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虽然匮乏，文化娱乐生活却丰富多彩。古老民间舞蹈秧歌，在中共的重塑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活动的主要方式，舞会亦被引入。体育运动蔚然成风，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作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雪……而且竟然还有网球。

新秧歌，政治的舞蹈

作为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舞蹈，陕甘宁边区的秧歌主要分布在榆林、延安、绥德、米脂等地，主要在庆祝传统节日和农历新年的时候表演，又称“闹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经过中共中央的重塑，陕甘宁边区的秧歌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主角，被赋予了新的精神风貌和时代内容。

抗战时期，扭秧歌是边区民众娱乐生活的独特方式，秧歌运动也普及为乡村娱乐方式之一。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谈到，“一直进了延安，才知道秧歌在边区是最被钟爱的一种艺术。每个延安人都很自负地谈起秧歌的成功。你要是和他们谈到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见秧歌剧没有？’仿佛未见秧歌就不配谈这边文艺似的。因为他们如此郑重的推荐，我对于一向漠视的秧歌，也不能不抱着刮目相看的态度了。”

赵超构评论说，秧歌运动在“过去是被视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自毛泽东先生发表他的‘文艺谈话’，提出普及问题以后，延安文艺界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民间形式”，“原来的秧歌，纯粹是民间娱乐，所以内容以发泄民间的苦闷，引起观众的兴奋与欢笑为主。所述的故事，自然以调情的为最多；其次则是讽刺的，譬如形容一个县官怎样糊涂，或者论叙一个士绅老爷的丑行”，“至于现在的新秧歌，则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予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

边区的秧歌给进入延安的外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人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鲜明地指出，新秧歌就是一种“政治的舞蹈”，作为“中国西北部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共产党于两年前把它复活加以政治化，在此之前几乎被人忘却了，现在风靡了边区”。在中共的积极引导下，边区秧歌成为一种流行运动，“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600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12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新秧歌运动直接取材于边区民众身边的真实故事，意在破除边区存在的妇女缠足、买卖婚姻、迷信观念等传统陋俗。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讲到陕甘宁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支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支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赴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指出，新秧歌剧“其历史还不到一年。从其名称想象起来，它有一种可以传达的消息。他和长幕的装着假声音的，夸大地对话的，拘泥定型的中国戏剧完全不同。共产党的秧歌是活泼的，真实的，把当日的消息很通俗地描述给不识字的人们，去增广他们的见识，使得他们认识更大的世界。同样的，秧歌可以与我们普遍的无线电报告相比”。

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还提到，“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它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

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生活，还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

交际舞会的“救助”意义

如果说秧歌是陕甘宁边区一般民众的娱乐方式，那么舞会则比较阳春白雪。不仅青年知识分子热衷于交际舞，一些中共领导人也是舞会的常客。

毛泽东曾忆及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舞会经历，“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 。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延安的回忆》中提到，在陕甘宁边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延安的舞会。最初，大家是扭秧歌，不仅老百姓扭，干部也扭。后来有青年带头跳起交谊舞，渐渐地，交谊舞风靡起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纷纷上场，毛泽东称之为‘听着音乐散步’。周恩来和闻天跳得很好，不仅会三步、四步，还会探戈。少奇同志不会，要我教他，我虽跳得不好，但还能对付，胆子也大，带他上场。不一会，他也能踩着鼓点迈动简单的舞步了。陈毅开始时不好意思跳，被大家拖上场一试就上了瘾，每场必跳。当时有一段话形容他们：‘边上站，试试看，跳死了算！’延安的条件差，食堂就是舞场，音乐伴奏也就是民族音乐伴着陕北的锣鼓，倒也别开生面”。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门谈过延安舞会。“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动，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朱德几乎每周都来，毛泽东大约一月来两次。”

斯特朗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延安舞会上的四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有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感觉坚实而敏锐，他有他自己的节奏感。他尽力与音乐配合，但从不机械地跟着音乐走。当你同毛泽东跳舞时，你必须特别留意，小心地顺着他，照他的暗示转动。不过，只要你跟着他的节奏，他终究会使你感到悠然自得”；“周恩来带着外交家的风度，翩翩起舞。他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同他跳过一回之后，就会想同秧歌舞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跳，这位医生喜欢像哥萨克一样跺脚。然后总是再回来同周恩来这个一流舞伴跳”；“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二加二必定等于四。但三次中差不多总有一次，在开始跳过似乎拘泥得像算术公式的步子之后，他就按照高等数学那样放开跳了。这同他的简洁、精确的文章一样，偶尔也插进一些尖锐的比喻”；“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当晚会即将结束，你累得走不动也站不住的时候，你仍旧可以同朱德跳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不费力的坚定性，比坐着不动要舒服”。

美国人马海德也说，“在鲁迅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末舞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部分奏的是广东音乐”。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和八路军将领的参加，带动了交际舞会的活跃。

舞会的兴起还诞生出一种特定的“救助”意义，即解决中共领导及部队将领的婚姻问题，有人称之为：供给制大环境之中的“人性的亮色闪动”。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描述，“延安曾有一股交际舞潮流，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最初的交际舞会，主要是在延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节目表演，后来普及到了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如延安的鲁艺、马列学院等处。在这些地方，周末舞会成了例行活动。

王禹明在《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中提到，“蓝家坪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燕斌也回忆，“我在学会跳交际舞并成为积极分子之后，不论校内外，哪里有舞会，我总要想方设法钻进去跳。舞场里没有专门的乐队，更没有什么音响设备，都是一些喜爱音乐的同志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既是乐队队员，又是跳舞的积极分子，大家一起奏歌跳舞，欢乐极了。当时延安普遍跳交际舞，有三步、四步之分，但节奏都比较慢，也比较文明。”

体育运动因陋就简

体育活动也是陕甘宁边区娱乐活动的内容之一。“虽然有很多困难，设备简陋，但是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可说是蔚然成风，成为干部、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美国人马海德描述延安每天的活动盛况，“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做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拉拉队’助威。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

另一位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在《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回忆，“延安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见到的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作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够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耍大刀、赛马等”。

抗战时期，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大多因陋就简。延河成了群众的天然体育场。王禹明回忆：“夏季，屹立在河面上的巨石，正好成了天然的跳水台。站在巨石上，或者岸边，都可以欣赏到男、女健儿的仰泳、蛙泳、自由泳……”；“冬季，延河又是天然的滑冰场。同志们用木板制成鞋底，安装上粗铁条，穿着这种自制的简易冰鞋就可以滑冰了”。

条件简陋，民众发挥才智，自己动手。

燕斌谈到，“当时延安的篮球场，差不多都是把两根木椽固定起来，上端钉上几块木板，木板上再钉上铁匠打成的铁环，然后竖立在球场的两端，就开始进行比赛了。篮球胆和外面的球皮，也是补了再补，到实在不能使用时再设法弄个新的来。”

诸多运动中，延安民众最喜爱、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当属球类运动。延安各个机关单位和地方部队都有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业余组织。文白在《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中说，“马列学院有出色的篮排球队，不仅和党校比赛，其他单位赛，甚至远征到几百里外的绥德，当时在延安曾轰动一时”。

中共中央领带人及八路军的将领也经常参与各种体育赛事，燕斌回忆，“1942年秋，120师战斗篮球队由晋西北来延安参加篮球比赛，他们与延安市篮球联队进行过几场精彩的比赛，地点都在延大斜对面的文化沟体育场，时间都在晚饭后，……八路军120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同志，也是每场必到”。每当燕斌晚饭后去延安大学南面王家坪前的桃林散步时，“多次看到朱德和战士同场打篮球，在场上来回奔跑争抢”。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活动目的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

【作者：齐春风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刘志鹏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

【来源：时代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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