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 ，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周恩来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4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20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由瞿秋白主持。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

    李立三（1899—1967），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米夫，乌克兰犹太人。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后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后，历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27年曾率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来华。1928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至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行将王明等人安排进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同年回国。1935年后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校长、苏联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1938年死于大清洗。

   王明(1904年-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56年叛逃到苏联，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离世。

    博古(1907年5月14日-1946年4月8日)，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无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博古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推行过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后期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全党普及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等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会址旧址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扶植陈绍禹（王明）等人上台的会议。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会上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名为《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通过这次全会王明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初，围绕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1934年起，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建国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先后被选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起，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95年2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99岁。

晚年的罗章龙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九一八”事变纪念馆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题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为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发展和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图为宋庆龄

  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图为鲁迅

　　“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在向西转移过程中，分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等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假意应付事态，不仅不给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还拒绝调江北部队去支援抗战。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于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这个协定称上海停战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图为淞沪停战协定文本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并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加领导根据地建设、红军作战和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同朱德一起成功指挥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周恩来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给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中国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经过要图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罗明(1901-1987)字亦平，又名罗善培，广东大埔县客家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后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院长，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罗明同志曾五次担任福建省委书记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践行者、建国后广东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开拓者，为党和人民立下不朽的功绩。

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此前，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组成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支深入敌后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组成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支深入敌后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图中为方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