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赵荣声1915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市一个地主家庭，后进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回到学校后向少数学生介绍了陕北红军的情形，激起了赵荣声对延安的向往。他邀集10个同学，以“春假到西安旅行”为名，按照斯诺画的简单路线前往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聆听了他们关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问题和关于学生运动的指示，然后回到北平继续在学校进行活动。

北平沦陷后，秘密党组织害怕色彩较红的抗日分子受到日本人的伤害，让赵荣声离开北平到武汉。在武汉，赵荣声根据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了一本《活跃的肤施（延安）》小册子。这一本通俗浅显的报告文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那时的各地进步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这本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之后，他由武汉到山西前线，于1937年冬加入了著名作家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服务团通讯股股长。

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赵荣声

接受“潜伏”任务

1938年农历正月初一，在山西前线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到位于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拜访，总司令部聚会欢迎，并由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文艺节目表示慰劳。

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的以抗战事迹为内容的戏曲、歌曲、大鼓等，令卫立煌感到耳目一新。当时，他在会场频频向朱德总司令询问有关战地服务团的情况，表示他也要在自己的军队中成立一个类似的单位，作为他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的第一步。

从八路军司令部回到山西临汾自己驻地数日之后，卫立煌看见一份杂志上刊登有一篇记载他访问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通讯《西线上的一个盛会》。他的一名姓刘的秘书对他说，这篇通讯的作者任天马，原名赵荣声，是我们的安徽老乡（卫立煌为安徽合肥人），我和他认识。卫立煌让这位刘秘书把赵荣声聘请到他的司令部当秘书，好把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带去。刘秘书找到赵荣声，谈了卫立煌的想法。刚刚来到八路军，赵荣声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让他去给国民党大官当仆从，一腔热血的赵荣声不愿去。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兼支部书记丁玲知道此事，汇报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不久，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找赵荣声谈话，希望赵荣声到卫立煌那里去，做些统战工作。次日，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亲自通知丁玲，让丁玲放赵荣声到卫立煌处，别的不让丁玲多问。

1938年2月下旬，赵荣声前往位于临汾的卫立煌司令部，担任了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开始了自己的潜伏经历。

促进卫立煌思想转变

赵荣声担任卫立煌秘书不久，卫立煌就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从深夜两点一直谈到东方发白。在谈话中，赵荣声并没有告诉卫立煌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当时，该组织在山西是公开活动的，并不是一个秘密组织。

卫立煌对八路军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部队士气和提高战斗力的做法颇感兴趣，也想仿照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做法，在自己的部队中也成立一个类似机构。赵荣声按照卫立煌的想法，招收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进行抗日宣传，专门帮助卫立煌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赵荣声还在工作团内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并借故每月赴西安一次，向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汇报工作。林伯渠要求工作团秘密支部尽一切力量，促使卫立煌部队与八路军合作，不打八路军，不迫害共产党。按照这些要求，工作团秘密支部在帮助卫立煌部队抗日、帮助他们学习八路军的先进经验改造旧军队的同时，还利用卫立煌找人谈心的机会，向卫立煌讲述中共的一些抗日主张，鼓励卫立煌做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1938年4月，在赵荣声等人的建议下，卫立煌路过陕北时还到延安进行了一次访问，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与卫立煌进行座谈，卫立煌还到延安抗大进行了演讲，赵荣声为卫立煌撰写了演讲稿。听说八路军弹药短缺，从延安回到西安，卫立煌即给八路军发放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个和180箱牛肉罐头。

卫立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部队，卫立煌是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他戎马一生，为蒋家王朝屡立战功，但因他不是蒋介石的亲信，所以每当蒋介石在战场上受到挫折的时候，卫立煌便受到重用，而战争稍有间隙，他就受到排挤。因此，他对蒋颇多不满。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争取卫立煌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多次与卫立煌交谈。尤其是卫立煌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热情款待，和他促膝畅谈，使他受益匪浅，加上赵荣声等人的影响，使卫立煌日益仰慕共产党。一天夜谈时，他突然问赵荣声：“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样参加呢？”

1938年4月，卫立煌和毛泽东在延安合影

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卫立煌就让他去延安问朱德。最后赵荣声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卫立煌同意了，专门拿出100元私房钱让赵荣声带着。后来，赵荣声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林伯渠汇报了卫立煌的这一想法。林伯渠让赵荣声转告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1938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我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评了当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王明的投降主义思想。二是冒进倾向。比如赵荣声等几个年轻人一个劲儿向卫立煌宣传鼓动，鼓动得这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视同股肱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竟然提出能不能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也是搞过了头，是错误的。

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在就任中原局书记路过河南渑池的时候，特地把赵荣声秘密找去谈话。刘少奇说：“你们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想替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好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他过去跟蒋这么些年，现在又带这么多军队，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你们这样一搞，要是被蒋介石知道了，不放心，他就不把力量对付日本，而把力量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影响抗日战争的大局。”

刘少奇还要求赵荣声解散工作团里的秘密党支部，让赵荣声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卫立煌的部下，停止组织生活，停止与党组织的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刘少奇说：“你们几个人在这里是绝密的，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回去，我给你们证明。”

来到洛阳

1938年12月，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办公地点搬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赵荣声也随卫立煌来到洛阳，并被加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室秘书。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西工兵营。赵荣声在附近西工小街租赁民房居住。

来到洛阳不久，赵荣声就到位于老城的贴廓巷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找办事处处长刘子久。这时，刘少奇恰好也在这里，听了赵荣声的汇报后，指示赵荣声好好在第一战区工作。

后来，刘少奇又来洛阳，找赵荣声谈了两次话。刘少奇每次来洛阳，都由刘子久亲自去通知赵荣声。刘子久跑到西工小街后面赵荣声家，匆匆说一句：“老胡（刘少奇当时化名叫“胡服”）来了，叫你去。”怕别人看见，转身就走。

到了晚上，赵荣声就到洛八办见刘少奇。那时，洛阳是北方抗日的军事重镇，晚上要戒严，从晚9时到次日天明，街上断绝行人。赵荣声在长官部机要室，虽然知道夜行口令，凭服装、证章等仍能通行无阻，但当时洛八办所在的贴廓巷两头，各有岗哨，里面驻守特务，如果谁在戒严时间从那里经过，特务就会把谁的证章符号号码记下来。在不戒严的白天，也常有特务呆在办事处门口，监视出入的人，但这些特务“上班”并不认真，常迟到早退。赵荣声知道这个规律，总是在快到晚上9点街上黑得看不见人面、守在门外的特务已经走了的时候，偷偷来到办事处，到次日天刚亮，特务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从办事处后门出去。当时，后门外是一片菜地，赵荣声从这里转到贴廓巷。因此，赵荣声来到洛八办，通常一呆就是一夜。在这些长夜里，赵荣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地汇报给刘少奇。有时，谈话到凌晨太疲乏，刘少奇会让赵荣声躺在自己的床上睡上一二个小时。而他自己不睡，在床边吸烟，准时在天刚有点亮时把赵荣声叫醒，让他赶在特务“上班”前回去。

赵荣声的妻子靳明是赵荣声在燕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后随赵荣声来到洛阳。按照刘少奇的指示，靳明的任务是和卫立煌部下的军官家属们多接触，了解一些情况，并为赵荣声打掩护。但靳明是个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对于陪国民党太太打麻将之类的事，厌烦得很，一有机会就想回延安上前线。

刘少奇知道后找靳明谈话：“如果你到延安去了，别人会不知道？赵荣声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你还知道党有组织纪律吗？轰轰烈烈固然痛快，当太太也有很大作用。党派你当太太，你就要一直做下去！”听了这话，靳明再也不提回延安的事了。

刘少奇还告诉赵荣声跟着卫立煌，长期打算，呆下去就是成绩，等待时机，绝对不可以性急暴露，同时还要做好突然事变的准备。

保留洛八办

在共产党的争取下，卫立煌做了不少对我党有益的工作，保留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卫立煌和朱德在山西前线合影

1939年1月，刘少奇第一次来到洛八办，在此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年，蒋介石下令封闭了除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外的其他所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和通讯处，但洛阳办事处保留了下来，这与卫立煌的支持有关。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来到洛阳，筹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但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愿意，经过再三交涉，最后才成立了一个八路军驻洛阳通讯处。1939年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立即同意把通讯处改为办事处。

1942年，卫立煌在洛阳被蒋介石撤职，原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到洛阳后办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封闭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由此可见当时洛阳办事处的重要性和卫立煌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

离开卫立煌

1938年2月，赵荣声到卫立煌部下当秘书，当时的级别是少校，1939年升为中校，1940年升为上校。由此可见卫立煌对赵荣声的器重。

1941年5月，日军借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国共两党萁豆相煎的机会，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并一举攻下中条山。当时，卫立煌在成都，并没有在洛阳。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以中条山失守为借口，革去卫立煌上将军衔，并免去其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以此来发泄他对卫立煌不积极反共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赵荣声考虑再留在卫立煌的身边，对卫立煌没有好处，不如离开洛阳，找一个安全港暂时避避风。于是，他向卫立煌请假，希望回已经搬到成都的燕京大学继续读书。卫立煌答应了赵荣声的请求。

1942年1月，卫立煌被蒋介石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这一闲职，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来到洛阳后，立即封闭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当时的洛八办处长袁晓轩随即叛变，并出卖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正在安徽家乡探亲的赵荣声闻讯，暗自庆幸：袁晓轩知道他的身份，如果当时还在洛阳，恐怕难免被袁晓轩出卖。

豫西省委书记兼洛八办第二任处长刘子久（图片由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赵荣声的一大遗憾

此后，赵荣声及妻子先到成都读书，与在成都赋闲的卫立煌经常见面。抗战结束后，赵荣声到重庆，再次见到准备赴欧美考察的卫立煌。临别，卫立煌嘱咐赵荣声留在上海、南京一带，他不久就会回来，将有许多事要让赵荣声做，还让赵荣声好好研究当前的政治形势，多替他搜集一些资料。

赵荣声遵照卫立煌的交代，在南京找了一家报社，但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来，他到兰州找到卫立煌原来的参谋长、时任西北行辕副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郭寄峤，在《西北日报》当了社长，并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一度成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的座上客，拥护张治中搞和平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赵荣声回到北京，先在《工人日报》编副刊，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复查赵荣声历史，恢复了他的所有名誉。离休前，他担任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1995年，赵荣声在北京去世。

1943年秋，善打战的卫立煌再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带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一举打败了占领缅甸的日军，打通了中印公路，保证了外国援华物资的供应。

之后，卫立煌再次被蒋介石晾在一边。直到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打响，蒋介石再次想起能拼能打的卫立煌，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司令”，负责指挥东北的所有军队，与解放军抗衡。

早已看透蒋介石的卫立煌自任东北剿总司令第一天起，直到最后，原则是按兵不动，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多数工作是整补训练、修筑工事。后来有人说：“这是卫立煌暗中帮助共产党。”

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失败后，卫立煌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他被软禁在南京。后来，他出逃到香港。1955年3月，卫立煌响应党的召唤，回到祖国，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病逝于北京，终年64岁。1月20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卫立煌。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1955年，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很希望与原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那些团员见见面，并托人找到赵荣声。当时，赵荣声在工人日报社工作，向社党委书记汇报。书记说：“统战工作由统战部去做，现在你干新闻工作，没有统战任务，不去算了。”结果，赵荣声没有与卫立煌见上面，这成为赵荣声的一大遗憾。

1985年，赵荣声撰写了《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回忆了自己作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人员，在卫立煌身边工作的经历，并对卫立煌的一生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算是弥补了这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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