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3日的陕甘宁边区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刊发了一篇题为《选民会上》的通讯稿，文章用朴实的文笔，生动地记录了边区志丹县某乡所开的一次选民大会，文章的主题是县长接受选民的质询。以下所引为原文，县长首先说：

老乡们！现在闹民主，要老百姓管理监督自己的政府，选举自己佩服的人做政府工作。我今天向你们报告工作，求你们批评检查。现在，实行新民主主义，你们不要客气。按着他用土话一项一项地报告了政府工作。讨论县长报告时，群众接二连三地发言，气氛相当热烈。有的说：“县长工作好，可是动员（战时勤务）太多”。有的说：“我有一个意见，县长回家太多”。有的说：“县长和老百姓不接近，我看是脱离群众。”一个叫吕迎祥的中年妇女大胆地站出来说：“我也有一个意见。我第一批评县长和保安科秘书，他们常和婆姨闹矛盾，‘婆姨’‘汉汉’不讲亲爱，我看这真‘麻达’，没有起模范作用。第二，县长和保安科秘书的‘婆姨’，一天到晚，酸醋样骂架子，与老百姓‘婆姨’发生无原则纠纷，我看这也没起模范作用，我建议女参议员提出一个‘夫妻亲爱、妇女团结’的议案才好。”

对中国政治生活稍有了解的读者，阅读完这段文字之后心中都难免会产生不小的困惑。陕甘宁边区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落后的地区，民众文盲率高达99%，对现代民主和法治的了解极为有限。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高的政治热情和民主素质？

答案其实极为简单。一是中国民众从不缺少政治热情，关键取决于领导人对待民众的态度。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众一直是"愚蠢"的代名词，然而这种观点在陕甘宁边区却受到了批判，边区参议会领导人谢觉哉就曾公开地讲：

有些同志见了一些表面现象，如农民怕官的神气，不愿管事。解不下新名词等，……并不知道人民文化低，是认不得汉字，懂不了你那套"分析国际与国内形势"演说。至于他切身的事，怎么才好，怎么才对，政府做的那些事于他有益或者有害，那就谁也没有人民自己高明。世上只有愚蠢的英雄和领袖，从没有愚蠢大众。政府人员的意见必须经过人民的校正，才是正确；政府人员的举措，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才合实际。当然，人民的愚蠢样子，比诸某些工作人员聪明样子，差的很远，为这表象所迷惑，于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民，不虚心去听人民的呼声，问人民的意见。其实人民的愚蠢里包含着聪明，而我们表面聪明，里面是草包的也常常有，必须改变这个观念。

二是边区民众的组织化程度较高。观念改变之后，边区政府对各类民众组织大力扶持，使分散于边区各地，并在经济上缺乏联系的个体成员得到了初步的整合，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年初，边区的主要群众组织即有：工人组织45000人；青年救国会168000人；妇女协会173000人；农民协会421000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访问过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边区民众给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政治热情和组织化程度，"他们对于抗战的热情，与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他们有的只认得几个字，但他们的政治认识恐怕比受教育的人还高。男女自卫军所做的锄奸工作，如像查路条放哨等等，他们都是有着极主动的自觉性来做的。"

三是确实有效的制度保证。为了推行民主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些与边区民众文化素质相适应的选举办法，如大家熟知的用投豆子的办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办法，还有大家不太熟知的组成竞选团竞选等做法。这些制度，极大地唤起了民众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兴趣。如在1941年的选举中，仅绥德一县的民众提案就达2230件之多，而同样是绥德，即有227个乡级干部，因受到人民的严厉指责而被政府罢免。

民众的文化程度、政治素质与民主制度之间固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不可超越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答案。

【作者：侯欣一 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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