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长征，我党我军落脚陕北，驻扎延安，迎来中国革命新高潮。延安13年，烽火岁月稠，经历无数严峻考验，经受无数烈火淬炼，使我党走向成熟，我军成长壮大。其中，三次重要转圜时，毛泽东利用反向思维挽救危局的事例令我们感动、震撼、思索，让我们学习不尽、受用终生。

红军东征——“以发展求巩固”

经过25000里长途跋涉，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找到了落脚地，结束了长征，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约7000人，原红15军团约6000人，加上地方部队和机关超过13000人。如果再把即将到来的红二、四方面军加上，到达陕北的部队将达到30000人。红军的落脚点虽然找到了，但要真正立足还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是因为整个陕北面积8.6万平方公里，但当时党所建立的苏区才9个县，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40万。更严峻的是，陕北属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极低，加上连年的旱灾、蝗灾，突然的洪水，造成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用周恩来的话说：“陕北这个地方家家找不到隔夜粮，像江南那样的地主几乎没有。”蒋介石正是看到了陕北的地瘠民贫，才提出“一困二剿三消灭”的恶毒计划，妄想把立足未稳的红军困死饿死在陕北。面对这一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和党中央寻求破解之策。毛泽东在审慎考虑之后提出了“东征”计划，即率领红军以神速的动作打到山西去，到阎锡山的地盘打出一片天地。因为山西地广财阜，又有兵工厂，回旋余地大，还是即将到来的抗日的前线。对这一计划，毛泽东称之为“以发展求巩固”。对这一计划，中央和红军一些领导人并不理解，甚至持怀疑、反对态度。理由是红军刚到陕北，力量薄弱，需要休养生息，等到力量有所积蓄再考虑扩大根据地。如果贸然东进，风险极大，搞不好连长征走过来的那点家底也可能弄丢。遂提出了一个“以巩固求发展”的思路，让红军就在陕北开展斗争。于是“以发展求巩固”还是“以巩固求发展”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以发展求巩固”，通过说服大家统一思想，坚持打到山西去，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为红军找到生存之机。在他的坚持下，得到多数领导同志的同意和支持。红军遂于1936年2月毅然抢渡黄河，打到山西，经过117天的连续作战，红军击溃了晋绥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消灭敌人1.3万人，俘虏4000多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筹款50万元，组织了30多支游击队，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地方党组织，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火种。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以发展求巩固”取得了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这里，毛泽东又以他独到的认识再一次为党、为红军解了困，开拓了新发展空间。如果我们从当时的情况看，“以巩固求发展”即先站住脚，积蓄力量，待机而动，是一个稳妥、渐进、保守的办法，有它的正确性。但在当时那种生死存亡的急迫情况下，如果一味求稳，顾虑重重，消极等待，就可能中了蒋介石的“困死饿死”红军的险恶用心。只有敢于突破险境，寻求新路，出敌不意，才能找到新的天地。前者看起来稳妥，但那是慢性自杀，最终会走向失败。后者看似冒险，但其中蕴含着希望，潜藏着新机，只要规划得好，实施得好，一定会取得胜利。《孙子兵法》就强调“奇”“正”的辩证关系：“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边，熟能穷之。”显然，毛泽东用的是奇计，走的是险路。但他不是一味弄奇，一味造险，而是通过深入分析形势，对比敌我条件，通过缜密思考作出的决定，看似险实则稳，看似危实则机。这种反向思维方式正是辩证思维的出神入化的实际运用。

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毅然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部队和南方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全国抗战全面展开。但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将坚持什么样的战略、采取什么样的作战原则，就成了一个必须提出并坚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不明晰，我军对日作战将变得盲目、模糊，弄得不好将使我党、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针对这一重大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些同志提出，我军为了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造成抗战的大好形势，应该采取阵地战、运动战，以期大量歼敌，取得战略主动。而国民党也鼓噪我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投入正面战场，采取大兵团作战，与日寇正面交锋。国民党这样的鼓噪，有一个阴险的盘算，那就是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达到借刀杀人、渔翁得利的目的。为此，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我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设想，提交会议讨论。是采取大兵团式的阵地战、运动战，以图迅速取得战果，打个痛快，造成对我军有利的形势，还是采取深入敌后、凭借有利地形、采取游击战，开辟敌后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取得最后胜利，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将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设想向大家作阐述、解释，力争使同志们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从整个抗日战争的性质出发，从我党我军使命任务出发看问题，达到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团结奋斗的目的。最后确定我军对日斗争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也不放过有利时机的运动战，明确了我党我军的作战方针。于是，我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五台山等有利开展游击战的区域打击日本侵略者，迅速壮大我军力量。

历史证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是正确、英明的决策。这一方针，既考虑到了我军的力量弱小的实际，又考虑到了善于游击战的我军的长处，又考虑到我军占据着广大乡村的位置，还考虑到我军今后发展的需要，从而不上国民党的当。如果不坚持这一方针，采取头脑发热式的拼消耗，甚至如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不计成本、没有立场的右倾思想，将使我党我军丧失独立性又不能发挥长处，还可能拼光老本，这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相反的意见，证明了他一贯坚持的从实际出发、深入事物的本质、辩证看问题的正确性。“独立自主”坚持了我党的原则，不上国民党“镕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圈套；“山地”突出了我军的位置，那就是在陕北、山西一带作为出发地，深入敌后开展斗争；“游击战”突出了我军的作战长处，我军虽然整体上弱小，但单兵、小股部队作战方面具有强悍的战斗力，这正可以打游击战。后来的平型关战斗、阳明堡战斗、七亘村战斗都证明游击战的威力。这一方针，更考虑到了我党我军最终使命不但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还要建立新中国。这就需要通过游击战，占领敌后、发动群众，壮大力量，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有利条件。这就是所谓站得高，看得远。

转战陕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正式暴发。一年以后，国民党军对我解放区实行的全面进攻被粉碎，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发动了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率23万人进攻延安，而我留守兵团不足2万人。我与敌之比是1：10，敌我力量悬殊。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党我军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延安是“红色首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驻地，必须誓死保卫，决不后退。一句话，不能放弃延安。若放弃延安就是对人民信心的打击，是对革命前途的不负责任，是对敌人的忍让。为此，解放区人民群情激愤，要党中央、毛主席不要走，解放军指战员纷纷表达保卫延安的决心。从历史来看，从感情来看，从政治影响来看，延安绝不能丢，若放弃延安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主席非常冷静，他分析了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研究了全国形势，认为我党我军还是应该坚持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为目标的作战原则，撤出延安，与敌周旋，保存力量。这才是最好的选择，才是有希望的选择。中央就做大家的工作，放弃延安、转战陕北，与敌人打磨菇战术，争取最后胜利。3月18日，已经能够听到胡宗南部枪声的时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自己生活战斗了12年的延安。临走时，他向送别的西北野战兵团的同志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从此，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陕北的沟沟垴垴与敌周旋，采取磨菇战术，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先后发动沙家店、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大量歼灭敌人。仅仅1年时间，蒋介石对延安的重点进攻被粉碎，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怀抱，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来到河北平山县西北坡，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直到取得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12个县37个村镇，行程2000多里，相当于经过了一次小长征。一年时间里，人民解放军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进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大小战役15次，歼敌10万人。在条件极为险恶的环境里，毛泽东还要处理土改、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问题，还要指挥其他解放区的战斗。毛泽东之所以做出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正确决策，还是基于他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对自己领导下的人民的无比信赖、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转战陕北期间，敌人使用各种手段，侦测党中央位置，始终没有被发现。这完全得力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更令人钦佩的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有时遇到极端情况时，同志们劝他过黄河，到安全的地方去。但他坚决不同意过黄河，一定要留在陕北，与陕北人民在一起，与自己的人民同甘共苦。转战陕北的决策无比英明：它安定了人心，给人民以希望；他拖住了敌人，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它提供了经验，给全国以引导。这一切，都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掌握重要的思想方法——当今的启示

从延安时期毛泽东运用反向思维三次挽救危局的经典案例，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启迪之一，科学的判断来自深刻的洞察。我党历史上每一个重要转折时刻，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面临着严重的考验，生与死、成与败，系于科学的判断、明智的选择。而科学的判断又来自深刻的洞察，这种洞察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分析，基于所处形势的确认，基于最优路线的选择。红军东征的确定就在于红军面临的形势所迫，困守陕北只能坐以待毙，以巩固求发展看似稳妥，实则慢性自杀；陕北地瘠人贫，已经无法养活大量军队，必须走出去创出新路。而以陕北为中心，其西、南、北均走不通，只有东边的山西才是红军发展的最佳路线。只是这样的路线需承担着风险，作出牺牲。“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确定又是对我党我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力量、意愿等方面考虑，只有这样的方针才符合人民最大利益，否则就可能被敌消灭或者遭受失败。深刻的洞察不但要考虑敌之情况，我之处境，还要考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只有先人一步，高人一着，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需要根据辩证法思想，相反相成、相背相依，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抓住问题的实质作出判断。

启迪之二，矛盾的解决取决斗争的艺术。当前进路上出现重要转折时，由于前途不明朗，影响因素又极为复杂，可供选择的路径又是多样的，内部出现不同的看法、做出不同的判断是正常的。这就必然导致矛盾、争论的出现。怎样调和矛盾、统一认识、整合力量就是一门艺术。一方面，要坚持正确的主张，始终一贯地表达自己的认识，从而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同志支持。另一方面，一定要认清矛盾的性质。有些矛盾属于良性的，目的相同只是方法、路径不一，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另一类矛盾属于恶性的，如抗战开始后我党是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坚持运动战、阵地战，这一矛盾不解决会给我党我军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甚至出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右倾主张，其矛盾的性质就不同了。这样的主张就是放弃了原则、动摇了立场，乃大是大非问题。良性矛盾出现以后可以从解思想疙瘩入手，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一般来说是能够达到目的的。但对恶性矛盾，一旦说服失败则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以把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党历史上因左倾路线大行其道，没有得到及时有力的抵制而导致严重后果，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在处理矛盾时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说服、争论、质证，甚至实验验证都可以进行，哪怕耗费较多的时间，采取渐进方式，最终会形成共识、凝聚力量。

启迪之三，决策的执行有赖坚韧的意志。正确的判断形成决策、达成共识后，就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还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付出代价在所难免。红军东征的决策形成之后，尽管有部分同志还是想不通，但因我党早已形成“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有意见但不影响执行”的纪律要求，红军迅速渡过黄河，打到山西，经过117天激烈较量，终于取得了胜利。尽管牺牲了刘志丹等优秀红军指战员，但烈士的鲜血换来了红军的新面貌，没有白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一直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坚持八年抗战，我军终于在敌后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获得了广大的战略空间，不但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还为之后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而“失地存人”的决策，党中央在陕北兜了一年的圈子，经历无数困苦和艰险，终于把国民党军队拖瘦、拖垮，直至失败，我军不但收复了延安，还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党中央和毛主席正是依靠坚韧的意志，战胜困难的信心，不断把决策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变成一个个现实，取得一个个胜利，用胜利证明当初决策的正确性。

当今时代，我们正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从我党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学习方法，增强信心，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学习提高、努力实践、大胆探索，学会用马克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判断是非、化解矛盾、做好工作，关键时候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做一个大无畏的真正共产党人。

（编辑 吕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