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央医院部分珍贵老照片及其延安中医院往事

毛泽东与延安中央医院的医生们合影

延安中央医院第一任院长傅连璋

1938年，金茂岳和儿子金德崇刚到延安

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大夫在为妇女做检查

      康克清与延安中央医院女医生、护士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前排右二康克清、右四延安保育院院长丑子冈、后排右二助产师黎平、右三医生何奇、右四护士长郁彬（江青摄）

延安中央医院部分妇产科的医护人员合影。左一黎平、左二邹贞坚、中夏文、金德崇

中共领袖与延安中央医纪实

      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片段，在60年后，依旧令人啧啧称奇，令人唏嘘感叹---

从傅连暲说起

      要说延安的中央医院，还得从其创始人傅连暲说起。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到达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不久红军整编后，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1938年秋，延安遭到日机轰炸，为了安全，边区医院迁往安塞。
      为加强中央机关和学校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央又调院长傅连暲组建中央总卫生处，并任处长。延安当时医务人员非常缺乏，总卫生处初建时，傅连暲手下也仅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司药。既要巡诊，又要门诊，还有三间病房，收容急症病人。面对中央机关上万干部和学员，这样的局面怎么能适应呢？
      傅连暲便想方设法去挖掘医护人才。有一次，他去干部训练班巡诊，一个学员告诉他：“前几天发高烧，吃过药，现在病已减轻。”傅连暲听后感到惊奇：训练班并无校医，谁给这位学员吃的药？那学员指着同学郁彬说：“是她！”傅连暲听了很是兴奋，立即找郁彬谈话，发现她曾肄业于上海仁济高级护士学校，有很好的医学护理基础知识。于是马上通过组织部把她调到了边区医院。
      1939年4月，中央指示由他负责，会同外科大夫何穆一起筹建中央医院。

3000元钱起家

      何穆毕业于法国都鲁士大学，是一位肺科专家，也是进入边区的为数不多的医学博士之一。他原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边区医院搬迁后，中央留他住在组织部，一边给中央首长看病，一边在卫生处门诊部上班。
       何穆接受了筹建医院的重任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对他说：“建医院困难不少。我们这里准备了3000元钱，需要的物资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至于医院的选址，我请了两位打窑洞有经验的工人，帮你一起去选。”
       后来，何穆领着两位工人，找到了位于中央政治局、陕北公学与中央保育院之间的李家坬村旁一个山沟口的向阳山坡，决定就在这里打窑洞，建造医院。选址汇报了李富春同志，经他批准同意，开始正式施工。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医院的40多孔窑洞就建好了。
       限于当时延安的条件，医院的医疗器材和病房设备，除了一小部分有能力购买到，其他都需要自己动手来解决。
       例如消毒锅，当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就用了美孚油桶，自己动手来加工制作。何穆亲自画了图样，帮着铁匠来剪裁、卷边、焊锡，慢慢地，铁匠才能独立制作。制作患者使用的大便盆，也费了一番工夫。何穆先仿照大城市医院使用的布鞋式便盆，画了图，找工人加工，后来考虑到延安的白铁很薄，恐怕负担不了病人的重量，于是何穆又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在便盆前端的白铁里垫上木头的办法。后来，这些自力更生制作的器具在医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给医院命名

      9月下旬，何穆去重庆大后方招募了一批愿意到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医务人员，并采购医疗器材。
      同时，傅连暲也抓紧为医院网罗人才。他首先派郁彬到院担任护士长，并协助何穆工作。又向中央组织部建议：从八路军军医院调来医务主任魏一斋，医生邵达、刘允中；从边区医院调来妇产科主任金茂岳。还从延安各机关、学校物色了一些曾经学过医、护、药、检的人员，抽调到医院来工作。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陈云、李富春、王首道等，对医院的筹建都给予大力支持、协助，陆续组织抽调了一批具有初、高中学历的女青年到医院担任护士。
      据说，新建的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主席听到这个院名，不太同意，他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
      1939年11月7日，建在李家坬山坡上的延安中央医院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延安的党中央机关和边区军民有了一所自己的医院。

周恩来亲自带着菌种来

      1940年春，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到延安后，曾来中央医院视察。他听说医院的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奇缺，就表示回到重庆一定想办法。他回重庆后，马上通过宋庆龄、史沫特莱等友好人士，募集到一批药品器材运回延安。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还从大后方输送了一些医务人员到延安的中央医院工作。这其中就有小儿科医生王慈吾，助产师邹贞坚、化验员姚冷子、护士李新、杨先彬、王毅一等。
      当时中央医院通过一些老关系，在重庆搞到了一些延安奇缺的伤寒和副伤寒甲、乙菌种。不久，当时接替傅连暲任医院院长的何穆听说周恩来副主席将回延安，就写信请他设法把那些菌种带过来。周恩来亲自担当起带菌种的任务，他考虑得非常周细，为了保障这些活菌种的安全，他将三管菌种都放在自己中山装上衣的口袋里，一路小心翼翼。到延安后，他立即亲自打电话告诉院长，菌种已经安全抵达。
      周恩来在重庆，还吩咐有关人员注意购买一些医学方面的杂志。他每次回延安的时候，就把这些购买到的医学杂志带回延安。据李坚回忆：“每当魏一斋收到周副主席送给他的齐鲁大学校刊等与医学学术相关的读物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高兴。”

白求恩的马鞍手术箱

      1938年春，延安来了一位洋大夫，他就是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到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白求恩来到延安没几天，时任八路军卫生顾问的马海德医生和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便带他来边区医院参观，他对延安边区医院的设施条件如此简陋，医药如此缺乏感到大为震惊。
      医院还特别约请白求恩大夫做一例扁桃体摘除手术。白求恩如约而来，为萧劲光的女儿做了扁桃腺手术，金茂岳担任了他的手术助手。
      当时延安没有耳鼻喉的手术器械，仅有一个开口器，白求恩就用这个开口器把病人的嘴撑开，拿纱布把舌头一拉，用小刀在扁桃体两边快速一划，用手指就把扁桃腺体取了出来，仅几分钟工夫，手术就完成了。待孩子术后醒过来，从床上站起来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金茂岳看了手术，对白求恩精湛的医术更加佩服。白求恩还对金大夫说:“一个大夫，只要为病人着想，就会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
      白求恩是世界六大胸外科名医之一，他不仅到医院查房、做手术，还用自带的手提X光机为延安的干部们检查身体。
      白求恩还介绍了他在西班牙战地医疗队时使用的一个高招。因战地医疗队需要经常流动转移，没有汽车，各种医疗器材都靠马驮，白求恩就制作了一个马鞍手术箱，把手术室需用的各种器械设备都分别在箱子里装好，马一驮就上路了，取用也很方便。
      这个马鞍流动手术箱给边区医院的医生很大启发，他们也模仿做了一个，各种医疗器械分门别类地放置，比如消毒用具、刀子剪子各放一处，医疗参考工具书籍等放在一处，很有规律，井井有条，避免了从前转移搬家时手术器械很乱、整理费时的状况。打仗时，担架来了，把手术箱子一打开，器械摆好，很快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白求恩在延安和毛泽东会面谈话，并提出要亲自组织一支医疗队去前线。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白求恩因此在延安只停留了短短三个星期，就去了晋察冀抗日前线。临走前夕，他听说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患有严重的痔疮，便亲自主刀，为傅院长动了手术，留下了一个特殊纪念。

陈云介绍金大夫入党

      延安中央医院和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虽距离有10多里路，但中央领导同志和医院的医生们却很熟。
      1940年前后，南京政府红十字会要调遣原红十字会下属第23医疗队的大夫金茂岳和他带领的医疗队返回西安。是留在延安，还是返回西安?经过了反复思想斗争，金茂岳还是决定和一家人留在延安。他觉得，在延安，他这个医生倍受尊重，他大有用武之地。
      没过多久，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就专门邀请他和中央医院外科主任魏一斋一道吃饭。
      饭后，毛朱又应两位医生的请求，题词相赠。毛主席给魏一斋的题词是：“为革命服务”，给金茂岳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朱总司令给魏一斋的题词是：“救人救国救世”，给金茂岳的题词是:“不但医人，还要医国”。
      延安中央医院里，陆续集中了一批来自国内各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使得医生奇缺的延安医疗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那个时候，一些“大后方”的民主人士和抗战前方的将领们，经常会捎些衣物和名贵食品馈赠毛泽东。毛泽东舍不得吃用，就把食品如羊奶等转送给中央医院的婴儿和重病号，其余礼品也让中央管理局保管起来，逢年过节，再分赠给中央医院等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魏一斋大夫就得 到过毛泽东赠送的羊皮大衣和毛毯，侯健存大夫也得到过毛泽东赠送的狐皮大衣和皮鞋。
      有一次，宋庆龄托人带来几块手表。毛泽东知道医生们很需要掌握时间，便把这几块表全部送给了医院，医院的各科主任每人都得到了一块赠表。
      1942年3月28日，金茂岳大夫突然接到陈云打来的电话，请他去一趟。金大夫以为是要看病，拎上药箱就匆忙赶去。一到组织部，他就给陈云检查身体，检查完了，他对陈云说：“没有发现你有什么毛病啊。”
      陈云笑了，说道：“今天不是请你来看病的，是要和你谈一个事情。”他谈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了解了金茂岳的家庭情况，到延安来的经过，以及在延安的工作……谈完后，他又把中央医院的石昌杰副院长和医院的党总支书记苏爱吾请来，一起到组织部干部处张凯房间里。房间里挂着鲜红的党旗，在陈云的主持下，金茂岳在党旗下举行了入党宣誓。
      陈云说：“茂岳同志，你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但暂不公开，是秘密党员，你们是一个党小组，石昌杰是小组长，一起过组织生活。”

在炭火映照下做手术

      中央医院的环境和设施十分简陋。

      有个别刚到延安不久的医生，还曾因医院的医疗器械奇缺，感到无法开展工作，找院长傅连暲大吵大闹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锻炼，都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治病救人的高尚使命。
      当时全医院仅有一台小型X光机，还因缺少发电设备，平日只好搁置在那里，要等到确需透视的病人凑到了一定数量，医院才能去向有关单位借来一台小型发电机，带动X光机进行拍片检查，拍完片，再将发电机归还。
      药品也极度匮乏。仅有少量国外救济药品，还有冒生命危险从敌战区搞来的小批西药；医院也没有血库，抢救危重伤病员时全靠医生和护士们轮番献血。为了解决药品的不足，医护人员还上山采集中草药，回来自己配制各种药品、注射液、粉剂、水剂等等。
      医院的每个科只有三四支体温计，每天查体温时，四五十个病人轮流测试一遍，得花费不少时间。医院的化验室也只能做一般常规检查和肝功能化验。细菌培养，是用自制的孵卵箱，用煤油玻璃罩灯来调节温度的。
     医院的手术室建在窑洞里，虽说是冬暖夏凉，但要在冬季里给病人裸身做手术，自然室温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冬季，医院的手术室采取地坑烧煤采暖，解决了提高手术室温的问题。
      通常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要生起火，烧上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室内才能达到为病人手术所需要的温度。如遇急症病人，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时，值班员就迅速点燃五六盆木炭，待烧红无烟后，端入手术室内，医生就在燃红的炭火映照下为病人进行手术。
      当时许多卫生用品和医疗器械都无法做到一次性使用。每次手术后，护士都要立刻把手术器械上的血迹洗净，消毒后擦干涂油，好好保存起来，留待下次再用。手术医生戴过的橡皮手套也舍不得丢，冲洗消毒干净，破了补好，再次使用。即使是多次修补过的旧手套，仍不忍扔掉，下放给手术助手接着戴。连助手都无法戴了，再下放给妇产科作内诊检查，或产房接生用。
      有段时间，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各种封锁甚严，中央医院连手术缝合用的丝线也很难买到。医院只好买来棉线经脱脂消毒后代用。手术活动刀片没有了，就用固定的刀子替代；手术剪刀坏了，自己修理好再用；手术缝合针断了针尖，磨尖了再继续用；没有正规的橡皮热水袋、洗阴器、灌肠器等，就土法上马，找工匠用白铁皮制作代用。手术室的洗手桶也是用几条绳子和几段铁丝自己设计制作的，用脚踩桶下面的板，水即流出，脚松开时，水即停止。

接生的孩子至少有3000个

       金茂岳在延安中央医院当妇产科主任期间，有一个出生记录的本子，上面记录着他们负责接生的孩子的出生日期、时间，身高、重量、父母姓名、单位等等情况，数年下来，这个出生记录本子积攒了好几本。
       据后来统计，中央医院妇产科在延安前后8年中接生的孩子有3000多个，其中就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儿子陈元，萧劲光的女儿萧凯等。
       1940年7月，江青来到中央医院妇产科住院待产，因为她是生第一胎，又是从大城市来的演员，所以显得有点紧张，有点娇气。金大夫按常规给她做了细致的产前检查，并教给她一些生孩子的常识。虽然她生产的日期比预产期要迟了一些，但产前检查各方面均属正常，8月3日，江青在医院顺利生下了李讷，助产师黎平和妇产科主任金大夫亲手把李讷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江青住院期间，毛泽东曾几次前来探望。一天，毛泽东又来医院，他先对金茂岳主任的关照表示了感谢，接着又和产房的医生护士拉起了家常。
       那天在场的助产师黎平记得，毛泽东穿着一身粗布衣服，膝盖上还打着两块补丁，很平易近人。他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聊着，问过了江青住院的情况后，还一再叮咛说：“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对她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石昌杰副院长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快前来汇报工作。他反映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发动起来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了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说：“医院病人需要安静休养，发电机的噪音太大，是有影响。应该让他们搬得远一些。但现在江青正在这里住院，若马上让他们搬走发电机，恐怕会产生误会，影响不好。还是等江青出院以后再说吧！”
      后来在江青出院不久，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了。

在毛泽东家里喝满月酒

      一个多月后，正逢中秋传统佳节来临，也是毛泽东小女儿李讷满月的喜日。为了答谢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毛泽东邀请大家到家中做客。
      9月16日这天，中央医院的傅连暲院长、石昌杰副院长，以及金茂岳、魏一斋、侯健存、毕道文等医院各科主任，还有医生、护士、助产师等17人一起来到了杨家岭。来人把毛泽东住的窑洞挤得满满的，江青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忙里忙外地招呼大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也被毛泽东请来作陪。
      这些医生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好几位是医学博士，有些还是毕业于国外医学名校。内科主任毕道文大夫，生于印尼，祖籍广东，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是德国共产党员。1936年，他作为国际纵队队员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曾与白求恩大夫并肩作战。马德里陷落后，他将妻儿送往苏联，只身前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经宋庆龄介绍，他来到了延安，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尽管不会说中文，他还是在魏一斋主任的翻译下，畅谈了在德国求学、在西班牙内战中搞战地救护的经历和见闻。
       因为那天到场的人太多，一个窑洞挤不下，宴会只好分别在两个窑洞里举行。毛泽东陪男同志们在一桌吃，康克清和江青陪女同志们，在另一间窑洞里吃。
       席间，大家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气氛非常融洽。毕道文是第一次和毛泽东在一块儿吃饭，心情特别兴奋，多喝了几杯酒后，竟然醉倒在了窑洞里。
       吃完饭后，江青借来了一架照相机，给大家拍照。毛泽东与男医生们在窑洞外面合照了一张，康克清和护士们在窑洞里合照了一张，因为江青是摄影者，所以照片里没有她。这两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博物馆里。
      最近，金大夫的儿女为整理父亲和延安中央医院的材料，见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讷还很有感情地说：“是你父亲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小学课本里的探视故事

      中央医院的主要医生都担负着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保健任务。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曾先后来到医院做过治疗，例如张闻天、张浩、吴玉章、林伯渠、习仲勋、李维汉、陆定一、邓发、徐特立、关向应、王观澜、杨松、黄敬、潘汉年、范续亭、陈少敏等，王明也曾因病在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
      在这些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同志住院治疗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来看望他们，还留下了许多关心这些人的治疗工作、鼓励他们安心休养、最终战胜病魔的佳话。这些故事还被编进解放后的小学课本里。
     党内五老之一吴玉章，在延安时期曾经患过败血症，发高烧，这在那个时期是非常危险的病症。傅连暲曾亲自为吴老诊治。1940年底，何穆大夫从重庆回到延安，傅连暲立即找他，并把中央医院各科主要医生魏一斋、金茂岳、毕道文、刘允中等又召集在一起，为吴玉章会诊。经多次诊视，对症下药，吴老的病迅速痊愈。
      吴玉章的整个治疗过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都十分关心，多次过问治疗情况，还曾两度设宴招待参与治疗的中央医院的大夫们。第一次是由王明主持的，第二次则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1941年夏天，张浩、王明等同时住院。毛泽东在一天的中午抽出时间驱车来看望。他们到来时，看见大门紧闭，门上挂着“午睡”的牌子。警卫员见收发就躺在门内阴凉处休息，便要上前叫门。毛泽东连忙制止了他，说道:“医院有医院的规则，我们也应该遵守医院的规则！否则，影响病人休息，影响工作，就不好了。”毛泽东就在门外，一直等到午睡结束，才进医院会客。

破例为傅连暲祝寿

      1944年中秋佳节，也是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的50岁诞辰，中共中央特批为他开了个祝寿庆典。为什么说是“特批”呢?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言在先，不许给党内个人做寿，不许以个人名字作地名等。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来到蓝家坪中央卫生处驻地向他祝贺。在延安的外籍医生马海德、柯棣华也高兴地应邀参加。傅连暲的窑洞里热闹非凡，他和妻子陈真仁忙着接待客人们。10位中央领导联名给他送上一幅写着“治病救人，长命百岁---连暲同志五十大寿”的寿幛。许多同志也送了贺词。
       便餐中，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致祝寿辞，热情赞扬了傅医生对革命所作的贡献，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董必武等几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兴致更高。餐后还举办了晚会，演出了歌舞杂耍。一直到深夜，众人才尽兴而散。
        祝寿那天，毛泽东因公务未能亲临庆典，但他打了电话。而第二天毛泽东腾出空来，便特地赶去看望傅连暲。他紧紧握着傅医生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50大寿!”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还专门刊发了中共中央为傅连暲50岁生日祝寿的消息。
        毛泽东对傅连暲一直是很赞赏的。他曾对中央医院的何奇大夫讲过一件往事。
       毛泽东说：“傅医生是大好人，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1934年秋天，我在于都突然害了重病。许多医生很着急，但是没有人认出我害的是什么病。张闻天同志在瑞金知道了这件事，也很急，随即把我的病情转告了傅医生。傅医生闻讯后火速骑上骡子，日夜兼程从瑞金赶来。经过他仔细检查，判断我害的是恶性疟疾。他只用了四天就把我的重病治好了。傅医生在我们工农红军中是一位深得人们尊敬爱戴的名医啊!”
       1947年2月，内战爆发，胡宗南率十余万大军进攻延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遂撤离，开始转战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就在此时，延安中央医院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后又称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留在西北为战争服务。据有关统计，延安中央医院成立后的8年中，共救治了各科伤病员15000余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东平  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