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沟口战斗旧址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锋队”旗帜，由湖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奉命开始长征。他们越过平汉铁路一路向西，进入伏牛山区，经过激烈的战斗，于12月10日进入商洛山区，1935年2月11日进驻山阳小河镇袁家沟口，按照中央指示要求在伏牛山区择机创建根据地，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群众基础差等原因，均未能成功。

来到袁家沟后，正如徐海东大将所说：“袁家沟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阮英臣”，遂于2月15日成立了中共山阳西区区委，深入发动群众，持续扩大武装，组建基层政权，先后成立了小河镇袁家沟口、牛耳川等16个乡苏维埃政府和6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同时，在蓝田的葛牌、镇安、五星（今柞水红岩寺，为新筹建之县）先后成立了县、乡苏维埃政府。

为了统一领导，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政府驻地“逢源和”商号。这座清末商人留下的徽派建筑，不仅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也是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司令部办公旧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徐海东副军长亲临作动员讲话，瓦沟村农民张智仁等送来了“工农专政”牌匾。鄂陕边区政府辖山阳、镇安等县13区47个乡404个村苏维埃政权，辖区人口8万多，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革命根据地还建立了陕南抗捐第一军和全部所辖的6路游击师。

边区政府的成立，为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陕提供了坚强后盾，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动和恐慌，他们派出多路重兵围剿。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也是长征中唯一增员的部队，真无愧于“长征先锋”和“百将之师”美誉，当时与陕西地方党组织尚未建立联系，情报来源匮乏，但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身处绝境而临危不乱，决定“哪一股敌人先到，就坚决消灭哪一股”。

6月中旬，他们率主力部队离开荆紫关，绕郧西、过漫川，在运动中调动敌人，29日，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尾随追至商县黑山街附近，红二十五军上下一心，决定彻底消灭这股最为猖狂之敌，经过对沿途勘察，最终选定以袁家沟口为伏击战场。7月2日，战斗打响，在根据地群众和游击师的配合下，经过一天激烈拼杀，全歼国民党陕警备第一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及属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袁家沟口伏击战成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袁家沟口战役扎口袋处示意图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袁家沟口战斗要图

袁家沟口战斗前敌我行动图

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

袁家沟战斗埋伏的红二十五军战士

红二十五军宣传单

在红军小屋、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红军医院，追寻着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程家盛、阮英臣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革命足迹，回顾袁家沟红色革命的发展历程

山阳县袁家沟口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

山阳县袁家沟口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

山阳县袁家沟口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

袁家沟口战斗碑文

纪念碑后为袁家沟口战斗烈士墓

袁家沟口战斗纪念碑

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烈士陵园

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烈士墓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维修前）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所在的袁家沟老街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在红军小屋、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红军医院，追寻着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程家盛、阮英臣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革命足迹，回顾袁家沟红色革命的发展历程

红军小屋、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红军医院现存文物

雕塑

《商洛日报》关于袁家沟战斗的相关报道

《商洛日报》关于袁家沟战斗的相关报道

在袁家沟战斗中负伤养病的“猴子营长”李学先

李学先，1912年生，安徽阜南人。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2月参加农民运动。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兼政委、团长、副旅长、副师长兼参谋长，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鄂豫陕特委委员、中原局副秘书长。解放后，历任粤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粤北区委第2书记、行署主任、粤北军区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袁家沟口战斗中，练过武功，身手灵活而被军领导戏称“猴子营长”的红25军225团营长李学先腿部负伤，被安排在当地群众家养伤。红军主力转移后，为防备敌人反扑搜捕，群众将李学先藏在屋后山洞之中，每日由家里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张秀英为其送饭。天长日久，情谊日笃。但艰苦的战争环境不容他们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李学先伤愈离开时便认了女孩张秀英为干妹妹。谁知这一别就是60年。解放后，李学先也曾试图寻找过当年照顾自己的这位妹妹，可天长日久，到处转战，他已记不清具体的地方与人名了。直到这次拍摄专题片时，山阳县党史部门在前期资料准备和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才找到了75岁的妹妹张秀英。80多岁的李学先(离休前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得知消息，专程前来，兄妹相见，重叙前缘，场面十分感人。这段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一时成为各大媒体浓墨重彩大力颂扬的事件，也成为专题片中最感人的情景之一。山阳县以此题材编创的舞台剧《红军哥哥回来了》也是感人至深，备受好评。     

“猴子营长”李学先

《商洛日报》报道李学先当年看望当年负伤养病精心照料的张秀英

1996年10月25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李学先亲切握手

1998年，李学先在北京刘华清家做客

1999年8月，李学先在红军连建连70周年大会上向连队赠旗

    1999年5月26日，李学先在湖北公安县章田乡希望小学  

当年李学先就在后山山洞这座庙里养伤，张秀英坚持每天为其送饭

      图为1996年80多岁的李学先(离休前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千里迢迢专程从广东来袁家沟看望干妹妹张秀英，与干妹妹张秀英亲切拉家常话重逢

图为李学先与60多年没见面的干妹妹张秀英重逢亲切拉家常

袁家沟口战斗简介

山阳县袁家沟口战斗是发生在国民党军对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苏区第二次"围剿"期间，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此战役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千余支，而我军伤亡仅100余人，宣告了蒋介石对红二十五军第二次"围剿"的彻底失败。

为了扫清建立根据地的障碍，扩大红军影响，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湖北郧西，东入河南卢氏，西转宁陕，北出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摧毁国民党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1935年初，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化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军11个团的重兵"围剿"，推动了地方革命武装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5年4月上旬，在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袁家沟口正式成立。1935年5月蒋介石紧急调动原进攻鄂豫皖苏区的东北军王以哲部3个师，以及驻郑州的唐俊德第95师开入陕南，会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形成了对红二十五军分进合击的态势，对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中共鄂豫陕省委立即在郧西地区召开会议，决定各游击武装就地坚持，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打破敌人的“围剿”。1935年6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主力由郧西向北，北上商县地区后掉头向南。6月16日，红军奔袭敌后方补给站荆紫关，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为避开敌重兵围堵，创造战机，红二十五军决定挥师西进。 6月29日下午，唐嗣桐率领的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追红军到黑山街附近，为诱敌深入，红二十五军稍与其接触后即向小河口撤退。经实地勘察，发现小河口地形较开阔不便设伏，遂向西退到袁家沟口，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沟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这一带也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群众基础很好，军首长当即决定以这里为战场;30日，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追到小河口，红二十五军为诱敌全部进入预设的"布袋"战场，遂向西北红岩寺转移。

1935年7月1日，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追到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连夜返回桃园岭，军部立即命令第二二三团占领袁家沟北面高地;第二二五团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高地，另一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三、第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两处高地控制沟口、沟脑，断敌退路，并且担任战场警戒。部队全部于第二天凌晨进入阵地。7月2日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通过庙梁子进入伏击圈。

袁家沟口的“布口袋”战役

袁家沟口战役是红25军在山阳袁家沟口一次成功的伏击战。l935年6月下旬，为打破敌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25军主动出击，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伏，准备消灭跟踪而来的敌陕军警备第1旅。中共鄂豫陕省委组织鄂陕第3、第4路游击师等地方武装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当地群众修筑工事，配合部队作战。

6月29日下午，陕军唐嗣桐警备第1旅返到黑山街附近。为诱敌深入，红25军稍梢与之接触后，立即向小河口撤退。经实地勘察，红25军发现小河口地形较开阔、不便设伏，遂向西退到袁家沟口。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沟的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这一带也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群众基础很好。军首长当即决定以此为战场。30日，警备第1旅追到小河口，红25军为诱敌全部进入预设的“布袋”战场，遂向西北红岩寺转移。

7月1日，敌警备第1旅追到袁家沟口。红25军连夜返回桃园岭。军部立即命令：第223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高地；第225团的2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高地，另1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3、第4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两处高地控制沟口、沟脑，断敌退路，并且担任战场警戒。部队全部于第二天凌晨进入阵地。袁家沟是一条长几十里的山沟，沟两旁高山入云，杂草丛生，乔木、灌木茂密成林。沟心有一条小路，延着一条小溪蜿蜒而行。整个山沟像一条长长的口袋，摆在万山丛中。庙梁子是进入这个口袋的必经之路，100多余米高，地势险要，一条弯曲小路，只能单人匹马而行。

7月2日上午10点左右，敌警备第1旅，通过庙梁子进入伏击圈。7月的天气娇阳似火，空旷的河谷回响着聒噪的蝉鸣，四山则一片沉寂。敌警备第1旅在红25军实施运动战术后，被拖得疲惫不堪，他们倒扛着枪没精打采地跟着队伍向前走，不时停下来挤到树荫下乘凉，有的还解开纽扣不停的扇着衣服下摆，兜来一丝丝微风，有的则脱下上衣顶在头上档太阳，有的干脆赤裸着全身下河洗澡。早早进入阵地，埋伏在山沟两岸密林中的红25军将士和游击师勇士们让毒辣的日头晒得嗓子冒烟，一大早吃了点随身带来的干粮，这会肚子也叫唤起来了，但是，他们看着山脚下蠕动着的那队有气无力的队伍，个个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们潜伏在树木、草丛和山石的后面，杏目圆睁、严阵以待。11时许，敌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伏击圈，隐蔽在庙梁子的第三、第四路游击师按预先计划，悄悄移动，截断了敌军退路，扎紧了“布袋口”。这时，设在袁家沟口西北凤凰山的红25军指挥部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划破了寂静的山沟。各种武器突然朝敌人猛烈射击，数不清的红军战士带着杀声震天的怒吼冲出树林，直奔河沟。陕警1旅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吼声惊呆了、吓懵了！有的滚鞍下马，四处逃窜；有的拼命向山上爬，企图夺路逃跑。红25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们士气高昂、英勇冲杀，迅速把敌人分割包围在河沟之中，与其展开了白刃战。原中央委员、时任225团1营政委的刘震将军在回忆文章中记述：“11时，军部指挥所里响起了冲锋号，沟两旁的大山上，追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如同台风卷着海浪，一齐吼叫起来。大小山岭都响起了急促的军号，数不清的红旗，带着无数支喊着杀声的人流，冲出树林，直向山沟奔去。我和1连的战士冲到河沟的时候，迎头遇上了一伙一律使用驳壳枪的家伙。战士们劈头盖顶就是一阵手榴弹，把敌人压回到河里。忽然，我看到河沟里有1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手持20响自动驳壳枪，身上背着几条子弹带，正在下河拼命地往对面山上跑，我便向他追去。这家伙发现我在追他，躲到河里一个大石头后面向我射击。我把匣枪里的3发子弹打光了，也没有打倒他。正在这时候，他枪里的子弹也打光了，我趁他向枪里压子弹的一刹那，一个箭步上去，一下子把他拿枪的那只手抓住，2个人便扭打在一起。当我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摔倒后，他向我开了一枪，子弹穿透了我的右臂。正在我感到全身无力、难以支撑的时候，我营掌旗兵从后面飞跑过来，他举起旗杆下的铁旗脚对准敌人的脑门，猛戳下去，敌人嚎叫了一声……”

河沟里枪声、刺刀碰撞声、喊杀声和敌人嚎叫声混成一片，在红25军将士猛烈的冲杀下，国民党陕警1旅士气全尽，士兵们纷纷把枪举过头顶，缴械投降。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红25军获得了全胜，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

战斗结束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更加热爱红军。广大群众自觉组织起来救护和转运伤员。在几处红军后方医院的所在地，有不少被红军战士称为“干妈”的老大娘，她们主动地把红军伤员接到自己家里，精心照看、治疗。许多山村的群众敲锣打鼓地把猪羊送到军政治部，热情慰劳红军。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也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红军打了大胜仗。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25军第二次反“围剿”中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拖垮、打击、消灭敌人的著名战斗，也是红25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继奇袭荆紫关战斗之后获得的第2个大胜利。战后，为了继续掌握主动，在商县杨家斜街，鄂豫陕省委决定率红25军再次转到外线行动，西出终南、威逼西安。

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苏维埃政府旧址、革命烈士陵园，以及矗立在村口的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鄂陕边区苏维埃

1935年2月上旬，袁家沟大刀会首领阮英臣闻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文公岭消灭了陕西柳彦彪一二六旅，又打开镇安县城解救了“抗捐犯”，打土豪分粮食等喜讯，立即派人联系迎接红军。2月21日，红二十五军应约来到小河口，红二十五军派红军干部到小河口、袁家沟口一带开展地方工作，不久将阮英臣领导的六百多人的“大刀会”改编为鄂豫陕第四路游击师，任命阮英臣为师长兼战斗营营长，夏云飞为政治部主任。

1935年4月上旬在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在袁家沟口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机关驻地设在袁家沟街道“丰源”商号里。为庆祝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瓦沟村的农民送来了一块写着“工农专政”的匾额，悬挂在会议室正中。亲历过那段历史的曾宪恩老人说：“我当时14岁，经常到苏维埃政府里面去看稀奇。政府里面的人进进出出忙碌得很，不过，他们对人很和气。苏维埃政府的房屋里堆放着银元、粮食、还有麻布，东西多的很！”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是鄂陕地区最高苏维埃政府，以袁家沟口为中心辐射山阳、郧西、镇安、柞水、旬阳等县。鄂陕地区政府成立后，又领导周边群众建立各级红色政权，仅在山阳境内成立的乡苏维埃政府就有12个。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实行贸易自由的商业政策，街上的药铺、染房和几户小商店均正常营业，周围的小商贩和很多群众都带着土特产品前来赶集，呈现出一派兴隆景象。

1935年7月袁家沟之战后，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陕南北上。国民党纠集地方反动民团对袁家沟大举进行围剿，实行惨无人道的反扑和报复。敌人疯狂地叫嚣要揭红军的老窝子，在敌人的屠刀下，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先后被叛徒出卖，遭敌杀害于小河口河滩。程家盛之妻倪世莲，受丈夫之托，身藏苏维埃政府大印，携儿带女，四处转移，直到1952年才将珍藏了16年的大印奉献给省文物部门。

血浓于水军民情

红二十五军在商洛坚持革命斗争的7个月里，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组织农民群众，积极承担起了部队的各项勤务工作。当时敌军围追堵截，战斗频繁，伤员比较多，这些伤病员均被秘密分散在当地群众家里养伤。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腹地袁家沟，许多群众家里都成了红二十五军后方医院的“病房”，那些大娘、大嫂成了医院的“护理员”，有一位被红军战士亲切称为“红军干妈”的从大娘一人就护理了4个伤员。为使红军伤员早日痊愈，这些群众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都留给伤病员，自己挖野菜充饥；有的为了保护伤病员安全，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伤病员一天转移一个地方隐藏。当年曾受从老大娘养护过的红军干部吴华昌(吴振廷)后来深有感慨地说：“我的干妈比我的亲妈还要亲！”

外号“猴子营长”的老红军李学先当年养伤时结拜的干妹子张秀英，如今已是82岁的老人，她讲述起71年前“红军哥哥”在她家养伤的经过，仿佛发生在昨天，“李学先的伤很重，我们把他藏到山洞里养伤。白天送饭，晚上背回来。我大哥上山采草药给他贴。当时困难的很，没有吃的，我妈把粮食都留给我哥(指李学先)吃。”

“伤慢慢好些了，能下地了，他还帮我们干活。走的时候说要回来看我妈。”

说话间，张秀英老人手臂上的米黄玉镯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说，那是红军哥哥十年前回来送给她的，这些年一直戴着，特别是红军哥哥去世后，这只镯子就成了那段真情的见证。

张秀英老人的儿子57岁的熊自明说：十年前，“舅舅”(指李学先)回来看母亲时，专门从广州带来一大皮箱的衣服和很多好吃的，临走前还拿出2000元钱给母亲。第二年秋天，“舅舅”还特意让他去广州玩了二十多天。“‘舅舅’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从他那年找到我妈起，每年都给我们寄些钱来。”

“‘舅舅’去世已经6年了，但是至今还在以他的名义给我母亲寄零花钱，”熊自明说。

“他去世以后还有人寄钱过来吗？”“是的，我们今年还收到800元的汇款。”

 从熊自明递过来的地址上我看到上面写着“《安徽省霍邱县教育局教育奖励基金会》李学先”的字样。这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再次真切地映衬出当年根据地军民之间血浓于水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