子》，还为京剧队写了《武王伐纣》等剧本。5月间他俩被分配到鲁艺，萧军担任文学系讲师。当学校召开了防旱备荒大会后，第二天他就和大家上山开荒，别人是排成一排向前挖，他只穿一条短裤，一人单开一块荒地，显出强健的体魄。在教学中，同学们以为他是北大或哪个文学院校毕业的，一次上课时有同学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他诚恳地说“我只读了5年小学，但比高尔基强，高尔基只读了7个月书。”逗得大家会心地笑了，他自学成才无疑对同学们是很大激励和鞭策。

日本投降的喜讯传来后，延安军民通宵达旦进行火炬游行，他激动得连夜写出长诗《胜利到来了！但我们决不能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胜利后，鲁艺组织了几个工作队分批到各地，萧军要求回到东北，毛主席、朱德还和他共餐送行。到东北后他在哈尔滨创办了《文化报》，还是没顺应潮流，固执己见，公开批判苏联政府和苏军对东北的政策，也批判中共对苏的态度和政策，被东北局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打入冷宫30年。1979年平反后他仍热爱党热爱祖国，确认他热爱党热爱祖国，是“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按说他的大部分人生都是苦难的，早该是心怀怨恨的“持不同政见者”。平反不久，萧军收到位居高层的胡乔木的一封信，大意是说多年来经历了生生死死的考验，如今人都老了，但想起多年前在延安，由于自己年轻，曾经伤害过你，内心总感到非常痛苦，向你道歉，请你能原谅。这封信，让耿直的萧军颇为感慨，很快回信：“我等均已年过70，来日无多，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罢。我青年时期，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与人处世拙于处理方式方法，树敌颇多，伤人太重，因此招到任何攻击和打击，绝无怨尤之情……应邀去美国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时，有人挽留他在美定居并给优厚待遇，他拒绝了。他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为人为文的目的是求得祖国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实现了，我的目地都达到了，虽然受到委屈打击，那是个别人的错误，也不能损害党的伟大形象！”这种胸怀真令人感动钦佩。

2015年8月27日—8月28日 于新华园

参考资料：《延安作家》中有关萧军的篇目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