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

1935年，在中国的西南川贵大地，崇山峻岭之中，湍江瀑流之间，雪山草地之上，辗转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精疲力竭，困惫不堪，前有阻截，后又追击，飞机在头顶不停盘旋，炸弹在身边不时爆裂。但他们没有爬下，而是顽强地坚持着，突围——前进——再突围——继续前进。四渡赤水，终于摆脱了数十万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边的痴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下胜利会师了，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然而前途茫茫路漫漫，何处可停下疲惫的脚步，何时可稍微喘一口气，长时间地东征西讨，无后方地打游击，既不能痛击敌人，也无法生根，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中央领导的脸上密布愁云，挂满寒霜。这时，一张《晋阳日报》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央领导的眼睛，“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这是1935年9月20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北上，突破腊子口进入甘南，到达岷县与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买东西时捡到的一张七月份的旧报纸，上面的这则消息让中央领导们精神为之一振，一下子看到了希望：陕北有一支红军的队伍，建立了红色的政权——苏维埃政府。

1935年9月26日，中央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党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从那里领导全国革命。

这个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这个华夏祖先轩辕黄帝躺卧的地方，这个全国唯一仅存的红色根据地，张开了她贫瘠而厚实的胸膛，迎接这些远征而来的红军。  

陕北红军

“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给谢子长写的挽联。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家乡安定县，他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等，赶走了全县最大的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当众烧毁了文契、账簿，宣布欠债作废，废除苛捐杂税，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1927年，“八七”会议后，谢子长等人在陕北组织和领导清涧起义等，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1932年3月开始，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几支红军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安等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安定、绥（德）清（间）、神（木）府（谷）及佳（县）吴（堡）等苏维埃根据地。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亲临战场，英勇顽强。1935年1月，陕北苏维埃省政府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扩编为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谢子长任师长。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这是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碑词。刘志丹，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刘志丹与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渭华起义等，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3年冬，由陕甘游击队扩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相继开辟了以照金和以南梁为中心的两块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从1931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苏区。

在南方各苏区相继丧失的严峻形势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陕甘苏区，硕果仅存，弥足珍贵，为处于流动中的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的可能。

谢子长，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刘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金丁镇一个书香门第。在陕北这块偏僻闭塞的地方，两位从黄土地中走出来的子弟，何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什么地方给了他们革命的启迪？是什么人点燃了他们心中光明的火种？

榆林中学

陕西的最北部，与内蒙古接壤的地方，长城脚下，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城池——榆林府，她既是这个偏远关塞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也是这一片荒漠北地的文化教育的摇篮，徽识就是榆林中学。陕西省榆林中学创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她不仅文化教育底蕴深厚，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西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地方。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刘澜涛、阎揆要、曹力如、高克林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大都是从榆林中学走出来的。这么卓越而辉煌的功绩，连着一个响亮而耀眼的名字——杜斌丞。

杜斌丞，陕西米脂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称赞他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1918年——1927年任榆林中学校长期间，他有感于旧中国的贫弱落后，决心从教育入手，培养大量有用的人才，赶走西方列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明确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学方针，在校园内积极倡导创新、改革。为了提倡新文化，开创新学风，他四处奔走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名流才俊到榆林中学当老师。是他，先后聘请早期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李鼎铭等来校任教，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共产主义新思潮、新文化得以在榆中传播开来；是他，积极支持学生的各种爱国活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使榆林中学很快涌现出一大批适应新时代的优秀青年；是他，引荐杨虎城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接触，让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吹进了杨虎城的心中，从而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植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种子。

二十年代初期的榆林中学校园，一扫过去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景象，到处是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每当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铺满榆林中学校园时，操场上就会出现几十个人组成的一个大团，在慢慢移动着转圈，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人戏称为“天神夕踱”（榆林中学是在原神庙旧址上改建的），并誉之为榆林八景之外的第九景。不用问，圆圈的核心就是西北早期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正在跟学生们谈天说地，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功课学习，到家庭、社会、中外新的思想潮流，话题涉及同学们所有感兴趣的新鲜事物和历史问题。

播撒火种

魏野畴，陕西兴平市人。他是西北地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先烈。

1919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再罹劫难，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彻底失败，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的广大爱国学生纷纷走向街头，罢课请愿，演讲宣传，组织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学生、市民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爱国运动。

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魏野畴，在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英勇地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扛起了反帝爱国伟大斗争的旗帜。从此以后，掌握新文化、新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帝反封建，爱国救民，就成了他终生的信仰和追求。

1920年1月，魏野畴和北京大学学生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他发表了《潼关外之新思潮》，明确提出陕西青年要学习新思想，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这一年冬，魏野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魏野畴和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杨晓初等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进步团体共进社，并以《共进》（半月刊）作为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团结进步青年，同混沌污浊的社会开展斗争。魏野畴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又是《共进》刊物的积极撰稿人。他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号召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被大家称为共进社的“健将”。

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同志的介绍，魏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的邀请，去该校任国文和英语教员。他为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等著作，介绍《向导》、《新青年》、《共进》等革命刊物上的重要文章。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话剧研究会，学生们走出校门，开展反苛捐杂税、反迷信和反拉差拉夫的斗争，积极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搞宣传，激发人们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一大批进步青年迅速成长，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春至1926年春两年间，魏野畴先后在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与教员。在此期间，他除了搞好教学外，主要的精力则倾注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立党团组织的工作上。

1924年夏，魏野畴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来的上海大学学生武止戈一起，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先后发展了张秉仁、高克林、张含辉、任致远等一大批团员。他还领导发起组织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旬刊），以此团结更多的青年，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1925年，魏野畴领导组织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5月4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纵匪军殴伤省立一中几十名学生，激起了一中和西安各中小学师生的极大愤怒。魏野畴立即领导团组织和市学联，组织教师学生罢教罢课，并在《新秦日报》、《共进》上发表文章，声讨吴新田的罪行，呼吁社会各界声援学生，浪潮波及全省，各地爱国师生纷纷应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魏野畴等又把驱吴斗争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了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提出“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口号。他还亲率驱吴请愿团赴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斗争，杨将军欣然应允。1925年7月上旬，魏野畴在三原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学联，大会讨论通过了驱吴斗争和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十三项决议案。全省学生运动进入了新阶段，魏野畴同志被广大师生誉为“学生司令”。7月中旬，军阀吴新田在一片片讨伐声浪中，在国民革命军的威逼下，狼狈地逃离西安，驱吴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5年8月，为了用革命理论指导陕西地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运动，魏野畴携关中哲二人，创办了《西安评论》（三日刊）。他以鲜明的观点，磅礴的气势，流畅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军阀、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西安评论》反映了陕西人民的革命心声，指导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受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两千余份，被称之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魏野畴也被称为陕西青年的“导师”。

1925年9月，魏野畴、雷晋笙、吕佑乾以及由共青团中央、中共豫陕区委派来的吴化之同志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先后成立了团的西安特委和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中共特支书记，魏野畴、雷晋笙等同志任特支委员。魏野畴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去北方国民军作兵运工作。

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黄平万同志任书记，魏野畴同志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八师之众，围困西安。魏野畴和中共西安地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积极帮助李虎臣、杨虎城两位将帅筹划军需和民食，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定军民守城必胜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助护理工作。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大好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领导群众斗争的骨干。魏野畴根据西安地委的决定，领导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政治队，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党培养了一百多名既懂马列主义理论，又懂军事技术知识和会搞农民运动的干部。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耿炳光同志任书记，魏野畴、李子洲两同志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三月中旬，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一起主持召开了陕甘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党代会根据形势发展，决定改组西安、绥德、渭南地委，新建三原、延安、榆林等地委，并成立户县、周至、乾县、商县、岐山、澄城、米脂等三十多个特别支部。区委还领导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了近千名政治军事干部。1927年5月1日，魏野畴同志亲自主编的区党委机关刊物《西北人民》正式创刊，文章广泛宣传了革命道理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成为指导西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良师益友，被陕甘人民誉为“西北革命的急先锋”。在陕甘区委的领导下，全陕各地的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相继成立，陕西迅速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

黄土莽莽，河水汤汤，先贤懿德，绵延无疆。

赶走外国资本殖民者，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科学、自由、独立、平等的新制度、新社会，这些先进的思潮正是“五四”运动的旗帜，是先辈革命者终其毕生精力心血追求的目标，斯人已去，魏野畴、杜斌丞、刘志丹、谢子长等先烈们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的思想精神永驻人间，并时时昭示着后人。今天，在享有独立自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的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缅怀先烈，追念他们的事迹，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的国家，矗立于世界之林。

（编辑 武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