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生(1909~1965)陕西榆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三边特委书记,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统战部部长,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局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他17岁投身革命,曾被学校开除,建国后成甘肃首任省委书记。他就是革命前辈——张德生。
张德生1909年出生在陕西榆林的一个贫困家庭,1926年考上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当时正式国共合作时期,学校教师当中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学校还建有中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革命气氛相当浓厚,张德生在这里受到了大革命的熏陶,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于中国人民为谋求解放而斗争的行列中。
张德生(右二)等与毛泽东在一起
1949年张德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在这期间坚持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为甘肃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肯定。
张德生画册
张德生在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力求从实际出发;在领导陕西“三大改造”运动中,也比较积极稳妥。1956年,陕西农业生产获得空前丰收。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中,陕西的工作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也发生一些失误,但他能及时纠正。三年困难时期,他和陕西省委顾全大局,调出一些粮食支援外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张回陕后曾反复讲,陕西省的工业布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工业和生活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周恩来的多次肯定。1960年以后,由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工农业方面存在“两长两短”(工业腿长,农业腿短;机械工业腿长,原材料工业和轻工业腿短)的状况,提出“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的口号和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措施。1962年,在渡过暂时困难之后,陕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排除各种阻力,采取断然措施,坚决调整和整顿了产供销问题无法解决的工矿企业,减轻了农业负担,保证了骨干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在农业内部,根据陕西省的自然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确定陕北地区,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山货土特产;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要建设成为商品粮棉基地。这些论点的提出,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在“四清”运动中,他对当时的“左”的做法,有所觉察,曾对一些地委书记说:“给干部作结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过去有人说陕西地下党是托派、是红旗党,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看法是错误的。”张宽于待人,严以律己,对自己的错误、缺点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大跃进”运动中一度出现的“一平二调”、剥夺农民的错误,他作过几次公开检查。对于反右倾斗争中批判错了的同志,他在会上公开检讨,赔情道歉。1965年3月4日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56岁。临终时曾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研究。
图为1954年至1965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时的张德生
1950年1月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主席邓宝珊,副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
194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共甘肃省委,任命张德生为书记
1950年1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全体人员合影
张德生查处了“新中国第一骗”李万铭。李万铭靠一张嘴骗进中央,却因一句话锒铛入狱。李万铭1927年出生于陕西安康,他的家世不错,父亲是个奸商,而李万铭从小就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在邻居眼里是个小魔王。上小学期间,李万铭调皮捣蛋,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被学校开除,但却让他学会了2项行骗的技能:刻章、模仿笔迹。再大些,他继续自己的小聪明,利用其兄当邮差的工作之便,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而父母了解真相之后,非但没有批评他,反而大肆表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李万铭走上更大的行骗之路。提起李万铭,可能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当时身为开国大将、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都曾亲自在人第一届人大会议上介绍李万铭的事迹。只是此人的事迹并非光荣的代表,而是一个十足的大骗子行径,靠一张嘴和一些小伎俩骗进了中央,担任中央林业部任行政处长。事情败露后,舆论一片哗然。李万铭也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大骗子”、新中国“开国第一骗”。
1955年,李万铭终于败露,在与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谈话中,他说自己“即将赴兰州任要职”,正是这一句话露出了破绽,因为张德生任二野政治部主任和兰州军区政委,对很多情况非常了解,派人调查了李万铭的情况,发现了诸多漏洞,将其抓获。李万铭并未狡辩,交代了自己的全部行骗罪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张德生画册》
张德生生平
1926年入绥德省立四师读书。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党员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同年10月出席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的扩大会议时被绥德县政府抓捕,入狱后经组织营救于翌年获释。1932年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书记。1933年1月至5月任中共宁夏区委书记,6月至8月任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1月至1934年2月陕南(汉南、汉中)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4年2月至9月任中共陕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于8月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局汇报工作。10月赴川北传达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指示。
1935年2月任中共汉中道委宣传部长、川西道委宣传部部长。
1935年3月先后担任中共川东、川西道委宣传部部长、川陕省委宣传部干事。6月调入红军总政治部地方部和中央局工作。
10月长征到陕北。11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干事。
1936年1至3月任中共关中特委宣传部部长兼《关中小报》社主编。
1936年6月任中央巡视团成员,到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开展地方工作。10月至11月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西安事变”后,参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同年12月至1941年6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3月至至1938年春兼任西安市委书记。
194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1942年7月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8月兼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
1942年12月至1946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12月任关中分区友军工作核心领导成员。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
7月至8月指挥爷台山反击战。
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0月任西北局秘书长。
1946年1月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4月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6月密赴商洛接应从中原解放区突围到豫鄂陕边境的中原野战军北路部队。
1947年3月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8月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榆林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专员。
1948年12月任西北野战军前委民运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主持政治部主编的<群众工作通讯>的创刊发行。
1949年2月任一野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1月至1950年5月任一野暨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49年7月至1954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兼任甘肃军区政委、党委副书记、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
1950年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副主席。
1950年3月至8月任西北军区第二兵团、甘肃军区副政委,同年8月至1954年9月任甘肃军区政委。
1954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54年7月兼任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10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1955年3月至至1962年5月任陕西省第一、二届政协主席。
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作大会发言,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60年11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西北局,张任第二书记,仍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3月、1959年7月,还被选为政协陕西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