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总校的校长，名义上始终是林彪。但是在抗日战争发生后，林彪长期不管抗大的工作了。我到抗大后，只在1938年5月下旬，在抗大总结三期工作和迎接四期工作任务的干部会议上，听林彪在罗瑞卿的报告的基础上，做过一次冗长的发言。抗大的工作，从1937年下半年起，实际上是先后由三位副校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主持。

我进抗大时，除罗瑞卿是副校长外，教育长是许光达（这以前是刘亚楼），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1942年底张际春调八路军总部任政治部副主任，由袁子卿继任），训练部部长是陈伯钧（1939年初陈调任设在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校长，训练部部长由王智涛继任），政治教育科科长是杨兰史（1939年死于肺病，由张如心继任）。一大队（驻瓦窑堡）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二大队大队长是冯达飞，三大队大队长是方正平，四大队大队长刘忠，五大队（驻庆阳）大队长何长工，六大队（驻洛川）大队长韦国清。

这里我只谈谈关于三个副校长的一些印象。

三个副校长，以滕代远给我的印象最深，我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2年6月）。

1940年的一期《共产党人》上，发表过洛甫写的文章，叫做《大刀阔斧和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其中说，两种作风各有优缺点，而前者适宜于工作大发展时期，后者则适宜于巩固时期。我后来觉得：罗瑞卿的工作作风是大刀阔斧型，滕代远的则是精雕细刻型。对罗瑞卿的作风，我很欣赏。他脑子快，下决心快，说话干脆、直爽、富于鼓动性，处理问题不拘泥于细节，这些都是我自己具有的特点，所以觉得很适合于我自己的口味。滕代远则比较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十分周密细致，决心下的慢，但下了决心就很坚定，处理问题很慎重，讲话很朴素，总留有余地。我后来在某种情况下（主要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周密细致的考虑问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但是学得很不够。  

自从1937年7月总校挺进敌后的时候开始，不知为甚，俺同政治部之间，经常发生一些矛盾。开始是俺对某些政治工作干部的作风有意见，后来则经常为了政工干部侵占政治理论教育的时间问题，发生争执。所谓“不知为甚”，其实在我自己方面，是明白的，由于骄傲，由于幼稚（8801：介可说到点子上了——你以为自己是啥宁？真把自己当棵葱了！！老徐在别处就回忆过某老干部在会上大骂知识分子的事。），我对政工干部的缺点指摘过多，言语也往往太偏激。在发生这种矛盾时，罗瑞卿往往基本上肯定我的具体意见，批评政工人员，态度很明确。滕代远则不然，他不对当时的一些具体枝节问题肯定是非，而只是讲明总的情况，阐述基本原则，让双方去思考，进一步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常常强调一切具体办法要经过试验，逐渐改进。他的这种态度，对我当时的骄和躁，是起到了镇定作用的。

1942年张际春主张把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划归政治部领导，所以要把政治教育科划到政治部去校部只管军事教育。俺们不同意。在这以前，1941年下半年，他因政治部的干部写作能力差，曾想把我调到政治部去担任宣传科长，俺不愿去，滕代远也不同意，因此张际春对我不满意。在1941年关于政治理论教育是否归政治部领导的争论中，张际春竟在大会上说我和任白戈联络政治教员闹宗派，反对政治部，并抛出“任徐派”这个帽子。当时我的情绪很激动，在大会上加以反驳。滕代远在总结发言中，关于这个问题，说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他经过考虑，也木有成熟的意见，大家是可以讨论的，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供北方局研究。关于“任徐派”的问题，他一字不提，也木有对争论的双方提出批评意见，只是号召团结。

现在想来，尽管有这种情况，但是抗大的民主集中制是贯彻的比较好的。在会上可以展开激烈的争论，但会后不存很深的成见，工作上还是能够团结进行的。我想，大敌当前，非团结不能战斗，也是一个原因。

1941年，曾经审查过一次干部，我的问题是滕代远负责的。在我写的材料中，曾写着1927年“4.12”政变前，我在浙江上虞县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担任党报《南针》报的编辑。滕代远找我谈话时，曾问：《南针报》是哪个党的党报？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说，是国民党的党报。他说，那么你应当具体写明白，否则可能被误会是共产党的报纸。他的这种细致的作风，给我很大的教育，但是后来我在实践上，还常常是粗枝大叶。1942年敌人5月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左权牺牲了（8801——原文如此。左权是副参谋长），滕代远调去继任，何长工继任抗大副校长。滕代远在离抗大前，在同我和任白戈谈话时，曾劝我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他还针对某些干部争名誉地位的倾向，谈到他自己，说：“我现在去做彭（德怀）副司令的参谋长了。假如计较名誉地位，我就会闹情绪。在红军时期，彭担任三军团的司令员时，我是三军团的政委呢。一个共产党员，闹名誉地位是很庸俗的，木有党性的。”这话使我很感动。

1941年下半年，我担任教研室主任时，主要任务是要编一套政治文化的教材，滕代远只配备给我四、五个干部。我曾经拟定了一个研究室工作进行方法的意见和编写教材的计划，请滕代远批准，并建议油印几份，以便同八路军总部、129师以及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研究室交换（在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后，各部门都成立了研究室），并要求增加干部和经费。滕代远答复道：“研究室是一个新的工作部门，现在只是试办，还木有经验，不宜大搞，干部和经费也不能增加。计划书也不必油印，只要自己存一份就是了。”对计划却木有提出修改意见。我们搞了三个多月，编了几份教材，并组织一个参观团到地方上参观调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于是开了一个总结工作的会，请滕代远来参加。他听了我的总结报告后，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过了几天，他就不经我再次要求，主动增加了干部和经费。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后来我每次担任一个部门的领导的时候，总是不向上级强调要干部要钱，主要是就所予的有限条件，团结干部，把工作干出成绩来再说。其实滕代远的作风，是符合革命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绝不是保守、吝啬，革命事业总是白手起家的，哪有一开始就铺张门面的可能。一切要经过试验，等实践证明，值得多给条件时再给，也是十分正确的办法。

滕代远以后由何长工担任副校长。何长工是一个对干部表现得很热情的人，干部有任何问题找何解决，他总是满口答应，毫不犹豫（8801：咋听也不像在夸老何！）。尽管问题解决了不少，但由于条件所限，有时却办不到，不免引起了一些意见。

1943年初，总校迁回陕甘宁，经过八路军总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时，彭德怀要把我留在太行山。在这以前刘伯承同我谈话，也表示过这个意思。但何长工不愿放走我。一个晚上，他和我去见彭德怀时，汇报了抗大的情况，彭讲了许多话，还拿出一本《左派幼稚病》来，说他最近重读了列宁的这本著作，很有启发，特别把“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做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这句话指给我们看，叫我们好好学习。他拿出一听咖啡请我们喝，说这是左权留下的，还吟了一句诗：“见君遗物使人哀！”最后，他作了决定，把我留在太行山。何长工同我回到宿营地后，同睡在一个炕上，他临别赠言，劝我改掉骄傲和说话偏激的毛病。我也送他两句老子的话：“轻诺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难。”双方互相指出的毛病都是实在的。但后来几十年的情况证明，我的毛病并木有改掉。（作者 徐懋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