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油画作品《党的十二月会议》

土改运动中解放区农民举行集会

浙大同学举行示威游行

《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这张照片拍摄于一场地主批斗大会上，照片里的这位大娘，正在诉说她遭受到的伤害，说到伤心处，更是不禁哭了出来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解放区群众在登记、丈量土地

        邳县的土地改革，从1950年11月20日县委土改工作组进驻一区坊上乡搞试点正式开始，到1951年1月地委土改工作队到邳后，全县各区的土改才普遍展开，至是年底，结束土改，历时一年。图为邳县庆祝土改试点工作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适应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剥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图为土地改革宣传

       到1952年9月为止，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必要条件。图为报刊宣传

图为1950年代新《婚姻法》宣传画

      从1951年2月起，成都市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广泛推广。至1952年春，成都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另外，从1952年12月起，成都郊区农村又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纠正错划阶级成分，制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以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这项工作至次年2月也全部结束。成都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伟大而历史性的胜利。图为1951年，新都人民在土地改革中焚烧地契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约有35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决定分别不同情况，用更长的时间，采取适合各少数民族特点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措施来完成民主改革任务。在西藏地区，中央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并耐心等待各种条件的成熟。后因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在平叛的同时，应广大农奴和进步上层人士的要求，开始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结束。

图为1951年10月，拉萨群众欢庆西藏解放

登巴白吉在自家的经堂里用饱满的青稞和鲜花供奉毛主席的像，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图为民主改革后登巴白吉幸福的一家

图为毛泽东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题词

图为藏民选出自己满意的人民代表

翻身农奴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牛羊

图为西藏东噶宗农奴当珠在民主改革大会上控诉万恶的农奴主

图为1959年民主改革后的西藏山南乃东县，69岁的“朗生”登巴白吉分到了一匹马和两头牛，按传统习俗主人要给马挂上哈达，给牛身上涂抹酥油

      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党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为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我国反封建斗争深入的表现。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使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图为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

图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

图为青年男女依照《婚姻法》进行登记

图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宣传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两名青年在观看宣传小册子

      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得到发展。

       城市工商业的迅速恢复，与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是分不开的。城乡交流的活跃，打破了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

       在对外贸易方面，针对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操纵英、法、日等36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对策，西方国家所禁运的各种战略物资，转为大部分从苏联等国家进口。同时积极争取同一些西欧、北欧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并充分利用港澳地区的转口贸易，作为反禁运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西方禁运最猖獗的195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9.55亿美元，逐渐将旧中国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

       在进行各种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党和国家还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多数省、市、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正式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加强。1951年3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并做到有职有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党的中心工作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到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区47个，除最早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外，着手筹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级自治区。经过三年努力，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强调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七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决定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图为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图为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图为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邓小平、彭真在一起

       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党确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有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建设。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陆续出版发行，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担负着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党的队伍也面临新的考验。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3年中央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在整党期间，还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到1953年6月底，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

      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图为金塔县党员干部开展学习教育

图为金塔党员干部学习整风运动指示精神

图为金塔开展批修整风学习班

         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相配合，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党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胜利。

      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图为“三反”运动宣传画

“三反”运动宣传画

“三反”运动街头宣传墙报

西南贸易部，于1952年1月3日与中国店员工会重庆工作委员会、重庆工商业联合筹备委员会联合举行反贪污、反行贿动员大会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河北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于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到会人员多达二万一千余人，二人于当日被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贪污犯张子善

贪污犯刘青山

刘青山、张子善受到正义审判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新中国成立三年以来，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