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原名贺文常， 字云卿。 湖南桑植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贺龙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卓越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贺龙因家境贫寒，自幼务农，后与人结伴运盐谋生。性格豪放仗义，痛恨社会黑暗，富于反抗精神。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参与领导湘西暴动，发动群众攻打石门县城。3月率领乡邻21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缴枪12支。随即，组织桑植讨袁护国民军并任总指挥，后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1梯团第2营营长。失败后前往长沙，改名贺龙。 1917年9月回乡组织农民武装，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任湘西护法援鄂军民军第1路游击司令。12月因受上级猜忌被解除武装。返乡途中在石门、慈利交界的两水井，与吴玉霖用两把菜刀袭击慈利县长卫兵，夺枪两支，重新拉起队伍。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毛泽东主席授予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仪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贺龙元帅戎装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924年，贺龙任四川陆军暂编第9混成旅旅长时留影

1925年2月16日，贺龙就任建国军第一师师长时留影

长征胜利结束后的贺龙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贺龙。图为贺龙与心爱的战马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贺龙

1936年12月，红二方面军干部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合影。前排左起：贺龙、朱瑞、李井泉、王震、关向应、贺炳炎、甘泗淇；后排左1张子意，左5陈伯钧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贺龙被任命为一二零师师长

1937年贺龙在富平县庄里镇召开的“五一”庆祝大会上

1938年贺龙在山西

贺龙与关向应在晋西北前线

1938年贺龙在山西岚县

贺龙元帅不离手的那只烟斗,不论是历史照片中，还是影视剧中，随处可见

1939年1月，贺龙率120师主力进抵冀中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1939年贺龙在冀中前线

1939年贺龙在冀中

1940年反“扫荡”时，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在彩林

1940年3月10日，贺龙在山西临县窑头120师和山西新军参谋长会议上讲话

贺龙和所属部队部分指战员在一起

1942年8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贺龙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1942年4月，在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等陪同下贺龙与朱德总司令视察南泥湾

贺龙视察部队

贺龙与王震等在延安

1942年贺龙在延安

贺龙在延安

贺龙和小八路在一起

贺龙在观察与分析战局

1947年9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

1948年9月贺龙在西柏坡

贺龙在1949年

1949年12月，贺龙奉命率第18兵团和第7军一部入川，解放大西南。图为进军途中与王维舟、周士第研究战役部署

1950年春，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

贺龙

贺龙与王维舟、李达检查进藏部队装备

贺龙在视察中与邓小平交谈

贺龙在前沿阵地

贺龙和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等在雁门关前线。（雁门关伏击战）

贺龙、毛泽东、朱德在一起

1951年，贺龙在重庆

1952年，贺龙在西南军区第一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讲话

贺龙在调研

贺龙与毛泽东在一起

贺龙与毛泽东在一起

贺龙与毛泽东在一起

贺龙与毛泽东在一起

贺龙陪同毛泽东接见部队代表

1952年11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时的贺龙

1952年8月，贺龙与朱德、邓小平在全军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的开幕式上

贺龙与周恩来视察海军

1953年10月，以贺龙为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

贺龙在某海防阵地参观坑道工程

贺龙在上甘岭上

1953年10月25日，贺龙同金日成亲切交谈

1956年，贺龙视察北京射击场时给运动员讲解射击要领

1956年3月，贺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的身份出访巴基斯坦时，与耿飚大使在飞机上

1956年，贺龙检阅“强渡江河”部队

1958年10月，贺龙与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元帅在某军视察

1958年5月25日，贺龙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

1959年10月，贺龙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受阅部队代表

1956年10月28日，贺龙在中南海与朱德、叶剑英交谈

1959年5月，贺龙与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观看乒乓球运动员表演

1959年10月3日，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致开幕词

1959年5月，贺龙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与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合影

1959年5月7日，贺龙与周恩来、朱德会见跳伞运动员

1960年5月，贺龙在欢迎登山运动员胜利归来大会上讲话

1960年6月，贺龙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上致祝词

1960年10月，贺龙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

贺龙在运动会场

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同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亲切交谈

1963年10月，贺龙在全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上致开幕词

1963年11月4日，贺龙出席在印度尼西亚雅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开幕式

1963年11月6日，周总理到机场欢迎贺龙副总理和参加第一届新运会的我国代表团胜利归来

1964年6月，贺龙与出席海军五好战士会议的代表亲切交谈

1964年10月，贺龙在杨得志陪同下观看山东民兵大武

1965年8月，参观我国自制的部分体育用品

1965年，贺龙在大庆油田视察

1965年9月，贺龙率中央代表团赴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

1965年10月，贺龙在新疆视察边防部队

1965年12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广州

1966年4月，贺龙与薛明在成都

贺龙在海军某部舰艇上

1966年10月1日，贺龙元帅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

贺龙与夫人薛明

贺龙与夫人薛明

贺龙与薛明在成都

1951年，贺龙一家人

贺龙在全国运动会上致开幕词

走进父亲贺龙的抗战岁月———八路军艰难抗日让人震撼

贺龙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6年参加北伐，是当时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率第二、六军团进行长征，次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率部深入敌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派所部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率师主力东进冀中，兼作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八路军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该区部队作战，挫败日伪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巩固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率部重反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曾率部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后率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一部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西南广大地区。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回顾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我们用原始史料记载的数据和事例说话，越研究越觉得震撼！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苦，但不知道当时苦成什么样子；也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不知道究竟怎样发挥了作用。我们今天说要传承历史，在传承前头还要加个“真实地”传承历史，这样才对得起先烈的付出和牺牲。

“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

1936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后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驻扎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与红27、红28军等部，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由我父亲贺龙担任，副师长肖克。

红军改编，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思想上不能接受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

面对这种情况，父亲非常着急。他理解官兵的心情，就一个团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连我贺龙也不愿改！”

父亲接着提高嗓门，严肃地说：“同志们，这样可不行啊，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如此一来，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你们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哪一头轻，哪一头重？但是，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部队。”父亲的这番话打开了干部们的心扉，连长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

9月2日，120师在庄里镇永安村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父亲诚恳地说：“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父亲的话在官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白皮红心”的经典论述也使大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接受了党中央一致抗日的命令。9月3日，120师8227名抗日健儿，分别从驻地出发东渡黄河，进入烽火连天的山西前线，开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崭新历程。

从大数据看120师抗日战绩

父亲所带部队的特点是打仗英勇顽强，善于诱敌深入打歼灭战。在70多年前，八路军120师是一个让敌人头疼的部队番号。

1937年9月，父亲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他指挥部队在雁门关设伏，击毁日军运输汽车100多辆，毙敌500多人，夺回雁门关。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率部挺进晋西北，进军绥远，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父亲奉命率领120师主力千里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

1939年4月，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平原后所进行的第一次歼灭战，也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原大量歼敌胜利的模范战例。在周围日军据点林立的情况下，父亲集中7个团的优势兵力，经3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700余人，俘虏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200余支，基本歼灭了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敌人被包围的时候，绝灭人性地使用了毒气弹。正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的父亲和120师机关20多人中毒。父亲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医务人员要抬他进村治疗，他摆摆手，要过浸了水的口罩戴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把敌人完全消灭为止，为部队作出表率。

齐会战斗的胜利，揭穿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蒋介石也发来慰勉电，称“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阴谋占据我晋西北根据地。父亲又率部返回晋西北，领导晋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建设民主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扫荡”和“蚕食”，为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父亲率领的120师的主力部队要么担任“御林军”在陕北保卫党中央，要么在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晋西北，守卫陕甘宁边区东大门，与其他部队相比，几乎没有发展。但是从作战效率和伤亡比例上比较，父亲所率领的120师是非常突出的。

今天已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才是硬道理，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的原始统计数据来做一个比较。具体统计核实相关数据并分析得出结论的是军史专家杨晓哲。根据他的统计，八年抗战中，平均每千名八路军歼敌1090人，120师每千人歼敌2638人，是八路军平均战绩的2倍多；八路军平均每歼敌千人伤亡486人，120师每歼敌千人伤亡461人。120师也是在对日作战中缴获敌人机枪最多的部队。所以说，120师的抗日战绩可以用英勇善战、机动灵活、伤亡率低、作战效率高来概括。

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功绩，我们从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战场回忆》中也能得到印证。他回忆说：“(1941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最迟从1941年开始，主要力量都是用来对付敌后抗日武装的。从这些当时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包括父亲率领的120师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如何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

没想到抗战苦到这个程度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父辈们的日常言语中，我就知道在抗战时期父亲和他带领的部队是很苦的，但我没有想到苦到什么程度。直到长大后，尤其是近年来翻阅研究当年的历史资料，才对父辈所经历的艰苦岁月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1940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并阴谋占据我晋西北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父亲率120师从冀中千里挥师返回晋西北根据地。严峻形势下，父亲领导晋西北军民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硬“把敌人挤了出去”。当时的根据地，外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封锁，内部则是粮食、医药等物资缺乏，生活极为艰苦，根据地进入了异常困难的时期。

晋绥根据地本来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不利于抗日武装的生存发展。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有一个统计数据，当时115师主力所在的山东根据地人口有2800万，129师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有2400万人，晋察冀根据地有2500万人，而120师所在的晋绥根据地只有320万人。多大的水养多大的鱼，遇到内外封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更是雪上加霜。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从参加革命开始，父亲所带部队的给养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从来没有在钱财粮草的问题上低过头。

当时的晋绥根据地在内外封锁的情况下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我用当时的文件、电报等原始资料举几个例子。

1940年《120师供给工作报告》中说，部队转战回晋西北后：“当时吃的粮食大部分是黑豆，这种粮食如果作马料和喂猪是很好的，但完全当饭吃是很少见的(营养成分很少，人吃了易生病，特别是肠胃病)。但我们连这种粮食也吃不饱。因为粮食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两至三顿稀糊糊，有时连糊糊也吃不饱，简直就是喝黑豆汤。”“严寒十月天至十一月间，仍穿着仅仅一套贴肉的单衣同敌人搏斗，也常常光着脚行军作战。”

还有更惨的，这些文字描述，至今让人看了都很不舒服。120师卫生部1940年《晋西北卫生医疗报告提纲》中说：“敌区购买需要经无数封锁，不是买不得就是买得后又被敌人劫去。本区域除少数中药外，西药方面根本没有购买的所在处。总卫(指八路军总部卫生部)每一季领发，虽有少数发给，但所发的药材还不够一季使用的千分之一…… 

父亲一生一贯顾全大局，先人后己，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当时晋西北根据地条件如此困难，有时连黑豆也吃不上，但他还是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尽力支援陕甘宁边区。部队只要有所缴获，他总是派人先给党中央送去。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的精神面貌还是那么好，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任何时候都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在晋绥军区人们都知道，篮球队是贺龙手下的几件宝之一，他们进行“双打”——边打鬼子边打篮球。有许多次，日本鬼子都快到了，篮球队还在生龙活虎地比赛，老乡们说：“不用怕，贺老总心里有数，安全得很。”这就叫革命的乐观主义吧。

“把一代人打丢了”

父亲在生前很少对我们讲他战争年代的故事，他所经历的磨难和伤痛也很少说。

到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已年近半百，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他带的兵年纪还很小，经常一片一片地倒在了战场上，他心里很不舒服，这种伤痛一直藏得很深。1955年元帅授勋的时候，父亲在现场很感慨地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肩上挂着的这个牌牌应该是他们的，他们没能活到今天，却最应该得到这个荣誉。

父亲年近半百才生下第一个男孩，我哥哥，51岁时才生下我，可以说是老来得子。他后来在部队里讲话时说：“我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我们这代人磕磕绊绊活下来都很不容易，但假如说抗日战争没有结束，一直打到现在，我们这些人肯定都会被父母从身边捐出去，一个不剩，都到前线去，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一定是这样的。

今天的我们要继承父辈的遗志，发扬抗战精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教育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必须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必须要有强烈的区分是非的能力，必须要有坚定的爱国爱民族的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作者简介：贺晓明，1947年2月生于晋绥根据地。1965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国际政治专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贵州省、山西省、外交部、北京市工作，2003年退休。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中国红军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