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袖高度重视对中国革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朱德对革命历史的撰写也很关注，他于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述了红军的历史，回顾了红一军团的发展历史，指出由叶挺独立团发展的队伍和以后建立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军队中有党的组织；有政治训练；有湖南、江西两省广大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从历史中得出了“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的结论。他谈到了当时和范石生搞的统一战线，指出“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他讲述了湘南起义，同毛主席会合，组织游击战争，成立红四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中政治工作，闽赣边界创建大块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等历史。他强调指出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不可居功。

1937年何干之来到延安后，他在当年完成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为生活书店出版，这本书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写到新启蒙运动展开的 1937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较早的论著之一。193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出版《中共中央抗日文件汇编》，同年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的《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1938年解放社出版《红色文献》，新华日报馆出版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文献》。此后的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还编纂出版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上册）。此间，延安出版的革命历史类著作还有《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两条路线》和《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九一八”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等等。   

延安时期为满足各类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加大了历史教材编纂和出版工作。1937年出版了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引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史料扎实，完整全面，影响颇大。作为教材，这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著作被解放区的各种干部学校列为课本。陈昌浩撰写了《近代世界革命史》讲稿，并由解放社出版，他在马列学院三校担任政治课教员时，这本书就是其授课教本。1939年，中国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为了更好的宣传革命历史，1939年毛泽东直接组织并参与编著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该书“第一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三人负责，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撰写，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主笔。1940年出版，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书共刊印、翻印、出版约110版次，是延安时期政治、历史书籍发行量最大、出版范围最广的几部著作之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世界革命史教学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书1938年出版后不久，就有重庆、上海和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三种中文版本，陕甘宁边区刊印的莫斯科译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当时重要教材，被指定为中、高级干部的读本。这个阶段各校编印出版的史学教材还有：1940年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训练部编印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1942年12月抗大二分校训练部编印的《社会形态发展史提纲》等。另外还有1941年西北抗敌书店出版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教程》等。

（编辑 张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