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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陕西】中共陕西部分历史人物——王柏栋的光辉人生(组图)(二十四)

日期:202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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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柏栋,男,汉族,1910年8月3日,王柏栋出生于商洛山区的商县显神庙村(今属丹凤县)。1927年初,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孙连仲部经龙驹寨,王柏栋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师河南攻打军阀吴佩孚。杨虎城在南阳办教导队,便欣然再次从军,并于1930年在该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杨子恒旅任警卫排长。1938年7月25日黎明,王柏栋被匪徒暗杀于家中,时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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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栋(1937年10月初于合阳县城)

商洛工委创始人一一王柏栋


      王柏栋的少年岁月是在兵匪如麻、民不聊生的背景中度过的。他从1920年起,在百顷湾私塾等处上学。1927年春,国民联军孙连仲部途经龙驹寨时,他随军出师河南讨伐吴佩孚,后目睹旧军腐败又离开军队,重新就读于两岭小学,1929年毕业后去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的教导队学习分配到杨虎城部杨子恒旅任见习警卫排长。

      南阳教导队多系共产党员,他遂于1930年在杨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13日,谢子长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渭北三甲原成立,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他作战勇敢,机智多谋,受到谢子长的表扬。1933年,调任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分队长,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智取鲁桥镇获胜,称为“智多星”。1933年7月,渭北游击队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王柏栋先为一连指导员、连长,后任团参谋长、园政委。因敌四面“围剿”,他和团长黄子祥추红四团主动撤离三原转移到照金苏区,与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王泰等领导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张邦英等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会合。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总指挥部王柏栋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他又参加了智取自邑县府驻地张洪战斗和奇袭甘肃合水等战斗,表现英勇,不久,他奉命到陕北苏区工作。1934年秋,柏栋受命到汉中、商洛一带了解地方情况。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本年底,红ニ十五军长征转战进入商洛庾家河一带,大部队西进后,留下30多人的小分队,在程启文队长的领导下,在丹风县孙家山一带活动,而国民党却准备三路“围剿”。闻知后,他一方面说服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帮助游击队,又冒雪奔上孙家山,和程启文联系,促进双方达成统战协议,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柏栋即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

商山英烈——王柏栋

     王柏栋(1910-1938年) 陕西商洛人。王柏栋是商洛早期革命领导人,先后担任过民国革命军的排长、连长,也担任过游击队分队长、红军连长、指导员、参谋长、团政委,还曾是第一任中国商洛工委书记。打过游击,组建过地方抗日武装、发动过农民运动,搞过地下工作……如此短暂的人生岁月,却有着这样波澜壮阔、腥风血雨的战斗经历。

       王柏栋在1934年10月29日在自家的西夏房墙上写下了“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辜生涯”这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可以看出来王柏栋当时对于外来入侵者的厌恶和他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决心。

       王柏栋的革命工作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让国民党在商洛的最高长官坐不住了,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曾三次从商州到龙驹寨找王柏栋进行“谈话”,王柏栋不断地与温良儒进行周旋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革命同志,到了1938年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发展党员30余名,为商洛山区其后的艰苦奋斗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在王柏栋精心安排好后续工作准备返回省委之时,1938年7月25日黎明,被温良儒收买的土匪头子、原商洛镇联常备队队长曹建勋,率众匪杀进了显神庙村,向一代英杰王柏栋举起了罪恶的枪口,志士的热血染红了滔滔丹江,王柏栋时年28岁。

       1939年,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写的《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把王柏栋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烈士排列在一起,说:“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

       1949年商洛解放之后,王柏栋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金凤山“商洛地区烈士陵园”。森森古柏,灿灿山花,巍巍青山,滔滔丹水,将永远铭记着并永远传扬着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王柏栋。

王柏栋烈士

       1930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原,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奉命讨伐冯玉祥,由南阳开赴洛阳,继而进驻西安。这年10月,经十七路军中党组织介绍,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杨子恒旅。这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王柏栋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1933年调任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长。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团参谋长、团政委。不久,奉命到陕北苏区,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11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春,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

     1935年3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9月,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下令纠正错误肃反,释放被关押人员。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后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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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29日,王柏栋在墙上书写“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渡此血的惨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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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工委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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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栋用过的桌椅、台灯和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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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王柏栋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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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栋等群雕

王柏栋“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渡此血的惨辜生涯”雕刻碑

王柏栋纪念馆一角

王柏栋纪念馆一角

王柏栋纪念馆一角

王柏栋纪念馆一角

王柏栋纪念馆一角

《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

油画:王柏栋

《王柏栋》

雕塑

王柏栋纪念馆的群雕

王柏栋烈士雕塑

王柏栋烈士雕塑

王柏栋纪念馆一角

1937年回来以后,第一任商洛工委的办公场所,他也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牺牲的时候年仅28岁,1938年7月25日被国民党买通地方土匪,把他暗杀在这个地方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柏栋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群众领袖王柏栋


王柏栋,男,汉族,1910年8月3日,王柏栋出生于商洛山区的商县显神庙村(今属丹凤县)。1927年初,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孙连仲部经龙驹寨,王柏栋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师河南攻打军阀吴佩孚。杨虎城在南阳办教导队,便欣然再次从军,并于1930年在该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杨子恒旅任警卫排长。1938年7月25日黎明,王柏栋被匪徒暗杀于家中,时年仅28岁。

王柏栋父亲王克明,是一个读过书的农民,以农为本,间或也经营点生意。清末民初的商洛山区,兵匪如麻,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王老先生从亲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只有在城市码头地方经商,才可以免遭兵匪的侵扰。因此,在柏栋来到这个家庭后,父亲一心一意地供养他上学,希望他有了文化后再出外学商。10岁始,柏栋就读于舅父家所在地龙驹寨百顷湾私塾,因为他天资聪颖,深得塾师喜爱。不久,冯、蒋、汪相勾结,镇压工农革命,他即愤然离队,在河南省荆紫关学商,闻知杨虎城在南阳办教导队,便欣然再次从军。

1929年夏,王柏栋毕业于商洛镇西的两岭小学。毕业后,父亲执意把他送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当学徒、做生意。父命难逆,王柏栋虽然进了生意铺,却十分厌恶递烟端水、算账卖货的经商生活,他勉强当了四个月学徒,便瞒着岳父,来到杨虎城属下的杨子恒部当兵。因他勤奋苦练,又有文化,受到补充第四旅旅长的杨子恒的赏识,留在身边当勤务兵。不久,适逢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教导队,杨子恒便保送王柏栋去南阳参加学习。由于教导队的骨干多为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十分舒畅,政治觉悟大为提高,1930年6月在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经阎维良、王允端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春节王柏栋返乡探亲,对当兵一事向父亲做了耐心的解释。父亲说:"自古当兵没好人,你为啥不学生意去吃粮?"王柏栋答:"兵有孬有好,梁山上的好汉也是当兵,你说是孬是好?"父亲说:"要说梁山上的兵,当然是好的。"王柏栋答:"我当的这兵,比梁山的兵好得多。"父亲说:"这么讲,你这次当兵当对了。"王老先生打消了疑虑,对儿子表示了由衷的支持。

      1930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原,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奉命讨伐冯玉祥,由南阳开赴洛阳,继而进驻西安。这年10月,经十七路军中党组织介绍,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杨子恒旅。这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王柏栋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我国土,"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驱逐日本侵略者。王柏栋通过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学友米信公将《告西安各界人士书》、苏联《真理报》(中译版)等抗日救国传单秘密地散发到学生中,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广大师生,先后掀起了"驱逐师范学校校长侯培苍"、"反对蒋介石在西安设建陪都"等学潮。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1933年调任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长。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团参谋长、团政委。不久,奉命到陕北苏区,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11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春,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

       1934年秋,王柏栋回陕南汉中、商洛一带调查地方情况。在家乡,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给其学友米信公、刘焕尧等送《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宣传马列主义的真理;给其二弟柏桢赠《政治常识读本》;给商洛镇民团头目、他的故旧张虎森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劝说在地方民团当班长的三弟柏梁多学军事技能,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拉部队参加革命。在此期间,他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付的革命工作,白天,走亲串邻,东村进,西村出;夜间,总是鸡叫后才和衣而睡。妻子埋怨,他劝释;父母不解,他道歉。10月29日,他用墨笔在其家房檐墙上写了"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辜生涯"等誓言,表示了革命者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决心。就在王柏栋回乡了解情况期间,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到陕南商洛,大部队西进后,留下了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在队长程启文领导下,活动于洛南与商县交界的孙家山(今属丹凤县)一带,而国民党军队亦正准备对此三路"围剿"。得知这一情况后,王柏栋一方面对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晓以大义,要他帮助红军小分队,然后,又冒雪奔上30余里外的孙家山,和程启文取得了联系,促成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当敌军"围剿"孙家山时,由于张虎森事前送了情报,小分队立即转移到外线作战,避免了损失。

      1935年3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9月,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下令纠正错误肃反,释放被关押人员。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后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1936年6月又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后任敌工部科长。西安事变后,王柏栋随红十五军团南下商县(今商州市)。因他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仍搞地方工作。

      1937年2月初,红十五军团北上甘肃庆阳整训,准备抗日。王柏栋因身体状况不佳,奉命留陕西省委做地方工作(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驻云阳镇的前敌总指挥部民运部干部)。8月底,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遂在云阳镇建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王柏栋任地方科科长。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通电,抗日烽火遍燃祖国大地。此时,王柏栋正患病在床,但他丝毫未考虑自己的身体,一再向组织要求赴斗争第一线杀敌。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派时为省委地方科科长的王柏栋为中共商洛工委书记。于是,他立即于1937年11月返回故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月下旬,即参加了省委在泾阳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洛川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虽然早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曾于商县、龙驹寨建立过两个特别支部,1932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过境商洛,1934年红二十五军入陕建立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苏区。但是,自红军撤离后,这里的斗争又变得复杂险峻起来,地主阶级勾结国民党地方政权,疯狂地向苏区人民举起了屠刀。原来建立的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一些党员也因之和党组织失掉了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王柏栋依据群众受红军影响易发动的特点,以两岭小学为据点,向师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从中发现与培养知识分子。接着,又把活动范围扩大到龙驹寨、商县的一些学校及商洛镇一带的农村和联保组织内。经过一段时间发动工作,先后建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敌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发展了王连成、刘丹东、彭一民、米信公、周文斌、王士哲、巩德芳、薛兴军等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三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到1938年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发展党员30余名。并有计划地把王连成、刘丹东等共产党员和部分"民先队"员派往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安吴堡青训班及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为商洛山区以后的艰苦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在积极建立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王柏栋面对现实,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生动地运用于商洛山区的实际,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和党员们广泛结识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王佑卿、刘清源、刘筱斋,和地方民团头目及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如王建三、刘松林等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在龙驹寨一带工作有了进展后,他又及时地把工作范围扩大到豫鄂陕边界地区及商洛西部山区。先是派其弟王柏梁和谢华等去商南大岭观,和在这里活动的共产党员魏志毅联系,商筹建立豫鄂陕抗日游击纵队事宜,虽因敌人破坏未果,但扩大了党的影响。后又派谢华等回到杨家斜山区进行活动,组织抗日力量。1938年4月中旬,商县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为扩充势力,煽动龙驹寨的国民党驻军收了商洛镇联的100余支枪,而商洛镇联正是王柏栋工作的重要基地。于是他组织商洛镇周围1000多人,向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请愿,用大量的事实据理说服马师长,悉数归还了枪支,大长了抗日民众的志气,灭了顽固派的威风。这样,他在当地名气顿时大增,极受民众的拥护,被选为商洛镇联的联队附。接着,他便把共产党员彭一民、张银治等三人派进常备队里任班长。正在这时,商洛山区出现了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俗称黑煞道),企图利用阴历月初古会全面暴乱。王柏栋觉察到这一阴谋,即与当地驻军联系剿灭。在驻军的支持下,龙驹寨的道首陈会明所领的数百暴徒刚一起事,就遭到了灭顶之灾。道首何根庆、薛长有在夜村起事,刚杀羊祭旗,亦被他联系的地方武装剿灭。事后,王柏栋组织商洛镇周围数千民众,赴龙驹寨慰问驻军。在慰问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人心的抗日演说。

      王柏栋在商洛山区点燃的抗日烈火愈烧愈旺,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如坐针毡,曾几次找王柏栋进行"谈话",而他义正严词地据理予以驳斥,驳得温良儒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口之力。特别是第三次温良儒把王柏栋"请"到龙驹寨其下榻之处,两个人带着各自的观点,唇枪舌剑,从傍晚一直辩论到深夜。说到龙驹寨请愿要枪的事,温说:"你宣传抗日很好,不该弄得民众都上街示威。"王柏栋说:"国难当头,要抗日必先有武器。商洛镇的武器被冯麟生收了,民众们赤手空拳,怎么去抗日!"温又发难道:"你搞抗日,我不反对,可你回来为啥不向我打招呼?"王柏栋当即严正申明:"我一回来就向当地保甲组织说过了,至于他们是不是禀告你,那不干我的事。"温良儒被激怒了。便使出无赖手段:"你要抗日到别处去,我这里不容你胡闹。"而王柏栋则用蒋介石的话堵他:"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责。这是谁说的,专员一定知晓。拿这话衡量,你不觉得你的话说错了吗?"接着,他又说:"若专员不许我宣传抗日,就给我出个证明。"过后,王柏栋舌战温良儒的故事,在商洛山里不胫而走,尽人皆知。

      1938年6月,中央陕西省委派赵希愚赴商洛视察工作。经过调查了解,证明王柏栋回商开展工作七个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在慰问骑兵第一师的会上,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搞得太暴露了。考虑到今后的工作和他本人的安全,组织决定他立即返回省委。热情似水的王柏栋,经过冷静的考虑之后,诚恳地接受省委的批评,表示服从组织。同时立即指示各地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注意在学校、地方军队、保甲、农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积极积蓄力量,慎重发展党员,坚决防止搞得太暴露。

      安排好了工作,王柏栋打算很快返回省委。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已准备向他下毒手。温良儒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子曹建勋,伺机暗杀王柏栋。7月25日黎明,曹率匪众到显神庙村,向王柏栋连击数枪。党的好儿子、民族的精英、商洛地区革命事业的播火者王柏栋就这样牺牲了,英年28岁。

      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举行了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汪锋代表省委致悼词:"王同志的牺牲,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损失,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补救的损失!"第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写的《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颂扬了王柏栋,把他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说:"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

      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到三原县渭北游击队任第二分队长,曾三下三原县南,一下富平南区,打击豪绅地主,扩大革命武装。翌年,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在蓝田张家坪严重受挫,为重振军威,把正在迅速壮大的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二十六军四团。7月14日,在三原武字区小道口召开红四团成立和受旗大会,王柏栋任一连指导员,旋任该团政委。8月14日,他参加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王柏栋任参谋处处长。他先后参与指挥了智取旬阳张洪和奇袭甘肃合水县的战斗,以缴获之武器弹药,装备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

      1934年11月,王柏栋回商洛开辟工作。其时红二十五军的一个小分队,在孙家山组建苏维埃。他得知敌人准备"围剿"红军小部队时,立即向商镇民团队长张虎森开展统战工作,劝他在民族危亡时刻要枪口对外。当敌人三路围剿孙家山时,张虎森队长及时派心腹送去密信使红军安全转移。中央红军到陕北,王柏栋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七七"事变当年,王柏栋再次受命,于11月返回商洛,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在两岭小学、龙驹寨镇小学、商县中学及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同时,发展巩德芳、王柏梁(柏栋三弟)、薛兴军、彭一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并分批把党员和民先队员送到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又广泛结识王佑卿、王建三、张德祥、刘筱斋等爱国人士,并对一些地方民团头目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很快结成当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3月,汉奸组织"黑煞道"破坏抗日,王柏栋三下龙驹寨做当地驻军骑兵第一师的工作,致使"黑煞道"围攻龙驹寨时被一举歼灭。4月初,王柏栋又率老君河、商洛镇一带千余民众,以慰问为名,向龙驹寨驻军索回原被没收的商洛镇联百条步枪,用以组建当地抗日武装。6月,省委派巡视员赵希愚到商洛,高度评价王柏栋回商洛仅7个多月,就将党的影响扩大到商县、洛南、山阳、商南等县,组成及其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组建起抗日武装。对此,国民党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怒不可竭,曾三次"告诫",要他离开当地。王柏栋义正词严,晓以民族大义,并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抗日守土之责"之"训示",据理力争。温无言答对,遂蓄谋暗杀。7月25日黎明,王柏栋被匪徒暗杀于家中,时年仅28岁。解放后始将烈士遗骨葬于金凤山"商洛地区烈士陵园"。

      1938年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举行追悼会,汪锋同志致悼词,称赞王柏栋同志是"群众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