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乾五(1886~1930)，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化名刘省三，平利县八仙镇龙门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总政治部秘书长，20军党代表，中共湖南省军委书记。为建立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

廖乾五烈士：文武双全的我党早期优秀政治军事干部

        廖乾五(1886～1930)，陕西省平利县人。 幼入私塾，长大后，在大哥廖翰屏(秀才)处读书，并在邻村教 师处练拳习武。由二哥资助，1911年毕业于京师农业学堂。民国初年，在北京农事试验场工作。

　　1916年，陈树藩攫取陕西军政大权，邀请廖乾五回陕任职。他目睹陈树藩所作所为，愤而离开西安回汉口。1920年，廖乾五在湖北省军政府交通部长熊晋槐(同盟会会员)家当家庭教师。 五四运动使廖乾五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

　　1921年8月，廖乾五经早期共产党人包惠僧、李汉俊介绍，同施洋等人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2月初，廖乾五和项英、许白昊、陈潭秋、施洋、李之龙等领导了汉口江岸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二 七”惨案中，廖乾五同项英侥幸脱险。

　　1924年1月，廖乾五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代理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宣传部部长。4月，廖乾五担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13日，设在汉口德润里23号的地委机关遭敌破坏，廖乾五机智脱险，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决定包惠僧、廖乾五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

　　1924 年8月，孙中山创建“大本营航空局铁甲车队”，中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五任政治部主任。11月底，广东革命政府接受苏联军事顾问的建 议，改组铁甲车队，易名为“建国军大元帅 铁甲车队”，廖乾五任党代表，并兼任该队中共党小组长。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等对全队官兵进行严 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充分发挥党小组的战 斗堡垒作用，使铁甲车队成为我党最早掌握 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1925年10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 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北伐前夕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廖乾五升任第十二师政治 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引起廖乾五的极大愤慨。4月15日，国民党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议召开， 一致决议，“本军全体同志，誓为先锋”，讨 伐蒋介石。5月，张发奎、廖乾五率队，以伤亡1万余人的巨大代价，经过上蔡、临颍战役，击溃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为 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占领郑州、开封铺平了道路。 廖乾五于7月24日在九江 甘棠湖参加了“小划子会议”，为发动南昌起义做了重要工作。廖乾五是南昌起义诸多策划者之一，他还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1928年春，中共中央派廖乾五到北平(今北京市)开展工作。他到北平后，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跟踪，被迫一日数迁，无法开展工作。后来，在高文灏的资助和掩护下，秘密离开北平，到密云县暂时隐藏。当时密云县城驻扎着军阀的部队，兵多百姓少，无法活动立足，廖乾五只好辗转仍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

　　1930年，廖乾五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工作。任职不久，不幸被国民党湖南当局秘密逮捕，作为“要犯”羁押入狱。

　　1930年9月3日，廖乾五在长沙市郊被秘密杀害，时年44岁。

廖乾五：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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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永远的丰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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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乾五剧照

图书《廖乾五》

江西九江甘棠湖。1927年7月24日，叶剑英、贺龙、叶挺、廖乾五、高语罕等在这里一条船上召开了南昌起义前重要的“小划子会议”。

廖乾五的家乡陕西平利县是中国绞股蓝的原产地，也是中国最美乡村

廖乾五半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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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乾五半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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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乾五：文武双全的我党早期优秀政治军事干部

      廖乾五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历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党代表、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八一南昌起义后任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20军党代表;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时被捕牺牲。

探索前进

       廖乾五，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号乾五(又作乾吾) ，乳名博儿，曾化名刘省三。1886年2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平利县龙门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廖述职，开了一间饭铺兼营盐业。母亲汪氏，是本地农家之女，在乾五幼年时即病故。

       廖乾五的大哥廖翰屏，又名华国，系晚清秀才。民国初年曾在平利县任区长，后教书为生，1945年病故。廖乾五的二哥廖定三，又名华鼎，清末时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汉阳知府，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22年在川东为四川军阀袁祖铭杀害。

      廖乾五幼年时入私塾; 稍长，从大哥读书。廖翰屏执教极严，乾五聪慧勤奋，进步很快，对历史、古文和书法根底颇厚。廖翰屏生前曾多次对人说： “在我兄弟之中，唯乾五天资学问最佳。”

      青少年时代的廖乾五身材高大，不但喜文，而且尚武，注重身体锻炼。他曾从邻村王家榜的徐教师练拳习武，并教本村其他少年学拳。

       廖乾五不信鬼神，反对迷信。他家对面高坪山山脚下有座泰山庙，整年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看到乡亲们向泥胎寻求庇荫的愚昧行为，廖乾五既痛心又气愤。他趁黑夜摸进庙门，用力搬倒了几个神像泥胎，扔到河中。

      龙门街街口有一条横穿道路的山溪叫牛溪沟。由于山高坡陡，水流湍急，每逢雨季，山洪挟着沙石常冲毁便桥，断绝交通。街道里的老年人倡议在山溪上架一座石墩铁索桥。十几岁的廖乾五积极响应，和大人们一起，在激流中背石料、垒桥墩、扯铁链、铺木板，干得十分卖力，受到乡亲们的称赞。桥修好后，他和众多建桥者的名字一起，被铭刻在桥头的青石碑上。

      1904年，廖乾五考取贡生。两年后，其父廖述职病逝。1906年农历腊月。20岁的廖乾五和年届18岁的童养媳杨富秀(后改名杨万青) 结了婚。

      此时，胸怀大志的廖乾五不甘心在穷乡僻壤蜗居苟且，一心寻觅报国之门。1907年2月13日 (农历正月初一) ，他毅然离别兄嫂和妻子，赴湖北去找二哥廖定三。他以坚强的意志和体力，顶风冒雪，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一个多月，跋涉千余里，行至湖北省黄陂县境，由于盘费用尽，困居该地，在石碑湾一姓陈的绅士家当家庭教师数年; 后打听到二哥廖定三在武汉的消息，遂辞聘前往武汉。

      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廖乾五在武汉通过二哥的引荐，结识了进步绅士顾元伯以及老同盟会员、领导武昌起义的孙武、熊晋槐等知名人士;顾元伯聘他为家庭教师，教自己的儿子读书。1917年，廖乾五得了严重的骨髓炎，腿骨化脓，不能走动，在二哥等亲朋的资助下，治疗三年方愈。生活的坎坷和疾病的折磨。使廖乾五的身体变得非常衰弱和苍老。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政治和哲学书刊，既涉猎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方民主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病中，他写过大量寄情抒怀的诗词，誊抄装订后寄给在家乡教书的外甥王耀五，王曾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朗诵讲解。

     1920年，廖乾五应邀到熊晋槐家中当家庭教师，给其子熊觉生及高文灏、廖大松等人教授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鼓励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和古典名著，启发他们结合社会现实独立思考，在讲评时，无情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罪恶。在熊家任教的三年时间里，他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投身工人运动

      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思索和体察，廖乾五在拥护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1922年，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影响下，廖乾五在武汉毅然参加了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1922年，廖定三在川东被四川军阀袁祖铭杀害。廖乾五闻讯后悲愤不已，决心继承兄长未竟之志，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殊死决战，拯救水火中的同胞。他在熊晋槐家一边教书，一边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经常到工人、店员、学生中搞宣传、组织活动，有时深夜方归或彻夜不归。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被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无理制止。工人不怕威吓，宣布总工会成立，移驻江岸，并喊出“为人权而战，为自由而战” 的口号，下令全线工人于2月4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廖乾五和项英、许白昊、陈潭秋、施洋、李之龙等领导了武汉地区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2月7日，廖乾五等领导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并冲进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派军警包围江岸分会，竟悍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7人，伤200余人，被捕10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京汉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均为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廖乾五在敌人疯狂屠杀时侥幸跑出，隐蔽在一个小鸦片馆里，直到天色昏黑，才和项英一起乘小船到汉口，回到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的家中。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秘密联络处，紧急调查工人死难、被捕情况，成立济难会，抚恤死伤者家属并营救被捕工友，与各分会积极进行联系。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乾五、刘伯垂(刘芬) 、李隆郅(李立三) 以汉口特别区选派的代表资格，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闭幕后，廖乾五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积极协助林伯渠在汉口建立国民党执行部。3月中旬，他和刘伯垂、李立三等共产党员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词弹劾国民党右派分子覃振、雷大同、郭聘伯在武汉地区反对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受到这些顽固分子的攻讦。他们盗取 “武汉国民党员”的名义，在《为本党改组事上总理书》中写道： “倾据此间调查所得，刘芬、李隆郅、廖乾五三人均系江(亢虎) 、陈 (独秀) 党徒……凭藉吾党名称，实行破坏计划”。

      此时，因革命工作需要，廖乾五辞去熊晋槐家教师职务，移住清芬二马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1924年春，党组织在汉口英租界对面的德润里23号，租住楼上二层的五间房子，做为中共汉口地委的秘密机关。地委书记 (又称委员长) 包惠僧与其妻夏松云、许白昊和其妻秦怡君以及廖乾五、项英等人住在一起，对外称为一个家庭，大门口还挂着“湖南布庄”的招牌。廖乾五虽不满40岁，但已留了胡须，外貌显得特别苍老，算做秦怡君的“父亲”，经常教“女儿”念书，俨然是这个家庭的“长辈”。他们一般白天在家里开会或学习，晚上分头出外工作，经常到工人群众中活动。严肃的工作纪律和和睦亲密的“家庭”关系，使住在楼下的房东一点儿也没有看出破绽。

      5月16日下午2时许，由于工贼告密，地委机关突然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搜查。包惠僧适逢到上海参加中央会议未返，廖乾五、项英均外出工作，得以幸免;许白昊与前来联系工作的工人杨德甫被军警捆绑带走; 夏松云、夏之栩、秦怡君等女同志被监禁在房间里，不准外出。约5时许，廖乾五从外面回来。当他走到离机关不远的巷口买香烟时，听见摆香烟摊的小贩说，23号方才被查封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廖乾五察觉有变，机警地拔脚便走，但已被守候的便衣侦探窥见，急步追来。廖乾五向英租界跑去。一个便探紧追不舍，距离愈来愈近，眼看难以脱身，廖乾五急中生智，闪身躲入路旁一个隐蔽的拐角里，待到那个便探的脚步迫近，冷不防猛然跃出，飞起一脚，向对方横踢过去，将猝不及防的敌探踢倒在地。趁此时机，他继续向英租界疾跑。租界的铁闸门通常是关闭的，此时凑巧有一列火车快要开到，铁门豁然畅开，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而入。刹那间，气笛长鸣，火车已经驶到，那敌探望着滚滚铁轮，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归。

      廖乾五脱险后，立即赶到南陵路孙武的家里，得知刘百垂的律师事务所也被查抄，刘亦遭逮捕，便不顾自身危险，设法通知有关同志转移或隐蔽。由于包惠僧、项英、廖乾五都在反动当局明令通缉之列，各大报纸也登了他们三人“在逃”的消息，在武汉已无法立足，经党组织决定，他们三人先后离开武汉，到上海找中共中央重新安排工作。中央决定项英留在上海负责全国工人运动;派廖乾五、包惠僧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

创建革命武装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不久，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也有所认识和要求。这年秋天，中共广东区委与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由区委负责人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筹建一支全名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武装部队，任务是保卫大元帅府，维护广九、粤汉两条铁路的安全，同时做为为中共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基地。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选调了特别官佐徐成章和黄埔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又选调了廖乾五和原在北京工作的曹汝谦五名共产党员，具体负责筹建工作。11月底，铁甲车队正式成立，廖乾五任铁甲车队国民党党代表、在车队共产党组织内任小组长，徐成章、周士第任正副队长，赵自选和曹汝谦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队员共约150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或各地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分别编入三个排。铁甲车队名义在大元帅府的编制内，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部队所有人员的调配，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一切活动、训练等问题，也都由廖乾五、徐成章等向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请示，有时也找苏联军事顾问沙非爱夫商量。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廖乾五、徐成章等具体负责下，铁甲车队从成立起，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严肃的组织纪律，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

      建队初期，只有廖乾五等五名共产党员，随着铁甲车队的发展，又吸收了一批先进战士入党，形成了20多人的共产党员队伍，这就保证了共产党员是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把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尽管当时的工作和训练十分紧张、繁重，但廖乾五对党员的教育抓得很紧，坚持每周开一次党小组生活会，汇报思想，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经常带领党员参加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党团活动，听陈延年、肖楚女等作报告，充分发挥了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使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在廖乾五、徐成章领导下，把政治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成为铁甲车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特征。车队规定，每天上午或下午安排两个小时的政治课，由廖乾五、曹汝谦等分别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国内外形势等，结合具体实例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地主的罪恶，有时还请工农运动的领导者如彭湃等来讲工农运动开展情况。每天晚上，廖乾五都规定了政治讨论时间，官兵们在一起谈体会，提问题，争论、解答问题，形式生动，气氛热烈。他还经常找队员谈心，了解工作、思想、家庭情况，帮助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业余时间，官兵同声高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歌》，排演文艺节目，阅读中共中央办的《向导》、共青团中央办的《少年先锋》《中国青年》等刊物。通过这些政治活动，铁甲车队的官兵树立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铁甲车队刚建立一个月，彭湃就请求开赴广宁县支援农民减租运动。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大元帅府批准，除第3排留守广州外，其余1、2排共80余名官兵，在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率领下，于1924年12月10日进驻广宁县社岗。广宁的农民减租运动在彭湃、周其鉴等领导下蓬勃开展，但遭到反动地主豪绅的残酷镇压，形势对农民不利。廖乾五、徐成章等带队刚到社岗不久，粤军第3师副官长詹学新率两个连也开到这里。詹学新明显偏袒地主，指责农民。廖乾五、徐成章一方面向詹学新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发动铁甲车队官兵和农协会员向第3师官兵开展工作，将其中一批出身贫苦的下级军官与士兵争取过来。12月16日，大元帅府发来电报，指示由廖乾五、彭湃、蔡鹤朋、詹学新4人组成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开预备会时，廖乾五首先提出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江汉英、江淮英、谭侣松等8人、恢复农民协会等五项提案。蔡、詹二人态度暖昧，敷衍塞责。会后，廖乾五、彭湃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游行示威，向绥缉善后委员会请愿。在农民的压力和廖乾五、彭湃的斗争下，蔡、詹被迫作了让步，在正式会议上通过了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解除反动地主武装两项提案。

      广宁县县长蔡鹤朋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他口头同意两项提案，但一项也不肯执行，继续明目张胆地为地主出谋划策，撑腰打气。12月29日，广宁县团保总局局长谭侣松送来一张请贴，邀请铁甲车队全体军官和彭湃出席宴会，企图进行拉拢。廖乾五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将计就计： 由廖乾五、徐成章、彭湃身藏手枪，带警卫员参加宴会，席间逮捕谭侣松; 其他队员由周士第、赵自选率领，收缴团保总局的枪枝。

      晚上8时，廖、徐、彭和警卫员准时应约赴宴。席间，廖乾五突然拔枪在手，以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谭侣松的罪状，将其逮捕，押回驻地。蔡鹤朋等吓得呆若木鸡，手足无措。

      广宁县潭有江、 黄两家反动地主的炮楼， 构筑坚固， 配有大炮、土炮等火力，是广宁反动地主残害农民的老窝子。廖乾五、徐成章接受农民的要求，决定拔掉这两个炮楼。但由于铁甲车队没有重火器，多次组织进攻均未奏效。廖乾五等经反复研究，决定改变打法，带领铁甲车队，卫士队(廖兼任党代表)和千余农民武装，先将江家炮楼团团围住，切断其一切物资供应，打退了几路地主武装的援军，采用挖隧道用炸药爆破、堆积柴草火攻等办法，终于迫使江家地主投降，接着又攻下了黄家炮楼。这两个最顽固的钉子拔除后，其他反动武装不攻自溃，全县农民扬眉吐气。

       廖乾五、徐成章等在广宁支援农运97天，击溃反动民团数千人，歼灭1 000余人，缴获大炮、土炮数门，长短枪1 000多支，将全县反动武装一举荡平。1925年2月19日，廖乾五等奉命率队返回广州。广宁人民依依难舍，夹道欢送。广州各界于当月23日召开数万人大会，为铁甲车队庆功祝捷。

      在广宁支援农民运动期间，廖乾五和彭湃曾联名向中共广东区委等领导机关写过四次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支农工作和战斗情况。

      1925年5月中旬，正当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军在潮州、梅县地区围歼军阀陈炯明主力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广州兵力空虚，发动反革命叛乱。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与兄弟部队一起，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南渡珠江，安全转移。6月12日晨，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在陈延年、廖乾五、徐成章的指挥下，协同黄埔军校部队，迅速插入敌军纵深，从侧后向盘据在石牌、瘦狗岭方向的敌军发起进攻，收复了石牌车站和沙河，攻下制高点观音山，切断了龙眼洞和市区敌军之间的联系，配合主力收复了广州。当天下午，敌军一个师突然从北面向广州扑来。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广州军民猝不及防，形势顿转危急。这时，正带队返回防地的廖乾五、徐成章，当机立断，立即率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为上级调配兵力歼灭进犯之敌赢得了时间。仅这一天十几小时的激战，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就毙伤俘敌数百名，缴枪几千支。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于6月19日发动了省港大罢工。23日，广州10万工农兵走上街头，举行反英大示威。廖乾五、徐成章率领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的队伍走在游行队伍的尾部。当大队行经沙面对面的沙基路时，遭到预先埋伏的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军队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伤200多人。廖乾五等怒火中烧，指挥本队官兵，奋不顾身地在弹雨中疏散、抢救群众。

      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全面封锁香港。此时，徐成章调往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调任飞机掩护队队长兼党代表，铁甲车队的重担落在廖乾五、周士第(升任队长) 、曹汝谦三人肩上。

      10月初，廖乾五、周士第奉命率铁甲车队开赴深圳一带驻防，以深圳河为界，协助工人纠察队设置封锁线，断绝对香港的物资和粮食供应。10月30日，粤军残部邓文烈、罗坤部300余人，悍然在沙鱼涌绑架工人纠察队员10余名。铁甲车队闻讯后，即由廖乾五、周士第率领40余名队员前往救援。

      11月4日凌晨4时，1000余名敌军和民团团丁趁着夜色从东、南、北三面向铁甲车队的驻地偷袭。廖乾五、周士第立即指挥铁甲车队队员和工人纠察队队员共90余人抢占制高点，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天亮时，发现三面山头布满敌兵，又有两艘英国军队的小兵舰拖着四条民船，满载敌军强行登陆。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廖乾五下定牺牲决心，和周士第沉着指挥，用机枪、手榴弹、刺刀一次次将敌击退。早晨7时半左右，一艘英国大军舰从香港驶来，用机枪猛烈向铁甲车队据守的山头扫射，同时，一架英军飞机也俯冲扫射，掩护地面敌军进攻。廖乾五、周士第指挥士兵和纠察队员英勇进行反击。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至上午9时，沙鱼涌以及所有高地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廖乾五、周士第决定突围。周士第在前，廖乾五和纠察队员居中，排长李振森断后，向敌军猛冲猛杀，将守卫沙鱼涌街口的敌军一个排打垮，杀开了一条血路。

      突围后，廖乾五清点人数，仅剩17人(铁甲车队15人，纠察队2人)，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这时，已经三个昼夜没有很好休息，20多个小时滴水粒米未进，不少同志喉咙干哑得发不出声音。廖乾五找来当地一位农民，请他去散布“黄埔学生军从淡水打过来了”的假情报。这位农民欣然接受了任务。当敌人听说黄埔军校的队伍到来的消息时，吓得丢下没有做熟的饭，急忙溃逃，使铁甲车队和纠察队一些负伤、被俘或躲藏起来的同志，得以乘机脱险。

      最早突围的同志于当日上午回到深圳，见廖乾五等没有回来，以为他们已全部牺牲。省港罢工委员会沉痛地呈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了“廖党代表乾五等殉难”的消息 。

      原来，廖乾五、周士第等突围后，因敌人拦路堵截，在农民引导下绕道100多里，于11月5日下午才返抵深圳。人们立即转悲为喜，前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

      中共广东区委、广东国民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热情赞扬廖乾五、周士第等率领的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所表现的顽强拚搏、不怕牺牲的精神。正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对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镇压杨希闵、刘雾寰叛乱，封锁香港等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参加统一广东的斗争

      1925年11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组建叶挺独立团，指示刚从深圳撤回的铁甲车队并入该团做为骨干，军官、士兵一律提级任用。廖乾五由铁甲车队党代表升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 (叶挺独立团受该师指挥)政治部主任。到任不久，他即和代师长张发奎率部随4军 (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张善铭) 讨伐广东省南路军阀邓本殷。邓本殷盘踞在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既和帝国主义勾结，又与北洋军阀呼应，拥军两万，觊觎广州，是个危险的祸患。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里，许多军事长官看不起政治部，把它当做时髦的摆设。政治部人员少，权力小，工作很难开展。但在南征过程中，廖乾五以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胆略，大刀阔斧地在12师开展政治工作，取得很大成效。部队每到一地，他首先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召开讲演会、军民联欢会，宣传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据《军事政治月刊》记载： “该部主任廖乾五，暨全体职员，极肯努力工作。此次随军出发，沿途向民众宣传，无微不至，随处与民众谈话”。由于“该部之努力宣传，致使人民之疑惧尽释，由惊避怨恨，而欢迎欢送。宣传之功，实在不小也”。廖乾五还命人制作三尺见方的蓝色布旗十余面，上书醒目的白色大字标语，让政治部宣传队高擎于部队之前，“此种宣传方法，很有效果，人民一见，即能认识革命军之态度”，“所经之处，老壮妇孺莫不空巷来迎，夹道欢呼。其离大道稍远之村落，望见旌旗，即汲水置于道左”。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廖乾五更加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他教育士兵宿营时不许强占民房，要主动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扫院，借东西必须归还。出发前，他亲自带人检查执行纪律情况，并征求当地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对于军官，他也通过张发奎严格要求军纪，反对体罚士兵，不许随意拆老百姓的门板搭铺，不准酗酒、打牌、进妓院。在廖乾五及其领导的政治部的努力下，12师的官兵进一步明白了扛枪打仗的目的和必须依靠、爱护群众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在军容风纪、战斗力各方面，都跃居整个国民革命军之首位。

     南征途中，廖乾五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同徒步行军，和士兵边走边谈，还把自己仅有的食物送给伤员、病号。在他的行动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影响下，部队坚持不拉夫、不筹饷、不征粮、不占民房、买卖公平，在人民中传为美谈。军队对人民的爱护，激起人民拥军的热情，“沿途人民之担任向导，报告敌情，传递消息，率民团追击敌人，其为我军助者，不一而足”。在短短一个月内，由于政治工作密切配合，促进了军事行动，南征军很快将雷州半岛敌军肃清。12师政治部的工作实绩使代师长张发奎很满意，他很敬佩廖乾五，也更加重视政治部的工作。师政治部从初设的十几人增加到30余人，各团也增设了政治指导员一职。政治部不但在军队中站稳了脚跟，而且树立了威信。

      1926年1月17日，12师用两艘小火轮和几十条木船横渡琼州海峡，进攻海南岛。在开船前，张发奎因未见廖乾五而派人四下寻找。廖正在一条木船上向士兵作战前动员，并坚持要和士兵同船渡海作战。经张发奎再三坚请，他只好上了小轮船。12师在海南岛新榄港登陆成功后，立即向铺前墟推进。张发奎劝廖乾五留在后卫部队，廖回绝说： “越是战斗激烈、越是危险，越需要做好政治工作，鼓舞官兵士气! ” 他不听劝阻，和张发奎同乘一辆指挥车前进，官兵们看见师长、政治部主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深受鼓舞，一鼓作气攻下铺前墟，乘胜向文昌、湖山、三江方向发展。

      12师攻占海口后，廖乾五叫政治部科员魏鉴贤请当地师范学校几位学生来座谈。学生们听说和革命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见面，一下子涌来几十个人。廖乾五非常高兴，热情欢迎，亲切接待。在毫无拘束的交谈中，他了解到许多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情况，同时，也对青年学生们进行了启发和教育。事后，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编写出了《宣传大纲》，印发给政治部宣传队员和学生，勉励进步学生们利用寒假 “到民间去”，宣传、组织群众，把革命推向深入。这样做，既壮大了宣传力量，又解决了语言不通的困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廖乾五及政治部工作人员，还指导协助地方建立了国民党琼山县党部、各区分部；组织起琼崖船艇工会、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琼崖分会、澄迈学生救国会、除盗安民会等进步团体。为了建设、巩固地方政权，廖乾五还指派专人主持职能部门工作，召集人民代表推选临时县长。

      廖乾五身为军队高级政治干部，按规定可配备4名护兵。为了方便接近、深入群众，他常常一个护兵也不带，只带会说广东话的科员魏鉴贤帮助“翻译”。张发奎对他的作法很赞赏，常以他为榜样告诫部下。以后12师的军官外出时，护兵、马弁前呼后拥的现象大为减少。

       南征战斗中，由于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在联系民众、鼓舞士气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南征主力军4军12师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和友军一起，经过短短两个月的战斗，邓本殷军便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邓乘小船逃往国外。至此，广东南部全部获得解放，全省统一，南征取得完全胜利。

“铁军”政治部主任

      为了彻底推翻军阀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中国共产党敦促广东国民政府迅速出兵北伐，并决定派遣党的力量最强的、受12师指挥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队。5月底，独立团挥师入湘，首战攸县，击溃吴佩孚六团之众，在湘南站稳了脚跟。6月15日，第4军12师在副军长陈可珏、师长张发奎、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率领下，由广州出师北伐。4军主力在湘南和独立团会合后，接连攻克醴陵、浏阳、长沙、平江，毙伤俘敌万人之众，于8月22日入湖北，占领通城。次日，廖乾五参加军部召开的军事会议，研讨战局。由于他在湖北居住、工作多年，对情况熟悉，提出立即占领中伙铺车站，控制粤汉铁路的战斗方案，并指定叶挺独立团担此重任。叶挺受命率队奔袭，全歼湘军李金门一个团，占领了中伙铺。

      25日晚，军部下达了次日凌晨进攻汀泗桥的命令。汀泗桥是武汉第一道南大门，三面环水，一面高山如壁，素称天险，易守难攻。26日凌晨，张发奎、廖乾五指挥第12师主攻张兴国至汀泗桥一线守敌。战士们冒着弹雨奋力冲杀，敌军凭险固守，拚死顽抗，形成隔河对峙局面。下午，敌军集中所有大炮，掩护1 000余名精锐步兵疯狂反扑，一直打到4军军部和12师师部附近。廖乾五临危不惊，急调担任预备队的独立团投入战斗，将敌击退。8月27日凌晨，张发奎、廖乾五指挥12师及叶挺独立团再次发动进攻，在10师和第8军一部配合下，于晨8时突破敌阵，占领汀泗桥。当夜，吴佩孚亲率大刀队督战，将其夺回。28日，经四小时缴战，革命军二克汀泗桥。吴佩孚调马济武“武卫军”凶猛冲杀，又将桥夺去。

       当天，陈可珏、张发奎、廖乾五等正在筹划战事，叶挺前来报告，说从农民口中探知东面高山上有小路可达敌后，要求率独立团执行偷袭任务。陈、张、廖当即批准。8月29日午夜，叶挺独立团在农民带领下，攀越险峻的山间小道，绕道东北方向之古塘角，从敌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在独立团和友军腹背夹攻之下，吴军被彻底击溃，汀泗桥终于被北伐军占领。

       陈可珏、张发奎、廖乾五等乘胜挥军北上，克咸宁县城后，直逼贺胜桥。吴佩孚搜罗汀泗桥残兵、武汉援兵及贺胜桥守军共两万余人，调集大炮60门，机枪100余挺，配备铁甲列车，妄图负隅顽抗。4军12师、10师和7军协同作战，发起攻击。廖乾五熟悉铁甲车性能，命士兵向农民筹集大量稻草堆于铁轨，使铁甲车不能前进。革命军官兵乘机沿铁道冲杀，和敌军展开白刃格斗。敌军支持不住，如潮水般溃退。吴佩孚命大刀队一连砍死4名团长、旅长，也弹压不住。败兵自相践踏，掉进河中的不下千人。吴佩孚见危局无法收拾，抢先爬上火车，逃回武汉。贺胜桥大捷又俘敌官兵3 000余名，缴获吴军在此屯积的大批军火、物资，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贺胜桥大捷后，北伐军乘胜前进。9月2日，第4军在副军长陈可珏和军政治部代主任廖乾五的指挥下直指武昌城下，与第1军第2师三面包围武昌。9月3日凌晨，北伐军对武昌发起进攻。敌军在城垣以及蛇山、凤凰山制高点用重炮向北伐军轰击，停泊在长江中的敌舰也开炮助战，北伐军战至天亮未克。9月5日夜，北伐军再次向武昌发起进攻，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独立团奋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冲过城壕，从三处架云梯登上城墙。由于友军配合不力，后继中断，登城勇士孤军苦战，全部洒血城头。9月7日，各军调去江西战场与孙传芳部作战，留下继续围困武昌的第4军和第8军一部，由陈可珏、廖乾五统一指挥。武昌被围逾月后，城内弹药、粮食日渐匮乏，街头时有饿殍横陈，民心惶惶，兵无斗志。  10月8日夜，廖乾五派军政治部宣传队员数人爬城墙进入城内，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敌军献城投降并宣传安抚城中群众。9日夜，陈可珏、廖乾五再次下达攻城令。至10日早晨，北伐军终于攻占了武昌。廖乾五一面令政治部工作人员领导原武昌警察维持秩序、救济灾民;一面向广州国民政府等发电报捷： “武昌之围，已经阅月。本日上午2时，攻城司令陈副军长督率4、8两军奋勇攻城。刘逆玉春尚做最后抵抗，经激战至上午8时，武昌城被我军完全克服，所有逆军概就俘获。刘逆玉春，为我12师生擒，城中人民欢声雷动。现正筹划善后，拯救灾民。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廖乾五叩灰未”。

       第4军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和廖乾五领导的出色的政治工作有很大关系。由于他的努力，12师“全师官兵完全纪律化、革命化，只知为主义牺牲，为民众利益牺牲，不仅不怕死，且不知死”。当时第4军的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在报告中写道： “作战方面最可靠的那些军恰恰是政治工作特别强的那些军。”“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强的是第12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他是陕西人，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很善于在第12师中组织政治工作，以致在该师的政治工作人员被当做军队大家庭的成员。第12师政治部无论在本师对战士的教育方面，或在居民中间成立各种社会组织方面，都真正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第12师里，战士们不是表面上而是实际上懂得了为什么作战。第12师所经之处，群众都组织了起来。第12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在前线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愧为国民革命军的政工人员”。

      参与筹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包惠僧，在一次谈话中问张发奎： “在这次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作用如何?廖乾五主任的工作情况怎样?”张发奎说：“很奇怪! 一个老头子，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的生活和动作一切都不老了。廖主任是被称为我们全师的母亲，他的一切同一个青年人一样。他在部队中从我一直到士兵都处得很好，他对于联系军民、调和上下的办法多、作用大。他特别注意士兵的疾苦，我们一路行军与作战，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开小差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昌之战，叶挺独立团牺牲了191名官兵。在烈士遗体收殓停当，准备在洪山安葬立碑时，4军副军长陈可珏和12师师长张发奎不同意在碑文上刻“为无产阶级牺牲者”等词句。中共独立团支部将此事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区委支持照原文镌刻。于是党支部决定。由廖乾五、叶挺二人出面和陈、张交涉。他俩先找到陈可珏。廖乾五说： “独立团全体官兵都要求在烈士墓碑上写 ‘无产阶级牺牲者’ 这句话，这是既安慰了烈士，又教育了群众的一句很好的话。政治部已经同意了，军部也应该同意。”陈可珏不悦地说： “这句话太红了! ”叶挺当即反驳道： “在肇庆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太红了，当时我说要红才能打胜仗，现在不是得到证明了吗?! ”在廖乾五、叶挺据理力争之下，陈可珏不得不同意了。接着两个人又去找张发奎，一连谈了几次，出于廖、叶在4军中的威望以及独立团的显赫战功，张发奎也只好点头认可。筹备第4军阵亡将士追悼会时，廖乾五担任了筹备处主任。

       湖北省和武汉各界人民为了感谢和表彰第4军在北伐战争中屡战屡胜的卓著功勋，特地制造了一面刻有“铁军”两个红字的铁质盾牌，排着队伍、敲锣打鼓送往第4军军部。陈可珏、廖乾五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接受了这件有特殊意义的赠礼，命人悬挂于军部醒目处。从此，“铁军”的威名传遍了天南海北。

      为了扩大北伐战果，巩固武汉的地位，第4军仅休整了一个多星期，即由军政治部主任兼12师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和12师师长张发奎，率12师及10师一部，于10月21日出发，配合友军讨伐盘踞在江西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进入江西后，廖乾五率领35、36两个团和张发奎分兵作战。11月2日上午，35、36两个团与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颜景崇、上官云相部遭遇于德安以北马回岭，经5小时血战，将敌击退并占领所有高地。敌军用火车将援兵源源运来，猛烈反扑，将35、36两团紧紧包围。廖乾五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破围; 友军贺耀祖的独立2师却隔岸观火，见危不救，使廖部陷于孤军苦战的危境。身临困境的廖乾五，沉着、坚定地勉励官兵发扬“铁军”敢打敢拚的精神，指挥余部殊死血战一昼夜，终于反败为胜，于次日将敌击溃并歼灭其大部，进而攻入上官云相的旅司令部，缴获其未及带走的作战计划。这一仗，廖乾五所率的两个团虽有7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但消灭了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部队，为江西讨孙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后，廖乾五在给陈可珏的报告中叙述马回岭激战的险情时，自豪地写道： “使非本军者，未有不完全覆没者也! ”

      马回岭大胜后，廖乾五率部乘胜攻占九江。11月9日，他推荐师古农担任九江县县长; 又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委任九江电话局技术主任陈翰扬任该局局长。4军政治部在九江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到会者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五)，12师36团团长黄琪翔等。人万人以上。廖主任高诵总理遗嘱并讲话。淋漓痛快，发挥尽致，最为动听，声达40余米。鼓掌雷动，高呼口号，革命空气，布发全场。”

      11月下旬，廖乾五、张发奎率部回师武汉。为了提高士兵政治文化水平，廖乾五于11月29日领导士兵教育委员会编辑《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共三册，含100课，计划每天讲课一小时，三个月讲完。廖乾五是“读本”审查者之一。1927年2月初，在廖乾五主持下，4军政治部制订了“士兵训练计划”，对各级政治部和政工干部规定了详细、具体的职责和任务。3月14日，武昌各界240多个团体共计10万余人召开大会，热情慰问劳苦功高的第4军将士。廖乾五担任大会赞礼。3月16日，第4军和第11军召开军官联席会议。廖乾五在会上慷慨陈词： “我们受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毒，几十年帝国主义的毒，而帝国主义又是利用封建制度压迫剥削我们的。要解除我们的痛苦，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建设民主制度! ”表现了彻底的革命精神。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引起廖乾五的极大愤慨。他和国民党第4军特别党部、第4军政治部的20余名将领联名通电，严词斥责蒋介石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工农群众，摧残民众运动，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要求全军上下“破除个人感情，下大决心，一致声讨”，恳请中央将蒋介石“停职查办并永远开除党籍”，呼吁“全国民众及本党同志一致声讨此帝国主义最新式、最得力之工具蒋介石，以挽救革命危机”。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后不久，决定进行第二期北伐，消灭河南、河北等省境内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1927年4月，4军军长张发奎任第一纵队司令官，统帅第4军、第11军和贺龙独立师担任右翼。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受命负责指导11军政治部和独立师政治部在前线的工作。

      4月24日，廖乾五率4军政治部乘火车北上，抵达豫南重镇驻马店。沿途每至一地，都先由政治部工作人员与地方接洽一切。到驻马店后，4军政治部组织了图画宣传委员会，绘制大批宣传画、标语画和壁报，四处张贴，老百姓竟相围观，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廖乾五还把军政治部宣传队分为七个小队，深入农村，向农民和红枪会成员进行宣传和讲演。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和军纪严整，4军官兵宿营时坚持露宿空场，不占民房，遇到下雨群众腾房来请也谢而不进; 民众设“茶水站说明不要钱，士兵喝水后仍投一枚铜元方去”。老百姓高兴地说：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招待革命军如新女婿”。

      5月14日下午，4军在11军协同下在上蔡县东、西洪桥与敌奉军的王牌部队——镇威11军展开激战。敌军顽强抵抗，不断增援、反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廖乾五率领政工人员连续三昼夜在战壕里进行宣传鼓动，运送弹药给养，抢救伤员，红枪会和农民也踊跃参战和支前，大鼓官兵士气，战至17日上午10时，敌11军副军长兼12旅旅长富双英率一部投降，残敌不支，向逍遥镇溃退。5月24日，廖乾五、黄琪翔 (时任4军副军长) 亲临前线，指挥12师和贺龙独立师在沙河以北将敌第8军包围。此役歼敌1 000余名，毙俘敌团长3名，攻占逍遥镇。5月27日，4军各师向临颍开进。廖乾五、黄琪翔率12师由左翼进攻，在瓦店十里头与凭险固守的敌军激战一昼夜。5月28日，敌全线崩溃，4军占领临颖县城。廖乾五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6月上旬，第4军由临颖出发，经西华、扶沟、鄢陵、尉氏等县，占领开封。奉军继续北逃，退入河北省境。

      在一次总结东路战事的将领会议上，张发奎对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极为满意。他把政治部的工作比喻为“垦荒田”，“在本来不能生产的荒田上，通过政工人员不辞辛苦的努力之后，居然获得了很好的收获”。报纸也报道4军军官赞扬士兵们英勇作战，争先恐后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不愿做预备队的精神; 伤兵精神极好，伤不重者不愿回医院而仍赴前线战斗;由于士兵过于奋勇，致有时追敌过远而受损失，因之不敢吹冲锋号，尤足证明政治工作之效力甚大。

      根据郑州会议决定，武汉政府所辖各军奉命回鄂。廖乾五怀着“本欲直趋北京，不料南返武汉”、壮志未酬的遗憾心情，于6月17日返抵武汉。

参加南昌起义

        继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亦于武汉公开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陷于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廖乾五按党的指示前往南昌参加起义的筹备工作。7月22日晚，他与恽代英先后秘密登上一艘从武汉开往九江的轮船。两个亲密的战友在此重见，心情异常悲愤。廖乾五愤恨地说：“我们辛苦经营的武汉现在完了，真让人痛心! ”他们到达九江后，受到11军24师师长叶挺的欢迎。廖乾五和恽代英住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里。在此前后，高语罕、谭平山、林伯渠、李立三、郭沫若、彭湃等也先后到达九江。

      7月25日，贺龙、叶挺分别接到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关于前往庐山开会的通知。贺龙、叶挺约请廖乾五、高语罕、叶剑英(时任第4军参谋长)在甘棠湖里一条小船上秘密开会商议，研讨对策，一致主张不理黄琪翔、朱培德的邀请，也不听汪精卫、张发奎叫部队开往德安的命令，立即率领部队开赴南昌。会后，叶挺的24师和贺龙率领的20军相继到达南昌。7月27日凌晨，周恩来秘密到达南昌，于当天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

      7月29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做出三条决定，其中包括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廖乾五、恽代英、高语罕等共产党员等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叶剑英立即设法将此紧急情况通知了廖乾五。廖乾五等连夜转移住处，隐蔽起来。7月31日晨，他命勤务兵携带原政治部的26支短枪，和自己一同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中途，他在黄老门车站下车，向驻扎在这里的4军第25师73团团长、共产党员周士第谈了敌情，要他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行动 (该团于8月1日下午根据中共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 。

        廖乾五等到达南昌后，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往设在百花洲心远中学的第11军24师指挥部，协助师长叶挺指挥部队行动。7月31日深夜，起义的时刻到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后，8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廖乾五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对一个原4军政治部的下属说：“好啊!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政府——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干一场!”8月2日，廖乾五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20军 (军长贺龙) 政治部主任 (后改为党代表)。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离开南昌，向抚州进发，准备经广昌、瑞金、寻乌直取广东梅县，占领海口，开辟东江根据地，以取得苏联的援助。廖乾五高瞻远瞩，派原4军政治部总务科长叶古衣先行回到汕头，发动工农，策应起义军的到来。

      南下途中，正值三伏炎夏，酷热难当，加之医药匮缺，中暑死亡者日渐增多。廖乾五身为宣传委员会委员、20军政治部主任，履行职守，一路上讲故事、说笑话，勉励青年同志;领导宣传队张贴宣传品，书写“打倒新旧军阀”等标语、口号。他和林伯渠、徐特立、谭平山、方维夏等八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每天跟着大队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徒步行军，精神焕发，坚持到底，被同志们誉称为“八仙”。

      8月25日，起义军在瑞金壬田与钱大钧部遭遇，激战一夜，歼敌两个团。30日会昌之战，俘敌900，缴枪千余，占领了瑞金，但起义军也有较大伤亡。9月初，廖乾五和周逸群共同介绍20军军长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瑞金的短暂休整期间，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闽西敌军力量薄弱，又有水路便于运送伤员的情况，决定改道，由闽入粤。廖乾五和贺龙一同带领20军由瑞金到长汀，由汀江乘木筏和船只，顺流而下抵上杭。因汀江下游水急滩险，致使一些船倾筏翻，牺牲了部分同志，廖乾五和贺龙异常痛心。

      9月18日，起义军进抵广东大埔;继而在汕头工农群众配合下，攻占了潮州、汕头地区。此时，敌军15 000余众集结于丰顺县之汤坑，居高临下对起义军进行阻击。贺龙、廖乾五、叶挺等率部与敌展开激战。由于地形不利，敌情不明，加之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从9月27日鏖战到29日，5000余名起义军伤亡过半。不久，汕头、潮州均陷敌手，起义军渡过榕江，向海陆丰转移。

      10月3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普宁县流沙一个小庙里召开扩大会议，廖乾五、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20余人参加。前委书记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会议还宣布了贺龙、廖乾五等立即离开部队，经香港转赴上海，由中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决定。廖乾五和贺龙忍痛离开了部队，一起秘密经汕头乘船前往香港，再转上海。廖乾五抵上海后，住在新大沽路，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英勇不屈

      1927年10月上旬，廖乾五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小组组长，任务是接待和组织全国各地到中央报到、等待分配工作的党员学习文件，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随后，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事部 (一度改为中央组织局军事科) 工作。由于他在北伐战争中名声大，认识他的人多，不宜外出活动，主要搞机关内部工作。这一阶段，他抓紧时间读了不少书，回顾总结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和经验教训，经常和一起工作的同志交谈，教导青年同志从事地下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虽然年纪大、资格老、威信高，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说话幽默风趣，而且为人慷慨大方，喜欢帮助别人，俨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深受同志们的敬重和爱戴。

      1928年春，中共中央派廖乾五到北方工作。他到北平后，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跟踪，被迫一日数迁，无法开展活动。后来，在高文灏(又名高幼湘，是廖在武汉时教过的学生，时在北京大学上学) 的资助和掩护下，他化装秘密离开北平，到密云县暂时隐蔽。当时密云县城驻扎着军阀的部队，兵多百姓少，无法活动和立足，只好仍辗转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

      1930年，党中央派廖乾五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对敌军的兵运工作。他到任不久，即不幸被国民党湖南当局秘密逮捕，作为“要犯”羁押入狱。

      廖乾五投身革命多年，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早已忧国而忘家，把个人生死利害置之度外。因而被捕后，任凭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横眉冷对，沉静坦然，绝口不谈党的任何机密。何键惧于廖乾五在军政界和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影响，不敢公开审讯，遂下令将他秘密杀害。廖乾五牺牲时，年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