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国民党军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七人参加。会议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会合红2、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通道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史称通道转兵。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执意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次召开的重要会议，虽然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但因中央领导层的意见不统一，未能就战略转移的方向作出决定。但是，通道会议为促进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转兵，创造了良好条件。

长征途中的23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关于通道会议的回忆

关于通道会议的记述

通道会议决定

邓颖超关于通道会议是否召开的问题询问，周恩来的答复

中央红军在通道

通道会议情景模拟

以下为通道会议相关路线图、旧址、雕塑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是震古铄今的人类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当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时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此次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进行，人称“飞行会议”，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多年以来，各级党史研究部门都在走访调查、取证查实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同志亲临通道调查走访，认为这次会议在长征史链中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一环链条。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是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4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入通道境内。此刻，“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李德、博古等人，不顾红军湘江战役后兵力折损过半的实际情况和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将面临一场生死决战，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于12月12日在通道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上，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迫于形势压力，毛泽东同志关于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当日会后19时半，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兵。
      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当时通道县城的县溪进入靖州县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会，以便转入黔北”的电令。14日，中央纵队进入黔境后，军委又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要配合行动，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