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民(1910年9月-1997年2月7日)，男，1910年9月生于西安市蓝田县安村乡申家坡村。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西泾阳游击队第三中队队长，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排长，三团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七十八师参谋主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科长，延安县军事部部长，红宜延军分区代司令员，独立第二团团长，独立师第三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参谋长，第五支队参谋长兼十团政治委员，新四军二师五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代政治委员，第七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赵启民，男，1910年9月生于西安市蓝田县孟村乡申家坡村。

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9岁起入私塾，后就读于县城小学。1926年小学毕业后，曾考入西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因军阀刘镇华率部包围西安，被迫弃学在家务农。1927年1月到西安德合药材行当学徒。不久，考入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学院。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陕军第17路军第3师教导队（后扩编为教导团）当学兵。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随教导团在麟游地区起义。起义失败后，重返家乡蓝田开展农民运动，并于1930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受中共组织派遣入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先后任团部服务员（相当文书）、排长，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32年8月，他所在的骑兵团第1连中共党员身份因西安中共组织遭敌破坏而暴露，该连仓促起义失败，他遂辗转到达渭北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泾阳游击队，任第3中队中队长。后任红26军随营学校排长，第26军42师3团第1连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创建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9月红26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后，任红15军团第78师参谋主任，陕北省苏维埃军事部科长，延长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宜（川）延（长）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独立第2团团长，独立师第3团团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役和红一方面军西征作战时的东线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参谋长，协助团长周骏鸣率部随第4支队展开于皖中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和巢湖地区。1939年6月第4支队扩编为第4、第5两个支队，他调任第5支队参谋长兼第10团政治委员，在半塔集战斗中，面对万余顽军进攻，不畏强敌，指挥第5支队2000余兵力在半塔集坚守阵地7昼夜，为赢得此战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2师第5旅政治委员，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路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津浦前线野战军第2纵队副政治委员兼第5旅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代理政治委员兼第5旅政治委员，淮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5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山东军区淮南军区（兼新四军第2师）副政治委员兼第5旅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4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1月起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68年9月起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离休后被聘为新四军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7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

年轻时的赵启民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华东军区海军，照片中从左到右分别为康志强、赵启民、毛泽东、王宏坤、袁也烈

毛泽东与赵启民（右三）

1928年4月，赵启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下发动了麟游起义，起义失败后潜逃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并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伍。1932年10月，赵启民率部加入红26军，在刘志丹领导下参与建立陕甘苏区

1983年4月18日，李世农与新四军老战友相聚。前排左起：成均、李世农、刘顺元、赵启民

赵启民与夫人周涴合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赵启民任南海舰队司令员时和水兵在一起

罗战云（左）、成均（中）、赵启民（右）

张爱萍（左一）、赵启民（右一）

油画

油画

赵启民妻子周涴主编了《赵启民将军文集》

赵启民手迹

周涴主编的《赵启民将军文集》

陪过法场的赵启民中将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赵启民将军智勇双全、军政兼备，曾加入陕北红军，参加创建陕北苏区；担任新四军团参谋长、团政委、旅政委，参与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担任华东野战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率部参加苏中、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他锐意进取，善于做开拓性工作，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副政委、政委，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为捍卫祖国安全和人民海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赵启民在陕北苏区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陪法场，险些被枪毙。他从不畏惧死亡和困难，识大体、顾大局，善于团结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成钧中将同他搭档十余年，尊称他为“老夫子”。

百折不挠，陕北苏区孤胆辗转

1910年9月，赵启民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西乡申家坡村。因父辈努力，家庭收入略有盈余，但政治地位低，常受欺侮。因此，他自小就想做“打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士，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但军阀混战之际，他考学、当学徒，多方尝试均受阻碍。最终，他萌生了参军的想法，从此改变了整个人生轨迹。

1927年五六月间，赵启民加入陕军第十七路军第3师教导队，成为一名学兵。该师师长甄寿珊当时允许师里存在中共组织。学兵队除军事操课外，还学习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侵华史、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课程。经过两个多月的政治训练，赵启民终于明白了，之所以人压迫人，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要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他的英雄主义由此转变为革命英雄主义，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并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号召人们起来革命。1928年1月，赵启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自1927年8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继续革命。当时，党着重于做兵运工作，在国民党军队中动员、控制部分武装，发动起义。1928年4月，赵启民跟随第3师教导团部分官兵，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发动麟游起义。由于缺乏经验，起义没能达到预期目标，起义军很快被地方民团打散。首次参加任务即以失败告终，但革命英雄主义的执着特质并未让赵启民退缩。他以编余军官身份，独自到陕西人民自卫团训练班开展兵运工作；伺机弄到一部分枪支后，于1929年秋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这期间，赵启民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锻炼，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并在1930年2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赵启民入党后，再次单独到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开展工作。他到骑兵团团部当服务员（类似文书），并秘 密担负掩护、交通和散发宣传品等任务。赵启民利用职务之便办理了不少西安城防司令部的证件，大大方便了党组织的活动。1932年8月，已担任排长的赵启民随连内中共支部发起暴动。但由于事起仓促，准备不足，暴动再次失败。赵启民没有气馁，怀揣革命信念，会同数人前往渭北，加入了泾阳游击队。

斗争形势越复杂，对军事领导的判断力、全局观念要求越高。泾阳游击队与红26军会合后，其领导人苗家祥不愿随红26军转到外线作战，私自将游击队拉走。赵启民即加入了红26军，担任随营学校排长。他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热情，作战勇敢、积极，多次得到各级的肯定和表彰。这一时期，红26军消灭了多股反动民团，初步建立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

然而，红26军由于领导人方针不当，遭受了一次严重挫折，赵启民再次面临考验。1933年5月，面对陕西国民党军4个团及6个县民团的进攻，红26军主要负责人杜衡实行退却主义，决定南下渭南、华县地区。红26军南下后，人地两生，渐入困境。5月下旬，红26军在蓝田突遭国民党军袭击，部队被冲散。赵启民此时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找到当地党组织，多次营救被俘人员、收容失散人员，帮助部分人回到了陕甘苏区。但赵启民自己返回苏区时却并不顺利。他先后被西安宪警、警备第3团抓住，几度面临生死危机。1934年12月，他历尽一年艰险，终于回到了红26军。

此时，刘志丹等人率领红26军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赵启民回来后，陆续担任第42师第3团第1连副连长、指导员，参加了陕甘边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赵启民与连长苪四儿率1连担任团攻坚主力，连克顽敌，战绩卓著，名声越来越响。苪四儿常自豪地称“我们是人人皆知的老三团第一连”。1935年6月，在攻打靖边县城的战斗中，赵启民在高高的城墙顶上被中弹的战士撞倒，重重摔到城下，腰部受伤昏迷。醒过来后，赵启民凭着一股冲劲儿，在连长牺牲的情况下，坚持指挥，率领全连一鼓作气直打到国民党县政府。赵启民的腰伤一直伴随他战斗、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抽空去大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的一节脊椎骨整个被压扁，比别的矮了一截。医生连连惊叹：“摔成这样还骑马打仗，稍有差错人就完了！真是奇迹，真命大！”

赵启民经历的生死考验远不止于此，在西北红军反“围剿”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他竟然险些丧命于自己人的枪口之下。中共陕甘晋省委一些领导人错误地开展“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时任红15军团第78师参谋主任的赵启民也遭到逮捕，被五花大绑押上法场，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是，一阵枪响，别人都被打死了，他却活着，后来才得知是被拉去陪法场。这一系列经历，使赵启民从不畏惧死亡，他说：“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还怕死吗？”“我是真的从死人堆里把命捡回来的，我是上过法场的人，被拉去枪毙没崩了，把命漏下的，……有甚好怕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长征来到陕北，迅速结束了错误“肃反”。赵启民等被错抓的同志得以释放，他对中央万分感激，并衷心信仰与爱戴。赵启民陆续担任陕北省军事部科长、延长县军事部部长、宜延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独立第2团团长等职，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锻炼了独立工作能力。

智勇兼备，华中敌后荡寇斗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2月，赵启民结束抗大第三期学习，奉命远赴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参谋长，正式投身抗日事业。

第8团由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在第4支队中装备最差、基础最弱。千余人的队伍，衣衫破烂，背着各色步枪、长矛、大刀。战士们对抗日形势也不甚了解。另外，华中地区富饶发达，日军、国民党顽固势力都比较强大。第8团面临着严峻而重要的开辟敌后战场的任务。

3月，第8团随第4支队东进，开赴敌后。赵启民协助团领导率领部队，先在皖中桐城、庐江地区打击土匪、汉奸，伏击日军汽车队；9月，又独自挺进皖东打击日军。10月，日军停止正面战场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转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命令所部向皖东发展，企图挤走第8团。由此，新四军与日伪军、顽军之间的三角斗争在皖东展开，给了赵启民一展身手的舞台。

1939年春节，千余名日军分两路向第8团驻地肥东县梁园和方老人洼发起进攻。拂晓，日军五六百人偷袭方老人洼。赵启民率第1、2、3营正在此地驻守。接到报告后，赵启民当机立断，勘察地形、确定战术、部署作战任务，一气呵成。战斗打响后，他先是令第3营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日军；待打退多次进攻后，快速调整部署，令第1营顶上，把第3营换下来整补。一番车轮战，使日军遭到较大伤亡，攻势逐渐减弱。此时，团长周骏鸣率领警卫营增援而来。赵启民趁热打铁，令第2、第3营从左右两侧包抄追击，又歼日军一部。此战毙伤日军150余人，第8团仅伤亡30余人，新四军在皖东名声大振，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

为发展皖东地区，中央要求新四军扩大武装，积极向东、向北发展。7月1日，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成第5支队，辖第8、第10、第15团，赵启民任参谋长。第5支队成立后，挺进至津浦铁路以东，与第4支队在津浦路两侧携手开辟皖东。10月，应第10团团长成钧的要求，新四军决定赵启民兼该团政治委员。赵启民和成钧是抗大同学，两人意气相投，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合作。

赵启民到第10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队伍。盱眙、嘉山地区有不少抗日游击队。赵启民采取了大胆而高效的措施吸收了这些队伍。他把第10团的5个连队一分为二，与游击队混编成10个连队。这种做法，既是发展也是巩固，使游击队人员融入第10团，接受正规的军政训练，有效地整合了抗日力量。第10团在短短的3个月内，即由不足500人发展到1500多人。

国民党当局恐慌于新四军的发展，发动的磨擦规模越来越大。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趁第5支队到路西支援第4支队作战，纠集万余人，分三路向第5支队后方机关驻地半塔集地区进攻，并于当日中午包围了半塔集。面对危急的形势，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

22日晚，赵启民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被重兵包围的半塔集，向守卫部队传达上级指示，并指挥作战。他冷静沉着，指挥动员所有能动员的力量参战，想尽一切办法节约弹药，誓死固守阵地，等待援军。白天，特等射手放倒了一个个敢于探头的顽军，打得他们不敢出来活动。夜晚，战斗小组像幽灵一样袭扰顽军驻地，搞得顽军不得安宁。赵启民还组织人员向顽军喊话：“我们是抗日的新四军！”“弟兄们，调转枪口，留着子弹去打日本鬼子吧！”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士气越来越低落。经过将近一周的战斗，韩顽在半塔集毫无进展，新四军援军陆续到位。29日，新四军发起全线反击，一举击溃顽军。陈毅对这次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中原局指出，保卫半塔集，是建立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一战，意义重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了部队。第5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第5旅。成钧任旅长，赵启民任政委。第5旅组成后，继续巩固、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是淮南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赵启民和成钧带领第5旅顽强应对来自日伪顽和严重旱灾等多方面压力，不仅多次粉碎日伪军万人大“扫荡”，拔掉了大量日伪顽军据点，取得了保卫皖东北的军事胜利，而且建立民主政权，厉行生产节约，度过了艰苦异常的春荒。当地群众深受鼓舞，感叹：“遇此大灾年，只有在民主政权下才能不饿死一个人。”

1944年11月19日，赵启民和成钧指挥第5旅在占鸡岗一举全歼桂顽蒙培琼部4个营。陈毅称赞：“一次歼灭桂军4个营，在我军战史上还是第一次。”战后，一个现象引起了赵启民的思考。一个连队在战斗中担任阻击任务，任务完成得很好，缴获却不多，连长心里很窝火；另一个连队迂回攻击，缴获颇丰，一顿会餐就几乎吃掉全年的伙食费。看似简单的现象，如果处理不好，将极大影响部队以后的作战。恰在此时，第2师政委谭震林提出，占鸡岗的胜利表明，部队正由打游击的阶段向大兵团作战的阶段大踏步迈进。赵启民心中霍然开朗。他立刻组织全旅开展大讨论，使全旅认识到大兵团作战的特点，树立全局观念。第5旅的口号也由“谁抓获俘虏最多谁光荣”，变成“谁担负的任务最艰巨谁最光荣”。这一巨大的转变，为第5旅胜任更艰巨的任务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开始锻造出这支队伍的特色。

敢打硬拼，华东战场连续鏖战

        第5旅经过赵启民和成钧的悉心培养，形成了自己宝贵的品质。赵启民总结为两样东西：一个“传家宝”，即坚实的全局观念；一个是“衡量部队作战能力的通尺”，即顽强的战斗作风。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第5旅很好地适应了大规模运动战的需求，连续担负异常艰苦又少名少利的阻援任务，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独特的体验和贡献。

       自1945年9月至1947年2月，赵启民等率领第5旅在华中、山东频繁转战，先后参加了津浦路（徐济段）战役、苏中战役、涟水保卫战、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加速了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失败。第5旅也陆续与其他部队合编，发展为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委。3月，国民党军发起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赵启民等人率第7纵队展开了与国民党军针锋相对的大规模作战。

       赵启民具备较为成熟的歼灭战中攻与守的辩证观念。他认为：“攻与守是歼灭战的两个层面，缺一不可”，人民解放军“在劣势条件下打优势之敌歼灭战，大抵都是从敌人大部署中挖住一块，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围歼”“你要一口一口吃他，就必须解决阻援问题，没有坚强地阻援，根本打不了歼灭战。”一般来说，进攻作战正面小，主动性强，兵力优于对方；阻击战相反，防御正面宽，兵力少于对方，不仅被动，还要服从进攻方向需要。因此，打援部队的困难比进攻部队要大许多，没有坚强的战斗力，就担负不起打援任务。另外，战争消耗虽大，但解放军的枪炮、弹药、装备甚至人员补给，却主要靠战场缴获。阻击战不比进攻战，消耗大，缴获少，难以获得及时足够的补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启民率第7纵队在一连串重大战役中，连续遂行阻援作战，从不讲困难、提条件，出色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规模越来越大的阻援任务，为众多著名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宝贵贡献。

      1947年5月13日，华东野战军抓住态势稍微突出的整编第74师，发起孟良崮战役。整编第74师战斗力强大，号称“御林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且两翼国民党军联系紧密、增援迅速。为将其包围歼灭，华东野战军周密筹划了正面反击，分割两翼，断其退路，坚决阻击各路援军的战法，令5个纵队围攻，4个纵队阻援。赵启民与成钧率领第7纵队开进至河阳东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桂系第7军和整编第48师。战斗发起后，赵启民与成钧等人商议，由于敌人炮火强大，以往正面构筑工事堵击的战法太被动，决定改以少数部队正面堵击，主力积极攻击敌之侧后。战法的革新收到了奇效，敌人虽有坦克、飞机、大炮的联合攻击和蒋介石“严究论罪不贷”的督促，但畏惧于第7纵队的主动攻击，仓促应付，不敢前进。激战三日，桂顽北进、西援的计划均未能得逞，只能眼睁睁看着整编第74师被全歼。战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槐百思不得其解：“盖七十四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援？”

      7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赵启民、成钧率第7纵队在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编成内，参加了南（麻）林（朐）战役、胶东阻击战、胶河战役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9月，第7纵队作为阻援力量参加了济南战役，攻坚与阻援经验越来越丰富。这时，战略决战开始，解放军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歼灭战。赵启民、成钧率领的第7纵队成为了华东野战军领导手中的一张好牌。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第一步是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右翼的黄百韬兵团。8日，赵启民、成钧率第7纵队首开战局，攻占万年闸。随即，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贾汪、台儿庄率部起义，由万年闸撤出。山东兵团第7、10、13纵队从起义部队让开的缺口蜂拥南下，至11日，完全切断了黄百韬兵团向西缩回徐州的退路。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在碾庄圩地区。赵启民、成钧立刻率第7纵队在徐州国民党军东援必经的大许家至单集一线展开，占领阵地准备阻击，为执行围歼任务的部队争取时间。宋时轮形容：消灭黄百韬兵团要用两个拳头，一个在碾庄圩地区，一个在徐东地区，打援这个拳头关系到全局。

      12日，徐州国民党军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4个军5个师，浩浩荡荡向碾庄圩支援而来。一时间，飞机、坦克、大炮齐声轰鸣，炮弹如雨一般倾泻到我阻援部队阵地。然而，第7纵队指战员已经习惯了战场的硝烟，他们灵活运用交通壕，布置下绵密的火力网，沿用正面顽强抗击、侧翼积极出击的战法，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至22日，邱、李兵团猛攻11天，伤亡万余人，损失坦克、战车34辆，消耗炮弹12万余发，前进才不到20公里，眼巴巴看着黄百韬兵团被围歼。

       徐东阻击战后，应中原野战军要求，第7纵队和特纵炮兵一部配属中原野战军，加入在双堆集地区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12月6日，总攻开始。赵启民、成钧率第7纵队迅速向黄维兵团核心阵地南侧大王庄、小王庄和尖谷堆一线推进。13日晚，第7纵队攻克大王庄，14日，攻占尖谷堆，黄维兵团核心阵地完全暴露。15日，解放军一举捣毁黄维兵团指挥中心。至此，黄维兵团10万余人全部被歼灭，黄维被俘。随后，又歼灭了杜聿明集团。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2月，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第7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赵启民调任第34军政委，离开了这支相伴11年的队伍。

肩挑重任，创建海军投身国防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式诞生。8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启民为华东军区海军副政委。面对新的军种建设，赵启民坚定一个方针：初建时要做人的工作。对原陆军人员，他亲自与单位领导谈话，组织专项教育，要求官兵不要有临时观念，安心海军工作；对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组织学习革命理论、熟悉人民军队，给予政治信任，大胆吸收入党、入团，并在生活待遇上给予特殊照顾。人的工作做好之后，华东军区海军建设迅速步入正轨，在初创阶段即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3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启民为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南海是我国十分重要的海域，战略地位、经济价值都特别高，却被南越西贡政权、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觊觎。反观中南军区海军，装备严重落后。赵启民到任时，能执行简单任务的只有5艘炮艇、9艘登陆艇，总吨位还不到1000吨。

        局面亟待开拓，赵启民不等不靠，一肩扛起重任。他组织力量在木壳船上加装三七炮，权当“炮艇”。装备虽简易，却发挥了大作用。赵启民回忆：“那时在华南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党搞偷渡登陆，派特务破坏。有了木壳船，才把他们消灭了。”当时，黄埔港停靠着一艘被炸掉舰艏的日本“海防7”号老式护卫艇，吨位1000余吨。赵启民请来技术人员将其修复，加装两门100毫米炮，收入中南军区海军门下。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对赵启民说：“这下好了，你们南海有了旗舰了。”后来，该舰改名“南宁”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担当中南军区海军主力。

       1955年9月，赵启民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0月，中南军区海军更名为海军南海舰队。南海舰队虽然已经组建了扫雷舰大队、猎潜艇大队、护卫舰大队和鱼雷快艇大队，但南海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南越骚扰、侵占我国南沙和西沙群岛部分岛礁，国民党特务也不断登陆袭扰。赵启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提高部队训练水平。因此，他组织实施了一次大编队远航训练。1957年8月12日，赵启民率由20余艘舰组成的编队浩浩荡荡驶离黄埔港，经26天航行、实弹射击训练，航程883海里，到达湛江港。这次训练，规模之大、内容之多、时间之长、难度之大，为南海舰队成立以来首次。舰队在组织指挥、兵种协同、战术训练、技术检测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彻底甩掉了“旱鸭子”“干海军”的帽子，也为下一步建设、训练查找了问题，找准了方向。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南越政府就派兵侵占我西沙甘泉岛、琛航岛等岛屿。到了1959年，南越的侵略行径变本加厉，不仅无礼撕毁岛上我国国旗，还武力劫走我渔民、渔船。为捍卫领土，保卫群众利益，中央军委命令南海舰队组织西沙巡逻。赵启民接令后，立即赶赴榆林，坐镇指挥部署巡逻任务。3月17日、25日和4月3日，南海舰队陆续组织了三次巡逻。赵启民决定亲自率领舰艇编队执行第四次巡逻任务。有人劝他，不要冒这个风险，司令员出海，出了问题不好交代。但赵启民决心已定，一定要实地考察，进一步熟悉西沙海区。4月9日，赵启民登上“南宁”号，率编队出航西沙。10日，他带队登上永兴岛，勘察了全岛的地质和水文情况，研究探讨进驻部队和修建码头的可能性。11日，他率队抵近侦察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甘泉岛。岛上30余名南越士兵、美军人员大吃一惊，慑于我海军威势，未敢采取行动。12日2时，赵启民率队返回榆林港，完成了巡逻任务。此后，南海舰队巡逻成为常态，为保卫西沙、建设西沙提供了坚强保障。

        12月，赵启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分管海军装备工作。当时，海军基本完成了苏联提供的舰艇转让制造、半成品装配和部分仿制，亟需向自行设计制造转型。恰在此时，苏联毁约，海军技术、财力不足，装备建设面临严重困难。赵启民按照军委“以潜艇、快艇为重点”的方针，自力更生，突出重点，稳步铺开工作。在统筹方面，赵启民报请抽调一批海军干部，充实到科研部门、军工企业，加强三方协调。在保障方面，他具体领导了海军重要设备专用工厂的建设，并协调地方14个机械设备厂，为海军生产船用配套设备；经他报告，海军党委拨出9000万元支援船舶工业，拨出6000万元支援兵器工业，为装备研制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装备规划方面，赵启民重点抓了高速护卫艇、千吨级护卫舰、猎潜舰以及海防导弹定型、核潜艇工程等项目，既满足了海防急需，又照顾到了海军长远发展。到1966年，我国先后完成了中型鱼雷潜艇、小型导弹快艇、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大型导弹快艇的仿制与部分改进，还自行设计完成了巡逻艇、高速护卫艇、反潜护卫艇、导弹快艇、港湾扫雷艇、小型登陆艇、火炮护卫舰的制造。海军武器装备在品种配套、技术性能、人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海军成长为保卫祖国海洋的坚强力量。1968年9月29日，赵启民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地下核试验、空投核试验等尖端科研领导工作。

        1969年，赵启民奉命清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第221工厂发生的电缆爆炸、炸药爆炸、“窃密”等重大事故。因采取不恰当的方式，造成了严重后果，赵启民受到批评和审查。1983年8月，赵启民按大军区副职离休。1988年7月，赵启民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倾注大量精力，进行军史研究、撰写回忆录。回忆跌宕起伏的一生，他写下一首短诗：“计党龄六十一，论贡献甚微。经波澜志不移，已八十身健在；两鬓白更思前，拼力迈骥争先。”1997年2月7日，赵启民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