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中，王稼祥深刻体会到，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秘密工作，还是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都需要筹集经费。所以王稼祥十分重视金钱，为了给革命筹资绞尽脑汁；但王稼祥却从不为金钱所累，尤其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一直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作为战胜经济困难，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参与了全军大生产运动的领导工作，并且直接主持了军委直属机关的动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大生产运动中，王稼祥十分重视发挥经济工作人员的作用，同时也重视对经济工作者的监督，防止贪污腐化。在194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对于经济工作人员，一方面要教育他们，一方面要尊重他们，另一方面又要检查他们。上半年进行了一次查账，各单位组织经济委员会临时检查，很有必要。”1942年，王稼祥在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召开的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反复强调，经济工作人员是管钱管物的，要善于经营和算账。为此，他专门讲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钱的作用。王稼祥谆谆教导说：钱这个东西，要辩证地对待，既可爱又可恨。有了钱可以买到东西，我们的生活会过得好一点，没有钱就办不成事。在这一点上讲，钱是可爱的。但钱要从正道上来，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如果违法乱纪，搞歪门邪道，甚至贪污得到的钱，那不但不可爱，而且是可恨了。不劳而获的钱是罪恶的钱。这样的人，就会犯大错误，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时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的邓飞后来回忆说：“稼祥同志这些话寓意深刻，不但为经济工作人员，而且为全体同志都敲响了警钟，告诫大家不要在钱的问题上犯错误。”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领导人过的是供给制生活。王稼祥从不因为自己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而自视特殊，也不因为在战争中负过伤、身体有病而搞特殊待遇。在延安，中央军委评定他为甲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可以发给几十元的残废金，但是他从来没有领取过，也不准家属代领。

全国解放后，王稼祥牢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身体力行。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大使后，由于国外工作的需要，经中央同意，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律改为薪金制。实行薪金制，就得确定月薪标准。而王稼祥把自己的月薪标准定得很低，几乎与当时苏联一个司机的工资差不多。他的夫人朱仲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医务人员，作为大使夫人陪同前往，同时又在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学习，按规定应该享受薪金制待遇。但王稼祥在大使馆内提出，因朱仲丽正在进修学习，不定薪金标准，不发工资，这样一来，朱仲丽不仅没有享受到薪金制待遇，就连原先在国内享受的供给制也给取消了。朱仲丽每月的伙食费和日常零用钱，也只能从王稼祥微薄的工资收入中开支。回国后，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部长，按规定，有些开支是可以向公家报销的，如作为编外人员的保姆工资，工作需要的书报、地图、办公用品等费用。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交代朱仲丽一律在自己的工资中开支。朱仲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王稼祥让她交40元钱给秘书，买来一张大地图挂在办公室里供工作之用。而对这项费用，王稼祥不让秘书向公家报销。

“钱这个东西既可爱又可恨”，这就是王稼祥关于钱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集中体现了王稼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高风亮节，这个辩证法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写照。今天，咱们的物质条件明显改善，钱袋子都鼓起来了，更要牢记王稼祥关于钱的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处理好钱与权的关系，避免权钱交易，沦为钱的奴隶。

（编辑 刘书宇）