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左一）、段仲宇（左二）

他们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同学、国民党的中将，然而他们却先后选择了共产党

哥哥段伯宇是国民党核心机关——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高参；弟弟段仲宇是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段伯宇策动、组织数万国民党军适时起义或倒戈，策应解放军渡江南进，段仲宇在其中积极配合。

蒋介石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说起对父亲段伯宇传奇经历的了解，段毅才的回答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我是在替父亲誊写‘交代材料’时才知道的。”59岁的段毅才回忆说，父亲从来不讲地下工作的事。但在“文革”期间，当权者污蔑父亲是叛徒，让他写交代材料。由于父亲的字迹比较潦草，所以才让他誊写。

遵父命学医参与学生运动  段伯宇被认为是“戴红帽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屈原的这句诗来形容段伯宇入党的经历，可以说十分贴切。年轻时的段伯宇，为了追寻真理、追寻马克思主义，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经历了艰辛的历程。

“父亲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选择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一起组织进步活动了，他属于那种思想上先入党、组织上后入党的党员。”段毅才说。

1913年，9岁的段伯宇上了天津觉民小学，随后上了觉民中学。“那个学校的学生多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子弟和烈士的遗孤。”段毅才说，自己的爷爷段云峰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

在中学期间，段伯宇参加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当童子军的队长，带领同学贴标语、发传单、纠察日货，并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

后来段伯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投考黄埔军校未成，只得遵父命考入河北大学学医。上学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学校，段伯宇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带头请愿、罢课，驱逐反动校长。“在河北大学，大家都认为他是戴着‘红帽子’的”。由于戴培元受学校迫害而离校，段伯宇入党的愿意未能实现。“此事让父亲遗憾不已”，段毅才说。

1930年，段伯宇从河北大学毕业，应同学刘静波之邀到太原一起开诊所。他还筹办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籍。1934年冬的一天，刘静波到太原警备司令部给其参谋长看病，看见桌上有一个黑名单，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段伯宇，他赶紧通知段伯宇逃走。后经父亲段云峰的一个老朋友介绍，段伯宇到国民党32军干训团当了一名军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6月，段伯宇只身奔赴延安，进入“抗大”，随第四期听课。毕业前夕，队长找他谈话，要求他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时实行国共合作，他的身份比较特殊，适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工作。对于他提出的入党问题，上级告诉他到原部队找地下党组织解决。

8月初，段伯宇回到32军。32军的地下党员王兴纲通知段伯宇，组织同意他入党，介绍人就是王兴纲。在岳麓山下一个小土庙前，中共湖南省委聂洪钧同志为段伯宇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为段伯宇“量体裁衣”  周恩来亲自交办“作业”

32军调防江西不久，蒋介石借口日军进窥南昌，需加大防备，将32军“肢解”到不同战区。段伯宇不得已离开了32军。随后，他奉命辗转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周怡（以前是中央特科的）单线领导。周怡让段伯宇找个公开身份作掩护。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通过时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济深帮儿子找工作。这样，段伯宇就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做了中校视察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李济深不大在公开场合讲话，但私下里说过：看来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而且他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搞摩擦。

段伯宇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一天，周怡通知段伯宇：“周副主席要见你。”

“那时，我父亲刚刚入党，做地下工作更是新手。周副主席和父亲谈了一个上午。”段毅才说，他理解周副主席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三点。

“第一是‘量体裁衣’，给我父亲的工作定了位。”周恩来理解段伯宇要上前线杀敌的心情，教育他说：重庆这里也是第一线，你就留在重庆。周恩来要段伯宇充分利用父亲段云峰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关系，动员国民党上层共同抗日，并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

“第二是教给我父亲工作方法”。周恩来教导段伯宇要学习三民主义，学习国民党的《一大宣言》，“长长见识，也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要用三民主义的语言来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对段伯宇提出了要求。

“第三是教给我父亲开展工作的策略”。周恩来特别叮嘱段伯宇：“白区工作困难多，要善于化不利为有利，并把有利因素变成现实。”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斗争”，段毅才说，他是从父亲身上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

随后，周恩来就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做了具体指示，最后还鼓励段伯宇大胆工作，“不要怕犯错误，犯错误也能锻炼人”。

与组织失去联系并失业  “门外汉”考入陆军大学

1939年底的一天，周怡告诉段伯宇：他要去西北出差，暂时停止联系，以后他会来找段。可是周怡这一去就再无音讯。段伯宇久等无果，就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但均被告知周怡尚未返回，让他耐心待命。

周怡久无音讯，让段伯宇度日如年，而且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委武官班学习时，才得知了原委。“有关部门告诉他，当时周怡回延安汇报工作，途中翻车牺牲了。”段毅才说，“由于周怡与我父亲是单线联系，所以我父亲当时真是一筹莫展。”

祸不单行！段伯宇与周怡失掉联系后，“战地党政委员会”也被蒋介石撤销。段伯宇又一次“失业”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正在为难之际，陆军大学特七期开始招生。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府，其招生标准也较高：必须是团级以上军官，而且要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毕业等条件。可是段伯宇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军校文凭。

段伯宇通过32军的王启明（解放后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是地下党员，但段伯宇与王彼此并不知情）终于搞到一个文凭，并通过军令部的审查而获准报名。

陆军大学的考试是“三榜定案”。笔试包含国文、政治、军事、外语等。这对于上过大学的段伯宇来说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还要考军事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军制、野战条令、射击规范、实兵指挥等，但他对此完全是门外汉。

“父亲为了考上陆军大学，就请爷爷、二叔给他补课。”段毅才说，因为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军事教官。在父亲和二弟的帮助下，段伯宇每日苦练、苦背那些考试科目，还跑到空河滩上练操练口令，最终在三四百名考生中，经过三榜定案，段伯宇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陆军大学特七期录取。

在陆军大学的两年半期间，段伯宇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他利用同乡会、京剧社、聚餐、讨论问题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团结了一批正义的同学，此外，还包括他的弟弟段仲宇。

补白

段仲宇——“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弟弟段仲宇比段伯宇小10岁，是国民党军队内的“少壮派”，也是被寄予厚望的一颗“新星”。他1930年11月考入中央军校第九期学习，1934年毕业，1939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入印度，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处长，同年回国，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上校参谋。

段仲宇所在的“侍二组”，虽然人数不多，但承办的业务几乎囊括了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所有重大事项。当时，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需要报呈蒋介石的大事，公文都要先送到段仲宇的手里，由他签注意见后再呈报。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发到段仲宇手中，再由他用代电、电报、信函等通知联勤总部。所以，当时有人戏称，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弟弟推荐哥哥进入侍从室  蒋敲着脑袋连说三声“好”

1946年初的一天，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俩促膝相谈，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段伯宇表示，想回河北老家开展工作。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工作，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

可以说，蒋介石的侍从室在当时是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它是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进入侍从室的人可以说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1946年初，段仲宇因工作调动要离开侍从室时，侍卫长俞济时要他推荐人来补缺。段仲宇就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即将毕业，又是老大学生，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还懂外语。”

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听段仲宇如此一说，对段伯宇的出身、学历、成绩等各方面都非常满意，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1946年3月10日，陆军大学特七期毕业，蒋介石参加了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蒋介石召见了段伯宇。

此时，蒋介石正在后台休息。他询问段伯宇的家庭情况，当证实了段的父亲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第四期的学生后，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敲着脑袋说了三声“好”。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学。

几天后，段伯宇被调到侍从室（后改为军务局）第四科，负责情报工作。

进侍从室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一看出身，最好是陆军大学毕业；二看籍贯，浙江籍优先，最好是奉化人；三看保荐人，要和蒋介石关系较近才行。

“而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我父亲这个北方人，可能是蒋想拉拢北方籍军人，因为我爷爷在北方军界还有影响。”段毅才说。

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告，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段伯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事情，包括策划安全路线以掩护我东江支队转移、拖延公文运转时间以掩护王启明率军起义,巧妙说服关键人物以释放地下党员万鹏（我苏北兵站负责人）等。

掌握武装等待时机  避免南京版“西安事变”

1947年，段伯宇被擢升为少将，并接任第四科科长。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正为和平建国而展开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也刚召开不久。蒋介石却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军，内战由此爆发。而国民党内部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却真诚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

“这一时期，父亲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找党，二是组织他在陆大的同学抓军队。”一天，段伯宇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里居然就有大量的中共中央文件。从此，他就堂而皇之地学习起这些文件来。由此段伯宇明确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方向：在蒋介石军队内部建立一条地下战线，将武装的反革命策反过来，使之变为反对蒋介石的革命武装力量。

于是，他把想法告诉弟弟段仲宇。此时的段仲宇已经从一个国民党的“标准军人”转变为积极追求真理、向往共产党的爱国进步军人。他非常赞同哥哥的想法。

段伯宇还有意识地接近他在陆大特七期的其他同学，这些人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如万建藩，时任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副局长；刘农畯，伞兵三团团长；宋健人，63军参谋长；宋光烈、王海峤等人。段伯宇要争取他们共同反蒋、反内战。

1948年11月底，贾亦斌听到内部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将南迁广州，准备以长江为界，和共产党“划江而治”。于是贾亦斌把可以交心的陆大同学召集到他家讨论怎么办。他的家在南京上海路干河沿，所以这次会议也被称为“干河沿会议”。

贾亦斌提出在南京把蒋介石抓起来，搞一个“西安事变”版的军事政变。由于意见争执不下，大家决定“听听伯宇同学的意见”。段伯宇谈了三点意见：一是敌我力量悬殊（大家掌握的兵力只有一个伞兵团加几个排），一旦举事，有如以卵击石，不仅功亏一篑，反而暴露自己；二是反蒋是革命行动，但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盲目行动；三是要抓部队，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武装，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随后他们讨论了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除了刘农畯已经是伞兵三团团长以外，贾亦斌由预干局长兼任了预干总队长，宋光烈联系上了96军和106军的军长，段仲宇当上了上海港口副司令，管铁路运输和汽车团，还联系上了江苏省保安总队长齐国榰，王海峤当上了工兵四团团长……由此形成一条西起芜湖，东至上海，南至嘉兴、杭州的地下战线。“父亲以冷静的判断避免了一次无谓的冒险。”

时隔半个世纪后，已年逾八旬、时任“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的贾亦斌谈起段伯宇时说，他之所以参加革命，段伯宇对他的影响很大。

苦寻八年终找到党组织  和盘托出可靠策反班底

“开完干河沿会议，我父亲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觉得这就是‘把有利因素变为现实’，周副主席交代的工作终于可以实现了！同时他又有些‘心虚’，因为他感到任务太重，怕承担不了。”在此期间，段伯宇派郭蕴章与“三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约定了联络暗号，可惜未能实现。但苍天不负有心人，段伯宇苦苦寻觅了8年，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1948年底，策反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段伯宇就以治疗肺结核病为由，办理了病休手续，到了上海。他通过已是共产党员的表弟温尚煜向乔石同志报告，联系上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

这时的段伯宇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与张执一同志初次见面，段伯宇就把一套成熟的策反班底和盘托出，完整地交给了党组织。这套班底可靠度之高，军兵种之多，潜在爆炸力之大，据有些领导同志回忆，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它囊括了陆军、海军、伞兵、辎重、港口、工兵等多军、兵种。”段毅才补充道：“这些部队真正做到了‘想让哪里打响，就能在哪里打响；想在什么时候打响，就能在什么时候打响’。”

策反蒋介石嫡系  成功率百分之百

张执一指定由李正文同志与段伯宇直接联系。1949年2月，李正文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决定——段伯宇同志在失掉联系以后，继续独立工作，做了一定的工作，决定恢复其党的关系。同年4月初，李正文通知段伯宇：组织上批准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等同志入党。

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长江以北的地区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推至长江北岸。迫于形势的压力，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局的任务是，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顺利解放京沪杭地区。段伯宇具体组织实施各项起义工作。

1949年春的一天，段伯宇去看望汤恩伯的参谋长，趁该参谋长临时出去的空当，段伯宇就利用他长期磨练出来的记忆力，将国民党江防地图全都背了下来，随即迅速转告地下党员艾毅根，由他再报告给了“三野”。

1949年4月6日，贾亦斌在已被撤职的情况下，经段仲宇掩护，带领预干一总队在嘉兴起义。随后，刘农畯率伞兵三团，乘段仲宇巧妙安排的登陆艇，于4月15日在海上起义，成功到达连云港。毛泽东、朱德为此发电祝贺。

预干一总队和伞兵三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前者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子弟兵”、“太子军”，后者被蒋介石内定为逃台后的“御林军”。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震撼了宁沪杭各方，国民党报纸这样评论：“其行动……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它们的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渡江战役前夕，沿江驻防的96军撤离浦口，106军撤离皖南，没有卷入战役。

段仲宇则把自己的公馆提供出来作为中共上海局的策反工作机关。当上海地下党因国民党破坏而只剩一部电台时，他护送李正文转移电台，又把电台存放在自己家里，保证了中共上海局的通讯联络。他还巧妙地保护了上海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取得胜利。在解放上海时，他使大批机车滞留在沪宁线上，供解放军接收。段仲宇还受命配合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汽车团起义，使解放军能乘坐400辆美式大卡车追击逃敌。在此期间，当国民党几十万部队携物资南逃时，王海峤命令工兵四团将笨重的筑路机械梯次散布在衢州、南昌、衡阳等千里铁路线上，使列车无法通行。

……

蒋介石南逃福州时，得知是段伯宇策反了他的上述部队，就破口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事实证明，经我父亲策反的国民党军队，成功率几达百分之百。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地下工作、策反工作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段毅才说。

老将解甲  仍为祖国统一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先后在军委武官班、外交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之后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段仲宇解放后一直在解放军中任职，直至1982年以副军职离休。

段伯宇和段仲宇两兄弟离休后，仍与在台湾、在海外的袍泽故旧通信往还，为祖国的统一而继续努力。

段伯宇于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段仲宇于2010年10月7日在南京逝世。

在段仲宇的追悼会上，段毅才为叔叔献上了一幅挽联：“大隐于朝，谈笑中，化去他东南半壁；老将解甲，尺素里，撮合我兄弟金甌。”他说，这是对父亲和叔叔的共同悼念。

段毅才说：“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坚信共产主义，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做到国家统一，民富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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