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1927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是党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1927年12月12日，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中弹身亡，年仅29岁。张太雷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2009年9月10日，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儿童时代张太雷

 张太雷烈士家书手稿(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张太雷（后排左一）与常州中学旅津校友合影

张太雷毕业证书(原件藏于天津大学档案馆）

张太雷学籍册(原名张曾让)原件藏于天津大学档案馆

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张太雷

1918年，张太雷与陆静华结婚

五四爱国运动时，张太雷积极投身其中

《益世报》报道张太雷赴塘沽及郊区演讲情况

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会员合影

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陈独秀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合影(右二为维经斯基，右三为舒米阿斯基，右七为达林)；张太雷任中国科书记

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油画作品)

油画

油画

 广州起义中的炮兵

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油画作品)

1923年6月12-20日，张太雷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右三为张太雷(油画作品)

1926年张太雷在北伐途中

张太雷负责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

1925年张太雷当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该照片拍摄于1925年

1921年7月12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讲坛上介绍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图为演讲稿译稿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的照片

张太雷的子女，左起：张一阳、张西屏、张西蕾

张太雷儿子张一阳

1921年，在苏联时的张太雷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常州张太雷故居

晚年的张西蕾（张太雷女儿）

张太雷烈士雕像

张太雷烈士雕像

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张太雷的名字，是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紧密相连的。他由英文翻译出身，成为党内最早的国际活动家。他是共青团的重要创建人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武装暴动中担任总指挥，是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其英勇精神长期受到人们称颂。在短短的29年人生历程里，张太雷拥有着中共历史上太多的“第一”，重温这位革命先烈的传奇人生，会给人心灵以“巨雷”般的震撼。

      五四运动的弄潮儿

      张太雷原名椿年，后因立志化作“巨雷”，冲散阴霾，改造社会，遂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巨雷。由于父亲早逝，幼年的张太雷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甚为清苦。1915年9月，张太雷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他本想毕业后谋取一个体面的职业，好赚钱养活母亲，早日摆脱生活困境。哪知北大预科要学习三年才能升入本科，本科又得四年，这得花多少钱？学制太长，他的经济条件实在难以维持。恰好这时北洋大学在《申报》连日刊登招生启事，它的预科学制只有半年。张太雷闻知后怦然心动，立即动员中学同学吴南如一起报考，顺利通过考试后，于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特别班学习。1916年暑假，张太雷转入该校法科法律系学习。由于家里无法供给费用，他只得自谋生路。由于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因此入校不久即得以受聘于一位美国教授在天津主办的《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沉闷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重要文章。张太雷读了这些文章后深受启发，他认识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解除人民大众的困苦，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发起组织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旨在改造黑暗的旧中国，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科学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去。6月1日，张太雷和3位同学赴塘沽两等小学讲演，接着又乘船过海分别到东大沽、西大沽演讲。他们痛切的言词、革命的激情，使听众十分感动。不少人主动给他搬凳子、烧茶倒开水。在返回塘沽的路上，他们又在车站附近进行演讲，听众几乎把道路都堵塞了。直到火车开动时，他们才匆忙跳上车。由于在活动中表现出坚定的斗争性和突出的领导协调能力，张太雷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主持活动的策划、部署和协调等。

      为抗议军阀马良在山东枪杀爱国同胞的暴行，8月23日，北京、天津的25名代表到新华门北京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惩办祸首马良。同反动军阀一丘之貉的北京政府逮捕了请愿的代表。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立即组织了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张太雷是代表之一，冲破反动当局的层层阻挠，和同学们到了北京，与北京的3000多青年学生汇合，浩浩荡荡地到北洋军阀的总统府请愿。他和同学们表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反动军阀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中共党团组织初创的参与者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过程中，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陈独秀便指派小组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大学毕业的张太雷来到上海。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施存统、张太雷等8人正式发起建立。随后，全国各地团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在沪期间，张太雷还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

      是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建立，张太雷参加了这个小组，成为最早加入的成员之一。从此，张太雷踏上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10月底的一天，回到天津的张太雷在建国道91号与谌小岑等7人召开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会议。张太雷主持会议，由于椅凳不够，大家都站着。他把自己起草的中国第一个团章念给大家听：“我们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参加团组织主要的应该是青年学生和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上凡经两名团员介绍，要求入团者都可加入；团员如果是危害其他团员，或有不道德行为的，可作开除论处……”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张太雷示意大家小心，又接着轻声念：“达此目标的方法是：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调查工人的状况；散发文献书籍；基础的宣传鼓动；组织讨论；出版文献读物；邀请名人讲演；组织研究会；协助组织罢工……”

       大家举手通过团章，并一致推选张太雷任天津青年团小组的书记。

       张太雷领导的团小组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如何发展组织，交流彼此了解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研究如何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还讨论革命理论问题。他们还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给天津和北方地区的人民群众，还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翻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张太雷领导的天津团小组成立才一个月，就公开出版发行了《劳报》。

       由于军阀的摧残和捣乱，《劳报》创刊后不久即遭查封，张太雷于1921年1月4日将之改名为《来报》在天津继续公开出版。

       由于报纸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来报》只出版了20多天，即遭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发行人陶某被捕，从他那里“翻出来好多的过激派的书籍”。《来报》报社被迫迁出法租界。天津教育界爱国人士马千里帮助起草了呈文，《来报》以《津报》的名义重新出版，继续战斗不息。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革命“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共青团的青年领袖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斯基来到中国。马林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建议召集一次全国性的建党会议。李大钊赞成马林的意见，但因工作关系，他暂时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太雷和张国焘陪马林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商议，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筹备期间，张太雷把张国焘等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翻译成英文，交由马林修改。未及等到会议召开，张太雷即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第一个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见到列宁，张太雷激动不已。列宁以流利的德语和法语发表演说，激情铿锵。他的最后几句话，完全淹没在霹雳般的掌声和口号声中了。张太雷看到列宁铿锵有力的手势，不觉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这个文献明确指出，青年团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团组织的任务是“集中领导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在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组织”。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青年共产国际于7月9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张太雷、俞秀松出席了大会，成为最早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国人。

       7月12日，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内人头攒动，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代表。张太雷健步走上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他沉稳地看着气氛热烈的会场，开始了他的演讲。在5分钟扼要简短的演讲中，他简要地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发展前景。他表示，中国团拥护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革命青年运动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国家之内，它涉及到各国青年的利益”，必须团结奋斗；要“在中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时要考虑以“中国现实的特点”；打算派遣团员赴苏俄学习，为中国团和青年共产国际下设的远东青年书记处培养工作干部。

       张太雷被大会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受命回国组织青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会后，张太雷又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

      11月，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指示，张太雷主持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同时明确在团中央机关正式组成以前，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执行中央职权。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分别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和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如期举行。其中，参加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共67人，中国13个组织共派出代表27人，是人数最多的代表团。张太雷为这两个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并参与了《对东方国家劳动人民宣言》的起草工作。会议期间，张太雷介绍江苏五中时的同学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此了解的两位老乡、老同学终于成为党内并肩作战的战友，耳旁响起的国际歌的雄壮旋律：“这是最后的战斗，团结起来到明天……”成为他俩共同的心声。

会后，张太雷回到上海，受党中央委托，与瞿秋白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张太雷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了团章和团纲草纲的报告。大会正式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与蔡和森、俞秀松、高君宇、施存统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施存统任书记。大会还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青年国际组织——青年共产国际。至此，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中国青年运动从此有了自己的核心。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张太雷和恽代英、邓中夏等主持了大会，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0月，张太雷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后，张太雷又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

1924年春，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刻，张太雷奉命回国，接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国共合作的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到大革命运动中去。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之命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一系列决议。在大会的第一天一开始就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已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的名称，为表明中国团组织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青年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团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也表示和第二国际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根本区别。在30日举行的团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张秋人、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负责常务，张太雷为团中央总书记、《团刊》编辑，兼妇女部长。

       武装斗争的倡导者

       早在北伐战争开始的前夜，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建立独裁统治，展开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张太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于1926年3月19日发表了《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啊》的文章，指出：“广东已经统一了，”但是反革命的基础，民团，土匪，地主，官僚还存在着，我们要“提防着”敌人的阴谋。果然，蒋介石于同年3月20日和5月15日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企图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对此，张太雷赞同毛泽东、陈延年等人“进行坚决回击”的主张，并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武装反对蒋介石的进攻。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霎时间，中国大地乌云翻滚，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接连发生。

      为了总结斗争经验，挽救革命危机，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张太雷等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力主脱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大力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

       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夜，张太雷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的文章，指出现在我们的厄运是反革命给我们的；现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来压迫及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局面，因为敌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进攻我们的，而我们自己是无组织的抵抗，因为我们现在落在很困难的地位。张太雷认为：“应该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大革命已到了危急关头，必须公开亮出自己的意见，义无反顾地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时局问题。会上张太雷提出，敌人可能会制造出“马日事变”同一把戏，造谣武汉工人纠察队要缴何键部队的枪械，并以此为借口，对我们进行镇压，因此我们一定及早提防。7月上旬，党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成立了由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组成的5人常委会。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枪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中国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在大革命遭到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汪精卫和蒋介石已联合起来，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有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才能挽救革命，挽救党。张太雷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筹备者之一。他在会议上和其他代表一起，批判了陈独秀反对工农革命的右倾错误，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力主发动工农群众，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提出：“共产党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并决定了湘鄂赣粤四省发动农民秋收起义的计划，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在危急的时刻，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对革命的前途始终充满着信心，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迎着暴风雨，坚持继续革命。他以坚定的意志表示：“无论怎样，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与此同时他在思考着革命的道路问题，曾说：“要获得革命胜利，就要改变斗争方式。”

      张太雷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的过程，目睹中国共产党人遭受屠杀的惨状。他深有体会地指出：血的教训已无情地告诉我们，靠国民党军队，我们革命不会革掉敌人的命，只有革掉自己的命。他主张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并亲身投入革命斗争的实践，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向，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八七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和闽南等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临时中央决定派张太雷到广东工作，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8月下旬，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制定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构，同时改组了广东省委。9月到潮州、汕头一带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到上海中共中央参与制定广州起义计划，下旬回到广州主持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组建了广州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总指挥。

      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起义消息泄露。张太雷当机立断，于12月10日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一天起义。12月11日，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在张太雷主持下，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

       广州起义引起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度恐慌，他们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虽经起义军民浴血奋战，但是到12日下午，起义武装已经难以与敌军抗衡，敌军攻占了起义军的重要阵地，并分兵直扑起义总指挥部。张太雷闻讯，立即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车行至广州市大北直街（现解放北路）附近，遭到敌人伏击，他身中三弹倒在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里，壮烈牺牲。

       张太雷为中国革命献出了29岁的年轻生命，成为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领导人，他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实践了他少年时立下的“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