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在由贵州向云南扎西行进的路途中，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会议，对遵义会议作出的决策部署进行了贯彻落实，对红军的全局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经过研究，主要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决策部署。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会议经过酝酿、研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二是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根据敌情变化，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军部署，决定由准备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折，向云南扎西前进。三是从组织上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鸡鸣三省”会议根据中央苏区已经变化了的斗争形势，改变了以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更好地坚持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62年5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中指出：“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1972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的回忆和记述，以及中央红军这一时期的电文，为我们研究“鸡鸣三省”会议提供了文献资料。

 一、“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鸡鸣三省”会议是在一种非常特殊、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承载着特殊的使命。

1.遵义会议留下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这个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主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惨重的失败，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步产生怀疑和不满，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情绪在滋长。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的坚强领导核心。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这一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遵义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个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召开前后这一段时期，是党和红军各种矛盾冲突最为交织、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遵义会议作出的上述这些决定，是在战场上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后形成的，来之不易。遵义会议指出了博古（秦邦宪）、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改变了中央的军事指挥，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敌人实行围追堵截、革命斗争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重大是非问题，也没有及时解决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后的分工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那样一种紧急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主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还心存疑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伴随着红军转战、军情一再吃紧、频频面临险境，政治局常委分工的问题被迫切地提上议事日程，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这个问题越晚解决，红军遭受的损失就越大。中央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去完成这个未尽的议题。

2.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必须调整战略部署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在贵州赤水、土城及附近地区渡过赤水河，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但是由于情况报有误、没有摸清敌情，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役失利，没有达到预期的大量歼灭尾追之敌的目的。当晚，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立即突围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再相机行事。土城战役失利，迫使中央必须尽快总结失利原因，并针对新的情况确定新的进军方向和战略方针。这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抓紧时机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重要原因。

3. 苏区中央分局来电请示行动方针并要求立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办撤离苏区时，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等组成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工作。长征开始后，中央的主要精力放在主力红军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上，无暇顾及苏区，没有对苏区工作和革命斗争作出部署。与此同时，由于信息隔绝，苏区中央分局对遵义会议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情况一无所知。因而，在国民党军队继续“清剿”下，苏区红军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而是继续坚持第五次反“围剿”时“左”的错误军事策略，打阵地战，导致根据地被压缩包围，损失惨重。当时中央苏区正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红军主力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急电中央和军委，要求指示行动方针。立即研究和讨论苏区中央分局来电请示问题，成为万分火急的重大事情。

“鸡鸣三省”会议虽然是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从会前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酝酿，特别是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谈话、周恩来与博古的“周博谈话”、刘少奇与博古的谈话来看，“鸡鸣三省”会议又是从遵义会议起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这一系列的因素表明，此次会议的召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努力结合的产物，是势在必然。

二、“鸡鸣三省”会议的主要内容

党和红军迫切需要中央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实施正确的军事原则、带领党和红军走出困境的关键时期，红军从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进、由被动摆脱围追堵截到主动灵活转战的关键时期，中央苏区面临战略择迫切需要中央作出指示，这样的形势和任务，使得“鸡鸣三省”会议聚焦了这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鸡鸣三省”会议主要研究和决定了如下重大事项。

1.按照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既未提出必须撤换中央的最高负责人，也未规定再分工的具体内容。但是，“鸡鸣三省”会议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周恩来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毛主席“说服了大家”。“鸡鸣三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名义上讲，毛泽东已是5个常委之一，但并没有具体分工。而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毛泽东进入军事决策核心层，“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军事指挥地位得到明确。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军事指挥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此后，在苟坝会议上，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伍修权回忆说：“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认为：“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朱德传》指出：“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2.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重大战略调整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目的是要实现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四川赤化”的原定目标。进入川南地区以后，鉴于红一军团二师围攻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各路敌军陆续向叙永合围、川军主力集结川南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红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中央军委在2月3日22时的电报中指出“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这表明中央已经在酝酿和决定向扎西集结。但是在2月5日凌晨3时的电报中指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这表明中央还在分析敌军部署，在渡江和西折之间视况而谋定。在2月5日21时半的电报指出：“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明拟续向扎西前进”。这表明中央在5日已经明确了西进的方向。

从我军自2月3日19时到2月5日22时这段时间发出的12份行军电报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军部署，根据形势变化紧锣密鼓地酝酿和部署战略行动。虽然中间经历了变动，有所反复，但总的方向是逐渐明确了。这个总的方向是由准备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前进。这是红军四渡赤水中具体改变战略方向的开始，体现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灵活机动的军事原则和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经过这样的战略调整之后，红军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了扎西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至此，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两个任务——政治局常委分工和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已经全部完成。

3.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

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也在思考和酝酿转变。1934年11月底，苏区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采纳陈毅提出的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并做好突围的准备。1935年2月1日，项英致电中央指出“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请中央就“集中行动”与“分散目标，便于游击”等“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的“整个行动方针”问题作出决定与指示。4日，项英致电中央，提出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和突围方向，“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并要求“中央和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2月5日，项英再次来电催促中央“请立复”。当日，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报，郑重告知：“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从这份“万万火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鸡鸣三省”会议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的问题。会议正确研判形势，认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明确提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以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指示中央分局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强调“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鸡鸣三省”会议根据中央苏区已经变化了的斗争形势，改变了以前中革军委关于留守红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坚守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三角地区”的方针，从而使苏区中央分局能够脱离“左”倾思想束缚，跳出“三角地区”，组织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种策略上的转变，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更好地坚持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不仅改变了苏区与国民党军事斗争的不利局面，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