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最好的时期之一。我们党之所以完全彻底地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忠实代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领导方法。正因如此，党才会有非常坚实的群众基础，即使同敌人在力量对比上处于明显劣势，依然能从人民群众当中汲取无穷的力量，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延安时期，我们党对这一原理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在各项工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在对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的认识上，党提出全民抗战路线。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群众、全民抗战，广泛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既是对中国全面抗战10个月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更成为指导中国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南。
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任务，并在整风运动中提出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也成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根据。
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原则，最大程度上团结了一切抗日群众，从而筑起了一道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经济发展上，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困难时期。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讲道：“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一致地与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中央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时期，我们党把群众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积极调研，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诚倾听意见，不断把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方针政策。
当时陕甘宁边区某些工作人员出现了轻视群众物质利益，甚至对群众“竭泽而渔”的做法和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随即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毛泽东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来说，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歌颂党和党的领袖，唱出了《东方红》《绣金匾》等歌曲，送来了“人民救星”的牌匾。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并涌现出一大批像张思德那样的楷模。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也正是循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我们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讲话中提到的那样：“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强调，这一方法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无限循环的，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实际工作的完成，如征收公粮、劳动竞赛、互助合作、选举投票、乡村自治、夫妻识字等，都遵循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一些工作方法，由群众首创，取得成效和经验后，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上升为一种政策，然后推广实行，逐步完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三次选举中，所有符合选举条件的人基本上参加了选举，包括老人和妇女。由于许多人是不识字的农民，便用“投豆法”“烧香燃洞法”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投票，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真实表达。
党的干部，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普通干部，都十分注重深入群众，对弱势群体的声音尤其关注。朱德曾说，在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对当时干部的真实写照。在延安街巷，时常可以看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农民并肩而行，无拘无束地聊天谈心。周恩来则到三五九旅家属驻地，召开孩子妈妈座谈会。朱德在“抗大”经常召集青年人席地而坐，与大家探讨问题，关心他们的生活。革命者之间，毫无例外，都是情同手足、平等待人、互帮互助、教学相长的同志关系，没有上下级的隔膜或能上不能下的风气。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共产党干部公正、民主、廉洁、亲民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由衷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坚持从严治党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从严治党，把反腐与党纪教育结合起来，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与依法治理结合起来。从严治党，也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保障。
1935年9月，刚刚落脚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把中央苏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广为传唱。讲纪律，成为我们党确保政治方向正确的关键因素。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延安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党的组织纪律教育，坚定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人民负责，向人民报告工作，发动群众在选举中检查政府工作，重点是批评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脱离群众、包办代替、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现象，使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并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数量偏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在深入调查后，得知原因是公粮收缴负担过重，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进行了深刻反省，及时调整征粮数量，将20万担公粮减为16万担，并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
为保证纪律的坚决执行，一系列法律条规被制定出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对于党政公务人员中存在的贪污腐化、假公济私、蜕化变质、欺压百姓等行为，要严厉惩处，量刑治罪，党员有犯法者更要从重治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依法严惩了黄克功、肖玉璧等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分子。仅1937年至1938年，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门就严格审判了180起贪污腐败案件。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各级政府也建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府。
延安时期，党与群众鱼水相依、水乳交融，成为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宝！正因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党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短短的13年，党的力量由小到大，中国革命的力量也由弱到强。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与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践中体现亲民、爱民、为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直接关系的。
美国记者斯诺曾写道：“我在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不把自己当做特权阶层，一心为民，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民公仆”一词的真正内涵。之所以出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气象，正是优秀的共产党人读懂了“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党、一个组织，其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政治优势。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毛泽东经常深入群众之中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图为1939年，毛泽东在杨家岭同农民交谈
毛泽东住小河村时的房东贾树堂
刘志丹妻子同桂荣和女儿，1935年冬，同桂荣做了双棉鞋送给毛泽东
左图：《陕北各县妇女将赶做五千双鞋慰劳红军》
以各种方式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
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
开展整风运动，维护群众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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