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章(1893-1931)，陕西省高陵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参加领导了北京“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21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刘天章与魏野畴共同负责区委的宣传工作。在西安创办陕西《国民日报》。1930年，刘天章又被派往山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31年10月因叛徒出卖，刘天章被捕，同年11月13日在太原英勇就义，终年38岁。

“刘天章是我们高陵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党史馆解说员陈敏暑期经常带着学生们参观，烈士刘天章的英雄事迹是她每次讲解的高潮部分。

刘天章，字云汉，1893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现为西安市高陵区）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五四运动。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久即获释。

1920年1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春，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10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等人创办《共进》半月刊，并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创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刘天章被选为共进社的常务主席兼编辑股主任。1922年冬天，刘天章加入了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第四届执行部副主任兼会计。

1924年6月，刘天章从北大毕业后，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同年秋，在李大钊支持下，刘天章弃文从戎，到当时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毅部所在地河南开封创办学生军，并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任书记。1925年秋，刘天章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与书记王若飞一起创建了开封地区的党团组织。

1927年2月，刘天章受党派遣，赴陕西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作为革命高潮时期陕西人民的喉舌，发挥了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命运动的作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利用《国民日报》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同年7月8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押。在狱中秘密组织监狱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1929年夏，在蒋、冯分裂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获释出狱。出狱不久，刘天章被派往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省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总编辑。

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又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备受折磨，但坚不吐实，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秘密，是年9月被释放。

1930年10月，刘天章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山西，参与领导恢复和重建遭到破坏的山西党组织。他先后担任中共太原特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3月，在离石县九里湾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1931年7月4日，刘天章参与组织驻平定县的国民党高桂滋部2000余人的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1931年10月21日，刘天章等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酷刑拷打，妄图从刘天章等人身上获取我党的重要机密。但刘天章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残酷折磨和摧残，保守了党的机密，坚守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不久，刘天章深知敌人对他们最后要下毒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便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请狱中的党员转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交纳的党费。

1931年11月13日下午，刘天章在太原英勇就义，时年38岁。他的战友赵九鹏曾赋诗撰文纪念他：“太原闹革命，潜足亦潜行。义起平定县，血染阜平城。赫光死奋勇，天章受酷刑。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光华开昌运，是慰在天灵。”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找到了刘天章烈士的遗骸，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了烈士墓，永志纪念。（《 人民日报 》 2018年08月07日 06 版）

刘天章烈士

       刘天章，1893年出生在陕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这名14岁才到县城读小学的农村娃，因一腔爱国情怀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他与当地一些求学青年一起奔赴北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辗转北京、陕西、天津等地创办了《秦钟》《共进》《国民日报》《好报》等多份进步刊物，成为早期中国革命优秀的宣传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

      1929年的夏天，在中共顺直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刘天章，在天津南市大兴街2号创办了进步报纸《好报》。在白色恐怖的动荡年代中，很多进步报人都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好报》的名誉社长李予昂和编辑宋少初的真实身份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督察员。负责报纸全面工作的刘天章，公开身份则是《天津商报》的主编。

      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等“十大政纲”，而随后出刊的《好报》就是以宣传“十大政纲”为重要内容，巧妙地将“十大政纲”的精神实质融合在每日发生的国际、国内、北方新闻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俗地加以宣传报道。同时，与天津其他报纸不同的是，刘天章等报人在《好报》每天都刊发一篇长短不一的社论，通过独特视点，引导读者了解世界，极受天津各阶层人士欢迎。

      《用破毛衣交最后党费的刘天章》 刘天章（1893～1931），陕西高陵人。1919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月与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创办《秦钟》月刊。1921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10月与杨钟健、李子洲、刘含初创办《共进》半月刊，创立共进社，刘天章被选为常务主席。1930年10月被派往山西发展党组织，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等职，其间领导组建了红军晋西游击大队（陕北游击队的前身）和红二十四军。1931年10月第四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不畏严刑拷打，保守党的秘密。临刑前，他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请狱中的党员转交给组织，作为他最后缴纳的党费。

      《好报》的版面为四开铅印，三日刊，每次编好后，将稿件送往南市一家只有几个工人的小印字馆排印。开始李愚庵以《好报》社长的公开身份找这家印字馆交付印刷任务，仅是业务关系，不久印刷工人就成为《好报》的热心读者，每次都是优先完成排印任务。《好报》公开发行每次均由安排好的报童连同天津发行的《大公报》《益世报》等其他报纸同时零售，开始印数较少，只有300份，但每次都很快销售一空，很难满足读者需要。后应读者的要求，增加了发行量，报纸获得“《好报》就是好”的赞誉。报纸出刊数月后，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被迫停刊。并创办了《共进》报。

刘天章的战友赵九鹏曾赋诗撰文纪念他：
义起平定县，血染阜平城。
赫光死奋勇，天章受酷刑。
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
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

图片来自《人民网：永远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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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数字报刊平台-刘天章: 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图)

       刘天章孙子刘西平：都是受我爷爷和我父辈的影响，怀念他、祭奠他、并不是哪一个人，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我爷爷的一切属于党属于人民。

纪念馆一角

刘天章塑像

刘天章烈士之墓

高陵历史纪念馆

建国后，山西省人民政府在太原市双塔寺隆重举行刘天章烈士遗体安葬仪式，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图为双塔烈士陵园

陕西第一批共产党员刘天章

       刘天章，又名刘望，字云汉，1893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高刘村一个农民家庭。14岁时，才到三原县城一所小学读书。1914年春，刘天章考入西安三秦公学预备科。           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刘天章在三秦公学毕业后，与陕西许多求学的青年一起奔赴北京。1918年夏，刘天章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刘天章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5月4日的游行中，刘天章和其他同学冲入赵家楼，痛殴国贼，火焚曹宅。

        1920年1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春，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刘天章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在研究会里，刘天章与李大钊常有接触，向他请教疑难问题，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年冬，刘天章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刘天章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秦钟》杂志出刊到第6期时，因反动军阀的压迫和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内部分化而停刊。1921年10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商议，决定创办《共进》(半月刊)杂志，继续向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和深入探讨在陕西进行革命的问题。在《共进》杂志创刊一周年时，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为了把更多的青年学生团结到《共进》的行列中来，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等在《共进》半月刊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

      1923年2月，震撼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发生。在党的领导下，刘天章积极联络进步学生上街游行，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斗”的口号，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并和工人一起顽强地向封建军阀进行斗争。

      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严酷的斗争现实，使刘天章初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24年6月，刘天章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担任过北京反帝大同盟的秘书。同年秋天，刘天章通过李大钊和邹均、屈武等人的关系，结识了国民军副总司令兼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经党组织和胡景翼的同意，由刘天章在国民二军负责创办学生军，并担任陆军训练处学兵队大队长(又称营长)，带领新招收的土兵前往开封就任。刘天章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常识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还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并亲任书记。学兵队在刘天章的言传身教下，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大部分都分配到国民二军担任下级军官，成为二军的中坚骨干，也是开封地区一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刘天章还积极从事开封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党团组织建立初期，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刘天章缩衣节食，拿出自己的薪金，作为活动费用，为此，曾受到党组织的表扬。1925年6月3日，河南省党组织负责人唐际盛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曾说：“目前在开封负责者如马文彦之生活，以及我或晨因等暂时来开封工作者，一切用费，均累刘天章(队长)私人，但他收入亦甚困难，负债颇多，长此靠他个人维持，殊非妥当办法，罗思危在此住闲，生活亦多赖天章。”

       1926年春，国民二军在同奉系、直系军阀作战中失利，被迫退出河南。刘天章亦因患病，回到家乡陕西高陵休养。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刘天章任区委候补委员，与魏野畴共同负责区委的宣传工作。不久，刘天章又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为了办好报纸，刘天章事事身体力行，处处做出表率。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各界人民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作了热情的宣传报道。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西安，引起了各界人士极大的义愤。从4月中旬起，《国民日报》每天都集中宣传报道陕西人民反蒋斗争的怒潮。4月25日，刘天章为《国民日报》撰写了题为《护党运动与蒋介石背党》的社论，文章最后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就是护党”的口号，号召人民坚持战斗。

       1927年4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北京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噩耗传来，刘天章悲愤交集，即夜挥泪疾书，撰文哀悼，怀念他在李大钊的谆谆教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历程；怀念他曾与李大钊朝夕相处的难忘的岁月，控诉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残无人道的兽性行径。文中写道：“你已为革命而牺牲，今后割贼头，饮贼血唯有我们。”并以此作为《国民日报》社的挽联，送到西安各界人民追悼李大钊的大会上。

       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在革命高涨的时期成为陕西人民的喉舌，它团结、教育了人民，为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每日销售达2000余份，是陕西地区销售量最大的报纸。由于刘天章过度劳累，胃病复发，经组织和同志们再三劝说，才回到原籍高陵休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国民党当局强令《国民日报》改变宣传方针。中共陕甘区委指示报社继续坚持拥共反蒋的宣传方针，并决定由刘天章和白超然、童志道去西安留守司令部交涉，但被拘禁起来。刘天章据理痛斥敌人的法西斯行径，严厉地说：“我是报社社长，我负报社一切责任，可叫他们回去!”迫使留守司令部释放了童志道。

      刘天章和白超然被捕后，即被解赴河南洛阳。在洛阳狱中，他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继续进行斗争，把囚室当作锤炼革命意志、陶冶革命思想的场所。在敌人监视十分严密的情况下，他们仍设法秘密联系，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鼓励大家“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同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同年11月，刘天章又被解押到郑州内防处。

       郑州内防处是敌人关押共产党的“大政治犯”的监狱。在这里，敌人的看守更加严密，刑罚更加残酷，尽管如此，刘天章设法与狱中30多名共产党员秘密联系，组织起监狱党支部。他还亲自与外边党组织秘密联系，在1927年底向中共河南省委报送了《在狱同志调查表》，将狱中33名党员的编号、年龄、籍贯、被捕时间、原因以及在狱中的现状等作了详细汇报。不久，郑州监狱的所有政治犯又被押解到开封第一监狱。1929年夏季，冯玉祥与蒋介石分裂，开封监狱的政治犯先后获释，刘天章才恢复了自由。

       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和斗争，像熔炉一样，把刘天章锻炼得更加坚强。他出狱不久，便立即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党组织先派他在中共顺直省委做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报纸出刊数月，被迫停刊，刘天章又负责领导北方书店。党组织派他去负责互济会的工作，他秘密地举办小型的短训班，提高互济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曾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表彰。这年秋天，刘天章代表北方各省市党组织出席了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互济会代表大会，并介绍了经验。

       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备受折磨和摧残，但坚不吐实，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和党的组织机密。后被转送到“自新院”。是年9月，奉系军阀入关，晋军退出天津，“自新院”的政治犯乘机出狱，刘天章又一次获释。

       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会后，党中央对山西地区的形势作了周密的分析，认为山西地区群众斗争的力量对发动武装暴动十分有利，把山西作为北方革命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北方局于10月在天津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同时决定改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

       刘天章到任后，先以主要精力传达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展了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调整和恢复了省委、太原市委的领导机构。他深入到太原兵工厂、纱厂、东山煤矿、商震的军官教导团和晋军李服膺的第十七团进行调查研究，整顿加强党的组织。

       经过刘天章和省委其他同志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山西地方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31年4月，太原市党员发展到105人，团员31人。在白色恐怖的太原，环境险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刘天章设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筹得一点费用，均全部交组织统一使用，而他自己领取的生活费却很少。

      刘天章到山西后，一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狠抓组织工农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到1931年夏季，驻晋军阀部队中党的地下组织都有了新的发展，党员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就有党员五六十人，许多营、连、排长都由党员担任。据此，刘天章和阴凯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认真分析了新的形势，共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兵变计划，决定拉出高桂滋部两个团组成红二十四军；策动商震部军官教导团和李服膺部第十七团举行暴动，组成红二十五军；争取晋西的“武装土客”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1931年5月，在孝义县和中阳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这是华北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不久，驻汾阳永安镇敌军一个排全部起义，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游击队成立后，刘天章和谷雄一经常以买蜂蜜为名，到并州养蜂场同游击队负责人秘密接头，向他们传达党的指示，布置任务，转送枪支弹药。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公审土豪劣绅，开仓济贫，政治影响迅速扩大，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从此，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根据地初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震惊了山西的反动统治者。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派兵五万余人前往“围剿”。游击队与敌激战数次，终因寡不敌众，向陕北转移，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了关系，将晋西游击队及党的组织关系转交给陕北特委领导。10月，晋西游击队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合，成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创建的西北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

      1931年7月，在平定爆发了高桂滋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刘天章和特委的积极组织下进行的。正当高部地下党按照特委的指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的时候，在高部任排长的地下党员刘玉珊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高部地下党组织也有被破坏的危险。形势十分危急。刘天章仔细分析了突变的复杂局势，决定提前举行起义。7月4日午夜，在谷雄一、赫光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平定武装起义爆发了。次日，宣告成立了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四军，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刘天章和特委的同志得悉红军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指示太原市委立即将这个胜利的喜讯传达到党员和群众中去。坐镇北平的张学良，急令军阀石友三部沈克配合高桂滋余部前往“进剿”。老奸巨猾的沈克，设下“假投降”之计，率部向红军“投降”。红军领导人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信以为真，仓促前去接受改编，结果被俘，遭敌杀害。敌军乘机分两路进攻阜平县城，红二十四军被迫撤离，起义失败。

      红二十四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太原，刘天章和特委的同志心急如焚。这时，由于叛徒出卖，山西特委和太原市委已遭破坏，阴凯卿、任国桢等负责同志相继被捕。10月下旬的一天，刘天章回到太原，也被敌人逮捕。

       刘天章被捕后，敌人将他和阴凯卿、任国桢押解到太原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他都严守党的机密，用化名王慎修来对付敌人。敌人无可奈何，便拉出叛徒张绍武、陈伯英、孙斌、张凯等出庭作证，供出了刘天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接着，敌人又派出山西省“清共”委员会委员兼审讯员刘冠儒，对刘天章等进行诱降，遭到了失败。从此，敌人对刘天章严刑逼供，坐老虎凳、压杠子、抽皮鞭、灌辣椒水等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都用尽了。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刘天章被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不屈不挠，使敌人一无所得，束手无策。

       敌人太原警备司令部施用了种种酷刑和卑劣的手段都没有使刘天章等屈服，最后将他们移交给新成立的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继续审讯。会审处审判长、大刽子手韩甲三在阎锡山的指挥下，组织了五个审判官进行会审。刘天章把法庭当战场，对审判中提出的问题逐条据理驳斥，义正词严地质问敌人：共产党人救国救民，拯救民族危亡，何罪之有！敌人被驳得理屈词穷，便丧心病狂地判处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等死刑，并报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批准后开庭宣判，立即执行。

      1931年11月13日，阴森的气氛笼罩着太原，全城交通断绝，布下了严密的岗哨。审判庭杀气腾腾，刀枪林立。敌人对刘天章、阴凯卿、任国桢等要下毒手了。他们在法庭上仍骂不绝口，宣判还未结束，就齐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下午，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惨遭阎匪枪杀，壮烈牺牲。

       刘天章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将光照千秋，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全国解放后，山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找到了刘天章烈士的遗骸，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了烈士墓，永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