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图为毛泽东给首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上政治课（国画）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为加强秘密工作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地区的安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在原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中央特科。图为中央特科时期的周恩来

江苏常熟人李强，自学成才，研制出了我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后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共四科。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由李强担任。

周恩来秘密安排时任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前往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图为张沈川

       在训练班担任教学工作的，除了李强、张沈川外，还有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涂作潮、方仲如等人。1930年12月17日，开班不到两个月，“福利工厂”被法租界巡捕突袭，20余人（5名老师、15名学员）惨遭逮捕。图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

红军缴获的“半部电台”

红军缴获的半部电台原状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叶坪首次播发新闻的电台旧址

红军长征中使用过的电台

    红军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波澜壮阔的军事史，总结红军总是以弱胜强，总是在生死之际力挽狂澜，走向胜利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红军官兵英勇奋战，更重要的在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而领导决策是需要准确无误的情报和信息作参考的，无线电通信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我军装备的第一部电台，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红军成功围歼谭道源的第50师。战斗中，红军又成功缴获了一台完整的15瓦电台（收发机都在）。于是，红一方面军有了“一部半电台”。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专门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为表示对技术人才的重视，领导特别提出，给电台人员发放技术津贴，一个月能有几十个银元。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

邓颖超是我党最早的译电员之一

从1927年11月特科成立，中央特科以上海为中心，一直工作到1935年

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

遵义会议后，红军兵分两路北上，为了加强对左路军的领导，毛泽东派伍云甫率一通讯电台到张国焘处工作。不久，张国焘另立党中央的企图败露，后发现是电台走漏了消息，便将责任归咎于第一电台台长罗若遐，准备伺机报复。后来，张以迟缓发电报为由，将罗关押拷打。伍云甫闻讯严词责问张国焘，并连夜找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详细汇报情况。在他们的干预下，张国焘只得把罗若遐放了。在朱德、刘伯承领导下，伍云甫想尽办法保障了红一、二、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联系,为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图为毛泽东与伍云甫（左二）亲切握手

无线电队首任政治委员冯文彬

无线电首任队长王诤

龙冈战斗后，王诤和刘寅自告奋勇，担任了半部电台的维修和试机工作。王诤负责检修，刘寅负责架设天线，很快，这半部电台就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图为刘寅

左起：王诤，王子纲，刘寅

曹丹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密码，将电报内容全部破译出来。随后，电报经红三军黄公略军长和蔡会文政委阅后，迅速送到红一方面军总部。总部领导依据电报提供的敌军部署，在敌我力量为10∶1的悬殊对比和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乘虚蹈隙，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一连打了3仗，3战皆胜，缴枪万余。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曹丹辉，并对他的突出贡献给予肯定。毛泽东还当场发给曹丹辉3块银元，以资奖励。图为曹丹辉

（左起）王诤担任延安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时与李克农、廖承志、杨尚昆合影

红军无线电队部分成员合影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无线电技术

1937年7月5日，红二方面军无线电大队人员在陕北合影

红军的无线电台在长征中还广泛收听国内外新闻，为党中央正确分析形势、科学进行决策提供服务；并向外界播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及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广大人民的斗志。

盐水泡电池是红军通信兵解决电源不足的一个创造性的好办法。图为红军浸泡废电池用过的盐水罐

红军无线电总队旧址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被周恩来誉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阎宝航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和秘藏的有关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并先后供给战时盟国苏联和美国，阎宝航也因此成为中共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

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陈忠经、熊向晖、申健

周恩来题词

福建省建宁县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旧址

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旧址内部展示

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旧址内部展示

无线电通信被称为长征“夜路上的灯笼”

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始于1931年。在此之前，红军在游击作战中还未意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红7军在1930年4月底曾缴获过一部电台，但在转战途中把它埋掉了。1930年以后，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便有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要求。1930年9月彭德怀部队打长沙时，与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但互相不能通信。从那时起，红军感到非要建立无线电通信不可了。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中就有在战争中必须把缴到的无线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人员一律保留下来，送总部处理这样的命令。

其实，当时党中央也早已觉察到在革命战争和白区地下斗争中有发展无线电通信的必要。为了便于实现对全国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联系，党中央从1928年夏开始，就在苏联和上海挑选优秀的党团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将学成的一部分人员和装制的机器陆续往苏区输送。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歼灭敌18师张辉瓒部的52旅、53旅，第一次缴获到敌师部的一部收报机(其灯座是弹簧式的)，但发报机已经坏损。和这部15瓦电台在一起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随即参加了红军，他们成了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红军总部立即决定由他们开始办无线电训练班。当时，朱德总司令非常重视这项重要的起步工作，他几乎每晚都要来给几位报务员讲述革命道理和斗争形势。这期间，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敌旅部的一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

有了这一部半电台后，还不能通报，当时主要就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译电机关和指挥官尚未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他们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地点时则又用明语，这是因为他们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他们的行踪和部署。红军的电台从开始成立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主要工作就在这方面。敌人的泄密，又从反面提醒了红军，使红军认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因此，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无线电保密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性。

1931年2月初，在江西宁都县小布，红军总部开办了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学员有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钟佩兰(女)，共12人，都是当时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连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毛泽东总政委对这个训练班很关心，他和周以栗(当时任总政治部代主任)常来作形势报告或给大家上党课。这批学员最后剩下10人，学了4个月，就分到无线电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和机务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青塘。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开始上机工作。歼灭敌28师公秉藩部时，又缴到一套100瓦的电台。于是决定把前一套电台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带到前方，跟随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行动，刘寅和曾三则带着新缴获的一套电台随叶剑英在后方，从此，前后方开始了无线电通信。接着在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曾三在机上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在南丰县康都镇举办了第2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20余人，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枫等。同时，曹祥仁在红3军团也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7月，蒋介石分兵3路，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红军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作战中我红12军向黄陂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引诱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由敌军之间20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回到兴国境内集中。在转移途中，毛泽东为了防止电台泄密，就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答:“真空管。”毛泽东便决定由自己亲自携带真空管。他还问:“还缺什么电台也不能工作？”伍答:“电键。”于是毛泽东就要了电键让警卫员携带。后来，一路顺利，红军穿过了敌军包围。

这次作战，歼敌毛炳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等部，红军又得到3部电台，随即将其配给红3军团、红3军和红4军。随红3军团电台的队长是吴如生，政委是杨光池；随红3军电台的队长是朱虚之，政委是杜平；随红4军电台的队长是陈宗泰，政委是肖华。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红一方面军已有6部电台，配在军委、总部、红3军团、红3军、红4军和红12军，其中除军委一部为100瓦外，余者都是15瓦。就在这时，上海党中央派的又一批无线电人员来到苏区，其中有朱邦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和王逸群等。

在第三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之间，红军无线电通信有了飞跃的发展。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部队一下子带来了8部机器和40多名技术人员，这些专业人员里有海凤阁、荆振昌、汪名震、陈士吾、刘光甫等。我们的电台陡然增加到14部。宁都起义后组成的红5军团及其3个军，各分配一部电台。

宁都起义后，红军紧接着在福建省长汀办了第3期无线电训练班，这期学员30多人，有刘士庆(清)、钱江等。从这期起，训练班改称军委无线电学校，与无线电队分开，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后为曾三。这期(第3期)学员没毕业就开始打赣州，学校就迁至瑞金的洋溪村。从第6期起，学校开始包括有线班、无线班和司号班，还有一个训练鸽子班，一直办到第11期时开始长征。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主席。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此时还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配给一部电台，用“cSR”呼号发新闻。在1932年一二月间，瑞金与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沟通了联络。二三月间，与湘鄂西苏区红3军沟通了联络。

1932年5月，蒋介石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结束后，立即把“围剿”重点转向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1至3月红军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分电台，同来的有朱道松、周维、张瑞等。在此前后，中央苏区派肖英、徐萍带一部电台去湘鄂赣，派阎知非、江文先后各带一都电台去湘赣，并相互间沟通了无线电联络。可惜不久，湘鄂赣电台被破坏。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苏区建立了一所通信材料厂。此厂隶属军工局，业务上受通信部门领导，厂长涂作潮，工作人员有徐小弟、李长春和廖昌林等，有一部车床和钻床，主要工作是利用已有零件(宁都起义带来的材料)装配机器。

第五次反“围剿”时，又增加了党中央一部电台，抽调那部100瓦电台专与上海党组织联络。到长征之前，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一共发展到17部电台。

1934年1月军委成立四局掌管通信工作。后来四局与三局对调代号，通信部门从此便称作三局。三局下面分通信科、器材科和简易通信科。当时的通信科长是罗若遐，器材科长是涂作潮，简易通信科长是篪锦柱，三局局长是王诤。

军委下面各部队有通信主任。通信主任只管有线电话，无线电台统由无线电总队领导，无线电总队最初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3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军委首长决定。无线电总队下设分队，只有红3军团的电台分队合起来组成一个电台大队。

有线电方面没有固定编制。总部有个电话总队，约两个连，100多里被覆线；红3军团有个电话队；再下面，每个师有约二三十里被覆线；团里的器材多少要看缴获，少的只有七八里被覆线，作战时只能够架通主要方向。红军的有线电话是在1929年以后才有的，而真正建立起有线电话通信还要算在第一次反“围剿”时。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了3部电台，给刘伯坚、项英和江西军区，其余14部电台都带着长征。开始时运输队有200多人，器材100多担。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了几部电台给他们，后来红5军团、红9军团又带了一部分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去，结果北上时红一方面军只剩5部电台(一部在军委，其余在红1、3军团和干部团)。这都不是大机器，有时把收信管当发信管用。原来长征路上带着的100多担器材，到陕北后只剩下一担零件了。

到陕北后，陕北红军有3部电台，加上中央红军带来的5部电台，共8部电台。配属在前方总指挥部1部，后方总部2部，新闻台1部，红1军团2部，红15军团2部。

红二方面军在红2、6军团会合时只有2部电台，在湘鄂川黔时期先后缴获5部电台，长征到达甘肃天水附近又缴获一部15瓦电台。

无线电通信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据王诤回忆，1933年1月浒湾战斗中，红军和国民党孙连仲、吴奇伟各一个旅共6个团遭遇在枫山埠一带。红1军团占据枫山埠与敌对峙，红5军团在长延庙与敌14师对抗，红3军团负责大包抄。战斗打响后，红1军团很快歼灭了当面之敌，而红5军团因放在前面的是新兵师，缺乏作战经验，在敌猛攻下节节后撤，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不幸牺牲。这时，红1军团为了与红5军团夹击敌人，消灭其14师，乃由电台发了“cEM”信号给红5军团电台，要它无论如何不许移动。这时红5军团电台已突出在阵前，前面敌人已冲上来了，但因收到了我们的“cEM”信号，电台政委李白就勇敢地指挥监护班用轻机枪与敌战斗，掩护电台坚持工作。就在这短短时间里，我们把红1军团全歼敌人的捷报发了过去。这一消息由红5军团政委传到部队，立刻掀起了一个猛烈的大反攻，终于将敌14师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